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科学：中国科技的“不行——很行定律”​

点击：  作者：纯科学    来源：纯科学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2-07-15 09:04:07

 

 

我的前一篇公众号文章“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发表后，在网上获得热烈反响，并且有众多其他公众号转载。尤其公众号“制造界”以“重磅：中美关系之巨变，现在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标题授权转载后，阅读量非常高，写本文时都快超过纯科学原创的阅读量了。其他公众号新转载时也纷纷采用“制造界”这个新标题。看来网上文章的标题确实很影响阅读量。表面看，我这个文章是谈中美关系，事实上它是谈中国科技发展的。当然，一些网友对该文也有其他看法，例如认为这有吹牛的嫌疑。因此，我们需要对相关问题作一些更深入的讨论。过去对中美关系我总结出了四个定律，非常有助于人理解美国对中国的行为。现在对中国科技发展，我也总结成定律，这样可能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我把它叫作“不行——很行定律”。这个定律是说，只要媒体上开始在大谈中国在某个具体科技领域上“不行”的时候，一定时间之内，中国就肯定会在相应的领域变得“很行”。本文就来严格证明这个定律。

 

一、说中国某方面科技不行的舆论是怎么来的——可能超出网友想象

 

对这个定律证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证据，是必须搞清楚“中国某方面科技不行”这种舆论一般是怎么来的。这个可能远超出网友的想象，人们可能以为它们是反对中国的公知们构想出来的，事实可能完全相反，有很多是支持中国创新的爱国学者和智库专家们谈出来的观点，而后又被公知们抄去大肆传播的。我为什么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不客气地说，因为我就是几十年前参与“制造”这类观点的专家之一，亲眼见证过大量这类观点的整个传媒发酵过程。

 

我们就以大飞机为例来谈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中国的C919等大飞机正在进入市场的初期阶段，另外中国又向空客下了292架飞机的订单。因此，关于这个话题也是近期的热点。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曾于1970年7月启动代号“708工程”的运十项目，前后投资5.377亿人民币（请注意这可是几十年前的5.377亿）研发出了运十大飞机，并于1980年9月26日试飞成功。但试飞成功后不久，于1986年下马了。

 

2003年，中国启动十一五计划的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当时很多专家，包括研究创新理论的路风教授撰写了建议启动中国大飞机项目的论证报告。我当时因为与李进良等力推中国3G技术标准TD-SCDMA，被支持中国创新的一些专家了解，当时将路风的论证报告发给我看过。关于这些历史情况，我在“中美科技大决战（六）——需要对华为说的心里话，华为终极瓶颈在哪里？”以及受邀为路风教授的专著《新火》《走向自主创新》写的书评文章“中美科技大决战（八）——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本文后面的参考文献里有介绍。

 

路风教授的报告基本思路是什么呢？主要是这样几个要点：

 

从经济学上讨论了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禀赋理论”，国际产业分工就是以这些各类禀赋理论为依据的。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就去做自己禀赋有优势的事情就可以了，例如因为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所以主要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了。但是，禀赋并不是绝对的，它是可以积累的。我在《科学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累积禀赋原理，应该说是受了路风教授这个报告影响的。

 

运十下马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如果当时不下马一直坚持下来，中国在大飞机上的技术资源会累积到很强的程度。因为运十的下马，当年参与研发运十的工程技术人员全散伙了，中国到2000年前后在这个技术领域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该报告也讨论了空客，印尼等在大飞机发展上的经验教训。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应当马上启动大飞机的项目。

 

路风教授的这个报告是当时讨论大飞机项目的决策报告之一，很多业界人士也大量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论证过程。

 

我当时对这个报告的看法是什么呢？这个火力有点太大了。我尤其不认同把运十下马看作是一个错误决策。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下马的项目很多，运十只是其中之一。因为大飞机涉及到的相关产业链太多了，并不是说运十研发团队本身能够解决的。我也曾与多位当年参与运十研发的工程技术人员交流过。因为当时的工艺材料问题，运十的重量比美国同类的波音707等要重很多，因此从单位乘客的耗油量等经济性指标来说是差太远的，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运十项目团队本身力所能及的问题。这涉及到整个中国当时的产业配套环境。钱学森等人可以在材料等配套产业环境很落后情况下通过系统工程方法把导弹等搞出来，可这是中国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搞出来的保命的东西，不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这么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运十等大批项目下马，一是腾出资源先用在见效快的领域，快速获得积累；二是中国放弃这些项目，也让美国等更放心地与中国合作，使我们快速地获得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大量科技。但到2003年，中国已经入世，经济、科技、大量配套基础产业都已经发展起来，因此2003年之后重新启动大飞机项目也是正确的。总结一句话：运十下马是正确的，商飞的大飞机在2003年之后上马也是正确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果说下马运十是一个错误决策，这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负作用，因为这个观点一旦公开，会使很多人产生误解，甚至不知道会偏到什么程度去了。事实上，后来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当成反对改革开放的借口之一。

 

但另外一些专家对我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如果这么来说的话，一是把路风教授的整篇报告基本思路全推翻了，二是如果按这个真实思路来谈，很多持反对意见的人，或者美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很容易找到反击的点：当时要上马大飞机项目，并且要做成，这个涉及到成千上万配套产业环境。你怎么去一个一个说清楚所有这些产业配套环境全都是可以解决的？有一部分可以说清楚，但大飞机项目一搞可能十年、二十年，很多在当时并不成熟的产业配套环境，是需要通过预测去判断在未来十多年时间内中国是全都可以解决的。这个就麻烦大了，反对的人如果跳出来只要找部分的产业链说这个很难，中国未来三十年也做不到，你凭什么说它一定就能在未来十多年内做到？十一五计划是要交给很多政府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非专业人士去讨论，如果陷入成千上万种配套产业链能不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可以成熟的专业讨论上，几乎可以肯定会把这些决策者全给绕晕，而且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

 

所以，就集中一点说当年运十下马决策是错误的，那就证明了应当尽快上马大飞机是正确的了。否则这个建议提案的活几乎就没法做。这个思路非常有道理，我当时也非常认同这一点，有什么负作用先不管了，只要能上马大飞机项目，等中国大飞机成功地批量出货的时候，有什么负作用影响到时候再去解释吧。

 

现在，中国大飞机经过20年发展成功在即，已经到了该为“运十下马是错误决策”这样的论调做出澄清的时候了。这个论调就是为上马大飞机项目而制造出来，而后被公知们大肆传播的。他们懂个鬼，根本就搞不清楚这种论调最初是怎么个来历，真以为当年下马运十的决策就是错误的。

 

我们的媒体经常说美国军方制造“中国威胁论”，目的就是为向国会要钱。其实我们国家也经常存在类似问题。只要是民主决策过程，就一定会有类似的问题存在：你要大量非专业的议员、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去对高度专业的问题做出决策，给什么理由呢？如果陷到真正专业的问题中去，纯属浪费时间。因此，这些首先得在专业委员会或专业群体里进行论证，专家论证出结果后，用什么理由去说服决策者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最好就是采用政治性的语言和理由。当你听到突然出现一个论调说中国某个领域不行，比国外差太远，很丢人，其背后的故事往往就是专家群论证过，准备上马这个领域的项目了。传出中国在这个领域不行，很丢人，言下之意是不上这个项目不行，政治上会犯严重错误。那决策者一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所以，当大众媒体上突然大肆炒作中国某个领域不行的时候，事实上在背后就是新的五年计划或某科技发展计划要上这个项目，但可能有一定障碍。要突破这些障碍，就得进行一定的舆论宣传，说中国这个领域不行是个严重问题。其实早就知道不行，原来怎么不说？因为原来没条件上项目，你说了有啥用？有条件上了，就开始说这个领域不行了。所以，一旦说不行，其结果往往就是准备开始上项目了。一旦项目立项，最开始炒作说中国这个领域不行的真正专家们就没兴趣继续再谈这个话题了。项目经费已经拿到手了，那就赶紧干活去吧！项目还没有结果时，哪有功夫再谈这个领域中国行还是不行的？

 

但是，这个信息一旦传出来，公知们的兴趣马上就上来了。接着这个话题不厌其烦地说一遍又一遍。真正的专家一没兴趣，二是在做出结果之前也不应该跑出来再说什么。由此就导致这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完全失去专业控制，单纯地被媒体添油加醋、越传越邪乎。况且，有公知们天天在那里说中国这个领域不行，每年新增的项目投资就不用发愁，搞这一行的专业人员闷声笑纳即可。公知们帮了这些忙，业内的人就不去感谢一下？根本用不着，有美国中情局用五美分、台湾方面用五台币走专项经费去打发，哪里用得着他们出钱？

 

在项目有结果之前，人们可以无止尽地去谈这个话题。但项目一旦立项，一般来说5年、10年往往都会有结果，中国在这个领域就变得很行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行——很行”会成为定律的原因之一。

 

二、国外制裁创造的机会

 

国家与个人、企业是类似的，资源永远有限。投入在什么方向永远是一个需要进行选择的问题。在常态情况下，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科技发展计划需要自己在大量技术方向上寻找和选择出未来需要投入的领域。这个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甚至可能让人头疼不已。一个项目一旦启动就不是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一直持续很多年的研发，最后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如果做了很多年，花了很多钱，最后却不成功，那显然是很让人痛苦的事情。我们往往只看得到成功的领域项目，不成功的项目就很少会有人再去提。但是，如果中国在某个领域受到国外的制裁，那事情就简单了，相当于国外帮中国做了决策。不用再论证了，被人打脸了，哪里还有什么好论证的，肯定得马上立项做啊！

 

所以，在公知们眼里，被制裁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但在做实事的内行人眼里，被国外制裁甚至被“打脸”本质上是一件好事 —— 有钱投入了，不用再费事一遍又一遍地搞那么多立项的可行性论证，还不一定能成。即使还是按正常流程去交立项论证报告，那也就只是走个过场而已。这也是“遏制背反定律”的原因所在。很多国家都遏制过中国。飞利浦等欧洲公司在彩电、节能灯、机顶盒等领域利用专利对中国公司进行过毁灭性的打击，这刺激中国形成了专利战略。发展到现在每年申请的专利申请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到了需要限制，更注重质量的程度。美国遏制中国的事情干得最多，所以对中国科技立项帮助也最大。美国只要遏制什么，公知说中国什么不行，那就相当于为中国在相应领域进行科技立项，获得经费铺平了道路。

 

这些领域中国搞成功了会感谢美国和公知们吗？当然也不会。所以我很同情美国，也很同情中国的公知们。他们是以特别的方式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的，结果却被人骂，落不到什么好，都快让我想起雷锋了！尽管中情局和中国公知本意是要让中国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但在中国科技发展上起到的意外作用的确就是接近于做雷锋 —— 做好事不留名，被人骂，坚持做。

 

三、为什么要讨论“不行——很行定律”

 

对于中美优劣的讨论，最容易引起的是各种心理反应：正面的是自信、自豪、乐观、骄傲，负面的是认为吹牛、狂妄、悲观，强调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种情绪反应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一再强调引起任何情绪反应都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希望从中客观地知道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正确的决策。

 

人们可能会问，按照以上所说，既然讲中国不行，会推动相关领域立项和投入，促进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那不是好事情吗？那就继续用这种方式不好吗？既然“不行——很行”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定律，那就多讲讲中国怎么不行，不就可以让中国更多地很行吗？有什么不好？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当然多讲就是了，没问题。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从跟随向原创的转变。这种方式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首先，它毕竟不是一个前后一致，正常合理的决策过程。其实在美国也大量存在这类问题。决策最后阶段的民主化，往往就会带来在最后阶段起最大作用的很可能是政治正确，而不是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有一个圆珠笔尖用钢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段时间媒体上大肆炒作中国钢产量世界第一，却连小小的圆珠笔尖所用的钢材都造不出来。这一旦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那就必须得解决了。很快中国一家钢厂投入研发，成功炼出了一炉制造圆珠笔尖所用的钢材，很多年都用不完。这东西又不是什么缺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就算圆珠笔生产不了，还有签字笔、铅笔、钢笔.....还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毛笔可以用，干嘛非得笔尖大一点儿的生意也不给别人留下？况且这东西又值不了几个钱。

 

第二，这样的决策程序，会使大家最后都学会把本来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立项问题，都倾向于最后变成政治问题来解决。这么搞多了，又会使决策者变得难以判断，并且经常被忽悠，这给科技立项造成很大混乱和困难。由此使真正需要的科技项目徒增更多困难。有越来越多的表格要填，有越来越多的“严格”程序要走，科研人员整天要为这些近乎政审类的程序性事务给烦死了。

 

第三，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决策过程只适合于跟随性的项目立项过程。因为只有跟随性的科技，你才说得出中国有什么不行的。国外也没有的东西，你怎么说得出中国有什么不行的？所以，过多依赖中情局和公知们来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立项当然是有极大局限性的。

 

第四，这样的潜在决策过程很容易被中情局和公知们所忽悠。人家也不是只做雷锋的，既然让他们起那么大作用，他们要是故意利用这种影响力来误导，那就难保不出偏差。我们当然不能把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选择寄托在中情局和中国公知们身上。

 

四、尽快建立适合原创的科技发展决策机制

 

上篇文章的网友留言里，有人希望我多讲一些实际案例。那我这里就多用一些实际案例来说明问题吧。上文的网友留言里也有问我原来一直说中国不行、号称“心脏病”的航空发动机怎么样了，事实上中国航空发动机早已经获得巨大突破，说中国造不出航空发动机早就是老黄历了。

 

原来中国航空发动机存在很多障碍，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是原材料的问题。航空发动机是一种高速旋转、高温工作环境。因此，发动机的叶片等要在极高的离心力、高温环境下长期稳定的工作，对材料和加工工艺的要求极为苛刻。例如，其中有一个原料是金属铼，如果不采用金属铼，要生产出合格的发动机叶片是极为困难的。全球铼矿非常稀少，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地壳中已探明的铼储量仅为2500吨左右。其中智利铼矿最丰富，有1300吨，占全球铼矿资源几乎一半，其次就是美国，占了390吨，俄罗斯占了310吨。铼是所有元素中熔点最高的金属之一，仅次于钨和碳，也是密度最大的物质之一，仅次于铂、铱和锇，与此同时，它也是所有稳定元素中沸点最高的元素。航空发动机中关键部件采用的合金里，有2%-7%的铼元素。构造航空发动机是铼元素最大的单一用途，全球铼产量的80%被投入其中。

 

但是，原来全球已探明铼矿的70%都被美国GE公司垄断了，这是美国可以长期保持这个领域领先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过去投入很多资源想绕开对金属铼的依赖，找到替代材料，但长期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所以，过去中国航空发动机进展缓慢，并不完全是说中国相关领域技术不行，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铼矿与金属铼

 

幸运的是，2000年时，中国在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宋家沟发现了一个储量达30万吨的大型钼矿，伴生有175吨以上的铼矿。这一下就解决了中国严重缺铼的问题。知道吗？也就是在中国发现大型铼矿后，航空工业“心脏病”的说法开始甚嚣尘上，现在该知道为什么会有中国航空发动机“心脏病”这个词汇的来历了吧？当公知们开始炒作中国航空工业“心脏病”问题时，其实中国航空发动机产业的大门已经敞开了。这个词就是当年申请相关经费时制造出来的，都到今天了公知们还在那里炒作什么呢？现在，中国年生产金属铼达到8吨，自身需求量只有2吨。英国罗罗公司生产的航空发动机所用的很多单晶叶片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所以，当你听到中国已经在研发推重比超过美国普惠和GE公司的航空发动机时，不要有任何惊讶。

 

以上信息其实都已经有些大路货了，如果人们仔细去搜索一下，网上相关信息多的是，只是航空工业“心脏病”的说法还在被一些公知们傻乎乎地到处传，而真正干这个的中国航发、西安航发、沈阳黎明、中航工业商发等公司的人根本就没兴趣去驳斥这些说辞。他们得了好处干嘛要去驳斥啊？

 

以上传统技术路线的航空发动机产品我们不用再去说太多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查查。我这里要说说一般读者很难知道的一些信息。中国有些创业者已经在研发与现有航空发动机原理完全不同的脉冲爆震波发动机，有个民间创业团队甚至做出了样机。当然，美国也在研发这类技术。

 

北京还有一个创业团队是从另外一条路径进行创新的。航空发动机之所以价格极为昂贵，原因就在于前面所说的需要用到极为稀缺的材料。因此，他们就采用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技术原理还是涡扇发动机，但其原则是只采用普通的铝合金和普通的金属不锈钢。它是通过缩小涡扇的半径，减少转速等方法实现的。这样一来，他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低。这种发动机不是用在航空领域，而是做成发电机。这种发电机有一些很特别的性能。比如燃烧特别充分，而且对燃料的适应性超强，只要是可以烧的液体的东西，几乎都可以用：各种燃油、潲水油、汽车保养中清理出来的油污等，酒精、甲醇等更是不在话下，并且它们全都可以燃烧得极为充分。这个团队已经将该产品用于环保用途，并且在开发150kW以上的功率的产品。这就是一种全新的，原创性的产品。这类技术能用“不行——很行定律”来解决立项问题吗？当然不能。连国外都没有的东西，你怎么说中国不行？没法说中国不行，中情局和中国公知们都帮不上忙了，那怎么立项和判断？

 

所以，虽然我们早就知道中情局和中国的公知们大力地宣传中国不行，目的只是要让中国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但过去我们并不愿意揭穿这个潜在的全过程，因为它是能起到某些对他们来说意外的积极作用的。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完全揭穿它呢？因为在新的中国追求原创性的、领导世界的历史时代，他们已经起不了原来的积极作用了。用不着他们了，所以请好走，不送。

 

五、建立起对原创科技的判断能力

 

中国有句俗话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中国并不缺乏具有原创精神的人才，但的确缺少能够识别和判断原创科技能力的伯乐。我们原来的判断机制和规则，都是服务于如何能够让外行也能做出有效判断的。因为都是跟随国外的科技，有国外现成的东西，所以真不需要特别的内行来做出判断，只要一些形式化的判断规划指标，就可以做出有效的判断。例如，要求在哪些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这就相当于利用国外的资源判断过了。那就算完全的外行，也能通过这些指标在相当大程度上做出有效的判断。企业招聘时要求学历达到多少，是哪些大学毕业的。只要有了这些文凭，就算完全不懂专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也能做出一定程度的有效判断。

 

但对原创性的科技，如果不是特别的内行，并且具备判断的专业能力，别指望通过改进形式化的表格和评审规则、指标来解决问题。那就如同要让一个纯粹非技术专业的HR人员，去判断两个软件工程师谁能在某个项目上做得更好一样，是不可能的完成任务。无论你如何改进评审规则，如何将表格搞得更严格，都解决不了问题。

 

来源：纯科学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