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一些“文化人”的作品在在不断挑战我们的容忍极限。中国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把手伸向我们的少年儿童，特别是用他们低俗的价值观沾染孩子纯洁的心灵。但偏偏有人就要这么做。在我们认为最不应该的地方，一再地制造着不可被原谅的问题。《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被人发现插图和文字淫秽低俗，再一次向我们的心理底线发起冲击。这一次的配图尺度之大，丝毫不弱于前段时间引爆网络的人教版数学教材配图，文字的低俗更是实现了超越。都不用多加任何文字分析，各位读者直接看图就知道，这套给少年儿童看的图书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境界。
这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如果不是看看封面的著者以及图书上的书号，估计很多人会条件反射认为自己看到的是非法出版的地摊色情读物。但这套图书封面上白纸黑字写着“易中天著，胡永凯绘”。胡永凯，美国公民，移居香港，用这种充满色情暗示甚至明示的插图，污染中国孩子的心灵，我倒没觉得有太大的意外。
这套图书的著者易中天，可是被很多人吹捧为学者良心。他本人对这套著者冠以他名字的书不过目审核吗？如果没有，说明易中天本人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审核了还通过，说明这套图书的插图和配文符合易中天本人的情趣。
【《易中天文集》出版首发式。后排左起：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历史学家资中筠、教育家刘道玉、叶选基、胡德平；前排左起：法学家张思之、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徵、法学家贺卫方、学者易中天、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图源：新浪网）】第一次，是2011年，易中天出来站队支持他心中特别“可敬”的茅先生。当时的背景是《易中天文集》出版首发式，他的茅先生作为出席嘉宾站台。易中天先生对这位茅先生发表了一番赞美之词，其中两句话是这样的：
“茅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正直而善良的好人。”“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
现在很多年轻网民已经不太知道这位茅“先生”了。在10年前，茅于轼是中国公知的精神领袖之一。他本人有一套奇葩的卖国言论，足以震撼你的心灵。和现在的恨国党比，茅于轼做到了无所顾忌，不加掩饰，肆无忌惮，比如：
“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
“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
“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钓鱼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既然反对维护领土完整，自然也要反对中国发展军备造航母了，理由是“中国建造一航母编队至少需要1030亿～1470亿人民币。还有油料、维修等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不能造”，一边说造航母太费钱，一边他又认为“贪污五千亿不算大事”。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作为国家安全最重要基础的粮食安全，茅因为所在的研究机构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就出来质疑和反对中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和主粮自主政策：
“现在中国不缺粮食，粮食很便宜。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住房，大家买不起。为什么住房贵？是土地的价格贵。为什么土地的价格贵？缺少土地。为什么缺土地呢？18亿亩红线给卡住了。”“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在茅于轼看来，中国粮食不够可以进口，进口不了，那就是中国人“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逻辑“完美”闭环。
“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不能搞太多福利”。“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这是愚蠢的想法。”“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
当代西化“精英”，卖国言论涉及到方方面面，并成为一个体系的，首推这位茅于轼。当时茅有着经济学家的头衔，年龄又比较大，别人不能说的，让他出来说。当时的很多恨国党都众星捧月般环绕在茅于轼的周围。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的易中天，就是支持这样的茅“先生”。90%以上的中国人都会出来反对茅的那些言论。如果这就是对他心中茅先生的不敬，那么按易中天的标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资格做“人”了。第二次特别关注易中天，是2020年的方方日记事件。在网民开始自发批驳方方日记的真实性时，网络开始流传着一句易中天说的话：
“站在方方这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就是站在良知这边，是说人话，干人事，爱人类，反之凡是反对方方的就是兽类”。
这个句式，与易中天当年支持茅于轼的那句话高度形似加神似。后来方方在网络上很快落入人人喊打的境地，易中天这个时候出来辟谣那句话这不是他说的。但他支持方方的立场还是能辨别出的，他无视方方给反对他的网民批发“极左”“反对改革”、“法西斯”等各种帽子，出来责怪网民“给方方扣上各种帽子。”“你们硬要说方方反体制”。这样，既显示了立场的偏颇，又违背了实事求是，属于比较典型的拉偏架，“站队不站对”。方方从写小说否定土改，到写日记否定中国体制，在易中天眼里都不算反体制。因为方方的这些观点，在易中天那里也能找到，而且有些更直白。方方小说中的地主是乐善好施的正面形象。易中天也公开说：
“地主做了很多慈善，是有传统的。一旦到了灾年，地主、商人都要把粮食拿出来，熬粥、施粥。民间的这个传统一直有”。
地主既然都这么善良，那言外之意，剥夺地主的土地改革就是错的了。研究历史的易中天，又如何解释：既然地主都这么慈善，土地兼并引发的历史周期律是如何产生的？
“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如此反对公有制的他，自然异常推崇西方的私有制。他推崇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话：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他认为：“经济民有化（不好意思说私有化）”（自由经济）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既然对新中国的体制那么不认可，自然，对美国的国父和体制认可度特别高：
“华盛顿有所为，美利坚民族得以独立；华盛顿有所不为，美利坚人民不受其害”。
“防止专制的唯一途径是分权，而制宪会议的目的却是要集权，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在这里，美国的开国领袖们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美国以宪法为立国之本，用宪法来统一和治理国家，将立法、司法、行政和各州权力都置于宪法之下，这就保证了集权而不专制。”
只是这个他特别推崇的制度，与中国同样面对新冠疫情的考验时，交出了完全不同的答卷。美国光统计出的死亡病例100多万，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够影响易中天先生对美国制度的崇拜？易中天对西方的崇拜，恐怕不只是限于西方的体制。有人就看过易中天的《中华史》，就批评他的“媚外”史观，因为易中天在这本书里，对中华历史文化多贬损：
（1）明明是中华史，却大讲亚当、夏娃。
（4）根本没有尧舜禹，把中华众多祖先贬为牛鬼蛇神。
易中天因为不满意中国的神话传说，他要在全球神话传说中实行拿来主义，进行资源共享，把“夏娃看成是女娲的前身”“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个女人”，看作全人类“少女时代”的文化符号和代码。
为什么要这么做？易中天给出的理由之一是：“毕竟，女娲和夏娃，都并非确有其人”。理由之二是“女娲之前没有天真烂漫的少女”，所以存在由少女到母亲之间“缺失的一环”，“自己缺失，就只好接一个”。理由之三：“因为只有她（夏娃），才具备中间环（Link）的双重性。因为创世纪的故事说得很清楚，上帝刚刚把她创造出来时，亚当只是叫她女人，偷吃禁果之后才叫她夏娃，理由是她将成为‘众生之母’。也就是说，之前她是少女，之后她是母亲”。凭借这么牵强的理由，易中天就下结论了：“在世界神话的谱系里，女娲不是第一个神，也不是第一个人，甚至不是第一个女人。”“第一个女人是谁？夏娃”。易中天引进夏娃，来解决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解决中国人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最早的母亲是夏娃而不是女娲。只是经过易中天这么一番自作聪明的处理，中国文化寻根，要到圣经的创世纪神话里去寻找答案了。
易中天贬低女娲，抬高夏娃，并不只是为了解决女娲和夏娃谁是第一个女人的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文化没有创世神的“缺憾”，解决中国“终极创造者缺位”的问题。他是要以夏娃为台阶，给中国人找一个创世神，按照逻辑推演，有资格给中国当创世神的自然就是上帝了。
看到易中天《中华史》如此开篇，有没有被震惊得灵魂出窍？
中国文化没有创世神，难道不是优点，反而成了缺点？非要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世代离不开宗教才满意？看了易中天的《中华史》，读者很容易去圣经里面找中国人的文化源头，而不再是从河图洛书，周易，从老子的道中去寻找我们中国人对于宇宙自然的解释。文化源头如果嫁接到了圣经，中国人的辩证法思维也就没有了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以轻松取而代之。那中国人就可以和西方人一样，从此全民信仰天国，把幸福寄托于来世。易中天是否想通过一部《中华史》挖断中国人的文化根系，从源头上完成中国文化的西化改造？
易中天和方方一样，也是遵循着同样的精神演化路径：否定土改、否定新中国的体制，否定中国的文化；崇拜西方体制、崇拜西方历史文化和宗教。
易中天指责中国人没有信仰，看到这里，读者也应该知道他所谓的信仰是指什么了，那就是宗教。西方人相对于中国人，多了一个信仰，不就是宗教吗？在宗教之外，真善美，中国人比西方少哪一点吗？
中国的一些文化人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后，从中西方的物质发展水平差距出发，迅速完成了从体制的自我否定到文化的自轻自贱，就再也不肯醒来。面对西方跪下去，就再也不愿意站着平视西方。因为这样，他们才不至于否定自己。如果他们只是自己愿意这样，倒也不是多大的问题，我们愿意站着，也要允许有人愿意跪着。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把他们的这种精神深处对西方的畸形之恋，传播给中国的孩子。中国出一两个方方和易中天不算是太大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人在他们那代文化人群体里含量真的不低，而且领域遍布媒体、教育，再到文艺。从媒体、教育到出版，给了他们太大的发挥空间。让他们可以迅速地成名获利，实际形成了一个恨国可以获利的利益链。
这些价值观可以相互共鸣的人，也很自觉地实现抱团，茅于轼给易中天站台，易中天给方方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早已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如果中国是由这样的人充当中国文化的符号，决定着中国的文化发展天花板，那不但是中国的悲哀，而且中国的崛起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严重短板。一个立志于回到世界巅峰的文明，怎么可能会由对中华文化自轻自贱的人完成软实力的建构使命？好在，大众越来越清醒，这些人的话语权越来越小，他们越来越会成为大众质疑的对象，他们也越来越代表不了中国文化。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这一规律从来没有跟互联网时代表现得这样清晰鲜明。
中国文化的升级改造其实早已基本完成。中国在近代的沉沦，是伴随着“三千年之大变局”的哀叹、无奈与困惑，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失去了文化的自信。后来中国重新实现了国家独立，也找回了民族的自信以及文化的自信。中国甚至有了自己的思想发动机，可以把价值观输出到北美西欧等西方核心地带，压制着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反向输出。在中国综合国力还很弱的情况下，我们更多依靠软实力对西方的优势，弥补了硬实力的不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是在原来的中国农耕文化精髓基础上，加入了革命文化，用公有制工业文明，实现了对私有制工业文明的反超，从此中国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根据精神也可以变物质的哲学原理，我们突破了西方的封锁和超级大国的挤压，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农业丰收的基础条件。
中国文化讲究兼容并蓄，从不排斥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只要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就产生于西方。中国的百年救亡出现希望就是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开始的。救亡使命完成，就是因中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文化成果，找到了走向独立，再走向强大的道路。什么是中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什么是中国的精神原子弹，时间已经给出证明。所以走到贬低中国历史文化极端难以回头的文人，所有精神不自信到底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反对毛主席和他的思想的。让这些文人留在过去吧，他们正在被历史的车轮淘汰。中国要面向未来，创造更多辉煌，中国的硬实力越来越强，在软实力方面，中国有日益清醒的广大民众，压制着那些媚外文化人的掣肘。这就是中国自立自信自强的底气。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