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上有人政治操弄病毒溯源，企图甩锅中国，而生物学起源证据却引人注目地指向美国特定生物试验室和生物科技公司。尽管新冠病毒生物学起源一直为世人关注，但新冠全球大流行主要原因并不在生物学方面。中国2020年初以武汉为重点的全国性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被“清零”，以及其后两年中国许多地方接连不断出现的境外输入独立疫情被快速“清零”，与医疗资源明显好于中国的美欧国家无法阻止新冠大流行的对比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是生物学和社会学因素结合的产物，而新冠流行的主要原因在社会学方面。

在出现新冠全球大流行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从一开始掩饰、轻视疫情，到以反智主义应对疫情，争夺和强占抗疫资源，再到甩锅他国转移自身抗疫失败视线，搞乱世界防疫抗疫协作，无不显示出美国以其世界霸权地位导致疫情快速扩展的独一无二影响力。到2022年3月下旬，美国以其占世界4%的人口和最优良医疗条件，却招致了新冠确症病例占世界18%、死亡病例占世界17%的结果，从而无可辩驳地表明，美国是主要由社会学因素导致代价惨重的新冠大流行典型范例。如果出现新冠疫情的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在短期内对新冠病毒感染者“动态清零”，就不会出现新冠全球大流行。所以，从社会学角度看，全球新冠大流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流行。

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不能防止新冠流行？显然有如下制度性因素：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当权者首先关心的是资本利益，把“物竞天择”当作“抗疫原则”，没有把民众的健康、利益乃至生命安全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二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主义，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不愿意为他人和社会的重大利益放弃个人的少许自由和利益。三是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公权力责任机制丧失，抗疫只是服从竞选需要的手段。四是依仗话语权优势，不愿下功夫做实事，热衷于操控舆论，粉饰丑陋，推卸责任，甩锅他人。所以，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缺陷导致的悲剧性结果。

中国对以武汉为重点的全国性新冠肺炎疫情“清零”两年来，成功消除了广州、南京、西安、郑州、天津等大城市和许多中小城市间隔出现的境外输入独立疫情，并且在举办冬季奥运会和冬残奥会过程中成功控制传染力更强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疫情，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说明，中国无数次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既不是侥幸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现实体现。从单纯防止新冠疫情流行的角度说，中国完全能够百战百胜，持续实现对疫情的“清零”，即使从包括经济发展和综合成本在内的数据看，中国的防疫也无疑是最成功的。然而，中国这个最大的抗疫成功者，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并不在单纯的生物学方面，而在于主要由社会学因素造成的中国以外世界新冠大流行。

应该说，过去两年多时间，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制度优劣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检验。不同社会制度在应对人类重大疫情危难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还是应对有道，内在坚强已见分晓。事实上，中国抗疫成功的意义远不止为人类应对天然生物危害提供了成功案例，也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稳定全球产业供应链，实施符合现代文明需要的先进社会治理树立了典范。即使中国以后为了与世界多数国家的交往，而主动实行有序、低害的“开放共存”，也不会磨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力量在抗疫过程中留给世人的深刻印象，不会减少这种制度力量由于抗疫成功留给世人的信任和遐想。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应该看到，有的国家过去多次使用生物武器，如今遍布世界设置336个生物试验室，人类社会面临巨大生物武器威胁，中国制度性抗疫成功和有的国家自身制度无法阻止病毒传播的现实，无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道貌岸然的邪恶势力未来使用生物技术手段，伤害竞争对手和特定人群的阴险图谋。当然，我们也不应因此放松警惕。

中国虽然抗疫成功，但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未能避免新冠大流行，中国不能不与世界多数国家往来，这为中国下一步防疫抗疫提出了新的课题。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媒体用偷换概念方式污蔑中国“动态清零”政策，把抗疫失败国家不能顺畅与中国往来的责任归咎中国，甚至妄称中国抗疫威胁全球经济发展。还有一种说法，中国过去抗疫成功，但“清零”政策不能持久，如今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传染力更强，从目前中国疫情多发的情况看，中国“清零”政策已经扛不住了，“清零”政策终归也是失败。事实上，能够对新冠感染病例“清零”，就是取得了抗疫胜利，不能阻止新冠病毒传播就是向疫情投降。战胜了疫情以后的生存和向疫情投降以后的生存，无论从社会学还是生物学意义上说，都有天壤之别。战胜疫情之后是有尊严的、自主的、低代价的生存，向疫情投降之后是屈辱的、无奈的、高代价的生存。需要弄清的是，中国对新冠的“动态清零”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动态清零”并不是为了保持病例“零”状态，而是利用“动态清零”有力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保持较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利用“动态清零”形成的能力和经验，有效应对中国以外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局面，为中国实现“低害开放”赢得时间，创造条件。如果不能形成“动态清零”机制，就等于失去了防疫抗疫的主动权，只能如那些“躺平”国家，在病毒肆虐下进行一些被动、低效、滞后的抵防。而且从一些西方国家无奈“与病毒共存”的情况看，并没有摆脱病毒的困扰，有些人反复感染，经济运行难以恢复，社会一直处在“非正常状态”。

社会学层面的成功，更多赢得了生物学成效的响应。随着中国新冠疫苗免疫水平提高、新冠特效药更多面世、对新冠病例后遗症更多了解和新冠病毒致病性降低，以及医疗物资和民众心理准备的加强，“动态清零”政策必将为中国实行新冠疫情下的低害“开放共存”找到可行的路径。从冬奥会的“气泡式管理模式”、“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三级管理模式”、“分片轮流封控模式”，到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9版新冠肺炎治疗方案，都是对这一路径的有益探索。下一步，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精准防控、动态清零”成效基础上，中国可明确新冠疫情“低害标准”，在适当时机有序走向“低害开放”。比如，针对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感染者以无症状和轻症为主的特点，放开对感染率的单项控制要求，注重感染率与重症率和死亡率的关联性，重点控制重症率和死亡率。重症率和死亡率可以美国（或国际适当的）人口重症率和死亡率的十分之一为预警线，五分之一为警戒线，三分之一为保证线，由各地按“动态清零”机制因地制宜地自主调节管控，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控状态下逐步走向“低害开放”。对于重症率和死亡率突破保证线的地方，要严格追究责任，严厉执行处罚。

目前，深圳、吉林、上海等地的抗疫做法，应该都能算上是在不同程度运用“动态清零”机制应对抗疫新特点、新需要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不一定是主动和预期的，但却建立在“动态清零”成功实践的底气之上，并且没有出现境外那种急剧爆发以及失控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走上了“低害开放”和“低害共存”的轨道。走向“低害开放”的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包括境外敌对势力可能发动的隐蔽攻击，特别需要党和政府的统筹安排，人民群众同心协力和特定群体的艰辛付出。只要能够坚守“低害标准”，始终保持大大低于美国的人口新冠死亡率，就能够不断增强防疫抗疫的信心，继续展现制度优越性，把主动应对全球新冠大流行可能给国内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以最小代价取得新冠疫情防控最大效果。

2022年3月30日

作者：杜道宏 安徽省委编办一级巡视员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