研究的动机

我们是从2020年开始研究三星堆的，因为当时受突发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不得不闭门谢客，潜心于研究。峨眉武术来源于蜀山文化，为了找到蜀山文化的突破口，我们先从陈抟老祖开始，一直研究到司马相如，最后才在三星堆找到突破口。

我们研究三星堆的时间很短，前后大概只有半年左右，就基本上弄明白了三星堆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找到了我们峨眉武术的终极答案。按常理说，在得到这些成果以后，我们只需要继续往上研究就可以了，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因为我一时好奇，当时多想了一点，于是不得不回头再来研究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研究三星堆消亡原因的时候，我们在综合商朝各个时期国力、军力和领袖风格等综合因素的考虑后，认为当时能攻陷三星堆的就只有两个王朝，一个是商武丁时期，一个就是商纣王时期。虽然我们更偏向是商纣王，但在殷墟的甲骨文里，伐蜀征蜀等记载都出现在武丁时期，所以究竟是商武丁，还是商纣王，我们一直都很难下结论，直到这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公布碳十四测定结果，最终确定是商纣王时期，于是一切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我们在三星堆的研究上再无疑惑。

因为我在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现武王克商不但与峨眉武术直接相关，而且还与我们樊氏宗族密切相关，可以解开樊氏宗族很多历史之谜，所以于公于私，我都无法自拔，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研究，把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搞了个明白。

现在，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我不得不如此，因为身为蜀山传人，一直以来的使命都在告诉我，如果我都不肯站出来，估计中国以后不会再有人站出来了。

结论的真相

前面有期视频，我在谈及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在处理碳十四测定数据的时候，言辞比较激烈，后来又觉得不妥，自己还是要尊重一下这些前辈专家，于是就把相关文字做了修改。但有个问题一直以来如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

我查过相关资料，包括当时众多专家在内，没有一个认为武王克商年是在公元前1046年。比如说马承源老师认为是公元前1105年，张政烺老师认为是公元前1070年，张培瑜老师认为是公元前1057年，王保德老师认为是公元前1049年，林春溥老师认为是公元前1047年，周法高老师认为是公元前1045年，李丕基老师认为是公元前1044年，竟然没有一个专家认为是公元前1046年。

我前面说过，当时为了和殷墟四期相承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碳十四测定数据采取了压缩上限保留下限的方法，将年代强行控制在公元前1050—公元前1020年这个区间范围内。但就是在这一区间范围内，国内也没有一个专家支持公元前1046年这个结论，那为什么专家组最后会采用公元前1046年这个结论呢？

这是因为公元前1046年这个结论是一个美国人的结论，他的名字叫班大为，他在1982年就通过所谓的天文推算方法得到了武王克商年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我查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的论文，不然我只须看一眼就可以知道问题所在。

我前面说过，无论用什么样的天文研究方法推算，都不可能得到公元前1046年这个结论。这是因为最重要记载天文天象的是利簋青铜器，但因为它在辨字、断句、释意上都出现了错误，所以根本无法支撑起建立在所谓“岁鼎”这个基础之上的一切天文推算。同样《国语》里的关于星象分野的记载也无法推算出公元前1046年这个结论。

所以我一直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非要与殷墟四期承接，那么采用张培瑜老师的公元前1057年，王保德老师的公元前1049年，林春溥老师的公元前1047年，周法高老师的公元前1045年，李丕基老师的公元前1044年，都无不妥，可为什么非要去使用一个美国人的结论呢？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打开大门的钥匙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虽然它的结论值得商榷，但它留下的很多基础研究资料都非常宝贵，是中华历史研究的宝贵财富，我们整个子孙后代都将从中受益。

我在读曹玮老师的著作《周原甲骨文》以及其他夏商周断代工程著作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感慨，因为我知道，这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些老师几乎穷其一生的研究所得，如果没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大可能就会被束之高阁，甚至无法出版。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思想的进步，我们重新来读这些书，就会发现它们才是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

所以在这里，我想对曹玮老师说一声，虽然你的《周原甲骨文》在当年没有受到重视，但它的的确确才是打开武王伐商真相大门的钥匙。

作者：龙天霸；来源：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