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演进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当今时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需要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局面有充分的科学研判和全面应对，进一步发展为新的世界文化体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世界正在发生百年一遇的重大变化，这一重大变化将在以百年计的历史时期内对世界产生主导性影响，从而引起国际形势、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以及世界发展大势的根本变化。自1500年左右以来，以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于1494年签订的《托德西拉斯条约》、1529年签订的《萨拉戈萨条约》为标志，世界进入近现代历史，近现代世界体系开始形成。西方凭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中心，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等先后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成为世界霸主。由于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一直是西方在主导，因此，西方世界几百年来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从历史上看，每一次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都引起了当时国际形势、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根本变化，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本国工业革命的支撑下，依次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毫无例外都走向了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争夺殖民地、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此历史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肩负着为人类文明走出一条新路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

在近代以来崛起的世界性大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依靠自身发展，而不是依靠侵略扩张、掠夺殖民地崛起的大国。同时，西方发展陷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困境。这两股力量的消长打破了世界原有国际主要力量的均势平衡，世界进入大分化、大动荡、大重组、大转折的历史时期。自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进入快车道。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各方面70余年的积累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广阔发展空间和巨大国内市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长期稳定的经济政策，基本趋稳的疫情环境，等等，这些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全球资本、资源、产业、人才的吸引力。同时，中国积极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世界级战略的规划与实施，打造现代化城市集群、产业集群，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加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制度优势，为构建中华文化世界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应对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命运和世界前途，在不同场合针对国际形势、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以及世界发展大势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阐述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命题和重大判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未雨绸缪、全面应对，协同推进一系列国内国际重大战略。例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为构建中华文化世界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种主要规范表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种主要规范表述虽然在字句上略有差别，但含义是一致的，均在强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百年一遇的重大变化，这一重大变化将在以百年计的历史时期内对世界产生主导性影响，从而引起国际形势、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以及世界发展大势的根本变化。尤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有着大体相同的发展时间和基本历程，形成了协同推进的统一整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可以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文化战略，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和发展目标。

自2020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国际局势一系列重大变化，不仅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更直观、更激烈、更显著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叠加在一起，赋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为严峻复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更加动荡、发展规模更加巨大、发展方式更加剧烈。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西方各大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在这场大考中，中国与西方各大国分别做出了不同的答卷，从而深刻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走向。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坚强有力和卓有成效，有力地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制度模式影响力迅速扩大，并加速成为全球经济中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根本变化。

三、构建中华文化的世界体系

中国崛起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依次崛起在文化方面有着根本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是在基督教文明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它们的依次崛起是在同一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内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为中华文化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化实现了从自卑、自强到自信的伟大转变，显示出勃勃生机。2020年初以来，中国的战“疫”壮举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力量。当此世界以及世界文化大转折的重要关口，需团结一切爱华、友华、亲华力量以及其他世界进步力量，加快构建中华文化的世界体系，承担起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的历史使命，承担起为世界提供优秀文化的文化使命。

构建中华文化新天下体系。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有四海一家、协和万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天下情怀，有着辉煌的天下体系——历史久远、标识鲜明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也产生过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为中华文化开创了生机勃勃的发展局面，而且为我们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争取了战略时间，创造了战略纵深，提供了战略定力。当前，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体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点面向东亚国家和地区，构建中华文化新天下体系。

构建中华文化新自由体系。在全球战“疫”中，西方世界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盛行，极大地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根基；而中国在战“疫”中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向世界阐释了何为真正的人权、何为捍卫真正的人权。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应重点面向欧美国家和地区，构建中华文化新自由体系，为世界捍卫发展真正的全面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

构建中华文化新国际主义体系。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曾经有过两个“世界体系”，一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体系，表现为“东亚儒家文化圈”；一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体系。从“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天下体系”到“国际主义体系”，中华文化的血脉中蕴含着丰富的世界性文化基因，应重点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劳动人民，构建中华文化新国际主义体系，维护世界劳动人民的基本权益和公平正义，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作者：现工作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中或文化”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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