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落后的是野蛮的

——论毛泽东对美斗争思想之一

江涌

当今世界总体上还是丛林世界，当今时代本质上依旧是帝国主义时代。是丛林世界就有阶级和阶级矛盾，有帝国主义就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有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只是在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新殖民主义，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趋复杂。复杂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压迫民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即美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与世界广大人民的矛盾。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决定着复杂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但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1]，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2]。中美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复杂矛盾，集中体现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中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复杂斗争，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斗争。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在年轻时就立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3]立志在为穷苦人民翻身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磨砺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尤其是敢于善于同强敌斗争的优秀品质，并且在斗争中把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杰出的斗争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4]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同一切来犯侵略者、霸权主义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同美国的斗争贯穿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斗智斗勇，最终迫使高傲的美国统治者不得不以平等甚至谦卑的姿态与中国交往。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在帝国主义丛林和殖民主义荒原中，为中国人民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强大的精神基础。

资本主义较此前的封建主义有很多先进性，西方较东方有很多新异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老欧洲分裂和衰落，昔日荣光不断暗淡，思想日趋保守；与此同时，新大陆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美国欣欣向荣，繁荣富强，威尔逊“和平主义”成为照亮灰暗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灯塔的光环灿烂夺目，引得世界无数年轻人的神往。年轻的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希望用“美国精神”改造中国，期待美国“友邦”帮助中国成为“富且强”的国家，……但是希望的肥皂泡最终一个个破灭，自由民主和平的迷彩掩饰的帝国主义本质，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落后国家所呈现之巨大利益（“肥肉”）面前，很快凶相毕露，侵略贪婪的本性毕露。

美帝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

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大约在1907-1908年亦即十四五岁的时候，接触到郑观应（1942-1921年）写的《盛世危言》，书中介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概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5]1910年秋毛泽东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从《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中读到美国华盛顿、林肯等英雄人物事迹，由此引发了他对这个“富且强”的国家的学习研究，美国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一度充斥毛泽东的大脑，努力从这些“美国精神”中寻求以解救国家民族衰微大本大源之道，找寻中国的出路，并设想使之成为中国的“域外之良友”，青年毛泽东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充满了期待。

青年毛泽东不仅努力学习研究西方美国的思想理论，而且还以中国传统儒家尤其是湖湘文化特有的“经世致用”精神，进行平民教育、工读主义等实践尝试。但是，西方式的民主自治以及中国化的改良主义在旧中国的难以施行，美国在巴黎和会（1919年）与华盛顿会议（1921年）中，显示出威尔逊和平主义的虚伪，暴露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文中，毛泽东认为“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辣斯的恶制，即起于此。”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对美国“全息透视”得出的“影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对美国的“天真的幻想”开始破灭了。“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毛泽东特别强调，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其实都是种种骗人的闹剧，美国的在华利益，与它有“生死关系”，在这个“生死关系”问题上，是和中国人民“势不两立的”。[6]“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7]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而且帝国主义借助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实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再次惊醒国人，每一个封建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身影。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为反对包办婚姻，年方21岁新娘子赵五贞于出嫁当天在花轿中用剃刀刎颈自杀。16-28日，出离愤怒的毛泽东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攻击，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九篇论文和杂感。大声疾呼，“不自由，毋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红了怪红的鲜血。”赵五贞自杀，是由于“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在分析造成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时指出：在剥削制度统治下，“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8]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上下求索，必然将反帝和反封建联系在一起。相较同时代诸多莘莘学子、饱学闻人、资产阶级革命家乃至其先行者（孙中山）要先进一步。

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获得翻身解放，很显然必须找寻新的本源。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等一系列正面冲击波，促使毛泽东告别了杜威（1859-1952年）和胡适（1891-1962年）的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梁启超（1873-1929年）的改良主义，还有江亢虎（1883-1954年）的无政府主义等等，从思想和行动上迅速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以暴力革命为核心的“俄国道路”。“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9]从此，毛泽东在认识美国、和美国人打交道、与美帝国主义斗争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现实斗争远比书本理论与外来经验更为丰富和复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抗战的需要、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把美国看作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主国家”，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美国终于成为中国的“友邦”，毛泽东曾经多次多方努力争取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理解同情支持援助，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10]；并且努力利用美国，督促蒋介石积极抗战，阻止国民党反共独裁，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11]。然而，美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名义上中立调处，实际偏向蒋介石国民党，不断背信弃义，最后公开扶蒋反共，试图独占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搞独裁打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美国完全走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毛泽东也及时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彻底放弃“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

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华一直奉行“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的封锁包围遏制敌视政策，美国事实上成了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的死敌”，[12]是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号对手，由此激发起全党全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做坚决斗争的决心。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作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之一。[13]正因为如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14]实际上，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一经确立，始终没有动摇和改变过，所不同的是，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现时任务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美国在中国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因此，他在对美国的交往过程中，变换过不同的视角，认清了不同的侧面，增添了不同的感受，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而使得他对美国的认识更加深刻透彻，并适时提出一系列理论、方针与政策，为对美斗争并取得胜利提供遵循。

美帝不讲理，讲理是逼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