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大国兴衰背后鲜为人知的病毒规律

点击：作者：王文来源：人大重阳微信号发布时间:2022-02-20 11:00:39

原文刊发于权威学术期刊《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2期

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人只不过是后来者。据统计，微生物的种类约有1万亿种，在地球上生活了35亿年以上。地球是微生物的世界，数百万年前，人类通过改造陆地、海洋物种的演进规则而使地球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按马尔萨斯定律，大自然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以自身的节奏改变人类社会谋生的条件。人口会随着大自然反复无常的变化（如天灾、病毒等）而收缩或繁衍，建立在人口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随之兴衰。

由此看，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灾难和疾病的斗争史”。在这个进程中，微生物尤其是病毒对人类社会与大国兴衰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决定性作用。传染病蔓延侵蚀着人的安全，通过杀死生命进而造成农业停播、粮食减产、经济低迷、兵源匮乏、军力减弱来改变大国命运。由于传染病第一伤及对象是人，而非国家，学术界通常会忽视国家与传染病之间的直接传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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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类所生存的生态系统依靠动态平衡中。在威廉•麦克尼尔梳理的病理学与历史变局逻辑中，人类一直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包括病毒）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包括统治者、自然界）之间的平衡中。人体是微生物的重要宿主之一，而人类又寄宿在大自然界。人类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互动，如狩猎捕食、自相残杀、农业生产、人口增长、区域流动等，都有可能会产生“微寄生”、“巨寄生”的关系失衡。“微寄生”的关系失衡，导致寄生物寻找人体宿主的转移。有时寄生物的转移是正常现象，例如人体的新陈代谢；有时寄生物的迁移会造成人体规律性活动的紊乱，源于病毒的传染病蔓延是典型例子。

“巨寄生”的关系失衡，则容易导致战争、大火、暴雨、洪灾以及其他突发灾难等。人体免疫力下降、自然的有机调节会汇聚成某种历史演进的合力，形成社会、国家、文明的重组。

换句话说，人类历史进程，传染病毒是不可忽视的变量。通过“微寄生”失衡，影响到人类与“巨寄生”之间的平衡关系，产生领袖伤亡、族群迁移、政体建崩、产业转型、科技进步、民族盛衰、战争胜败、社会荣枯、文化兴灭与文明演进等历史变局。这正是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基本逻辑链条。

如表二所示，从史实看，广为人知的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事例在历史上常常发生。公元前430年，瘟疫改变了古希腊世界雅典帝国与斯巴达争霸的固有轨迹；公元2世纪，三轮大规模的瘟疫动摇罗马帝国根基；西班牙与法国长达数个世纪的争斗，受到坏血病、痢疾和班疹伤寒等传染病暴发的干扰；14世纪下半叶，黑死病席卷欧洲，导致欧洲1/3人口死亡；16-17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将天花带入中美洲，导致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覆灭；19世纪英法争霸，长期受到传染病的影响；1917年俄国3000万人患上斑疹伤寒，约300万人死亡，加速沙俄政权覆灭，等等。

这些案例为大国兴衰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非传统素材，更为国际关系研究范畴的拓展奠定了充足的历史实例基础。基于这层实例，笔者试着简要地归纳出三层历史规律假设。

规律一：传染病在热带易爆发的自然特征，抑制了大国在传染病易发区域的成长。

根据麦克尼尔的解释，人传人的传染病史至少有5000年。考古学家对骨骸遗存的研究发现了与早期国家兴衰相关的传染病现象。公元前2000年，埃及瘟疫影响法老的长期统治。公元前1200年，埃及木乃伊中发现了钙化的血吸虫卵。古巴比伦《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提到疫灾。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虫”“蛊”“疟疾”等多达50种不同的疾病卜辞和解释。《圣经•撒母耳记》中记载着以色列人因瘟疫被腓力斯人打败的故事。按疾病史的记载，血吸虫病与疟疾是迄今被发现的最古老传染病，是随着人类与其驯养动物共同生活模式的兴起而逐渐出现的。

按麦克尼尔的推测，非洲的热带雨林孕育了人类远祖，其充足的水分加快了寄生物在宿体之间的转移频率。传染病泛滥的地方，更容易使人类出现无力、疲怠的症状，而无法胜任劳作的体力任务，也更无法胜任大型天敌的进犯（如组织起来的其他掠食者的武力进攻）。这就能解释为何人类通过长途迁徙、生存方式的重组后，在温带出现早期国家与文明的概率更高，而热带地区的领衔同时代的国家、社会与文明的概率更低。由此看，历史上的大国兴盛通常在温带，与人类较有效地规避传染病频发的区域，有着长期被忽视的关系链条。

规律二：大流行病一旦失控，会极大削减人口，导致社会内乱、国力衰落甚至大国崩溃的结局。相反，大流行病应对得当，则将顺利促进本国的可持续崛起。

英国历史学家卡特赖特曾论述：“人类有三个规模不断扩张的大敌：瘟疫、饥荒和战争。瘟疫源于人体的失调；饥荒源于作物和牲畜的失调；战争一般被认为是大众精神的失调。”相比于饥荒、战争，瘟疫对国家兴衰的冲击更容易被忽视。史实证明，大流行病（Pandemic）疫情导致人口的大量减少，引发社会混乱，冲击经济运行，削弱国家实力。冲击烈度越大，国家衰亡的速度就越快。公元前3000年，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苏美尔人迅速被闪米特人取代，与传染病密切相关。公元前430年，一场灾难性的病变杀死了1/4雅典军队，直接导致盛极一时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疟疾使罗马人长期身体虚弱，曾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罗马军力组成更多来自于外族部落，加速罗马帝国东西分裂。

在古代中国，人口从公元2年的约1230万户急剧下降到742年的890万户。期间东汉王朝结束，中国陷入长达300多年的南北割据局面中。14世纪，鼠疫对蒙古帝国的冲击巨大。中国人口从1200年（蒙古入侵之前）的1.23亿减少到1393年的6500万，加速蒙古帝国崩塌进程。1518年西班牙远征军将大陆之外的天花带入美洲大陆，位于墨西哥一带的阿兹特克帝国人口从2500-3000万衰减到50年后的300万，帝国随之灭亡。印加帝国也因天花而崩塌。传染病对于印第安人而言，近似灭顶之灾。1812年，拿破仑军队进攻莫斯科，遭遇斑疹伤寒和痢疾，导致兵败大撤退。拿破仑帝国随之瓦解。

实例证明，传染病比军事战争对国力削弱具有更大的创伤力。传染病可以通过改变生存环境、削减人口数量、阻断经济活动、引发社会失序、诱发国内动乱等诸多方式，削弱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的减弱又反过来影响传染病防控的有效性。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直接决定了大国的全球地位。

如表三所示，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是英国、法国、俄国在欧亚大陆腹地争夺势力范围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患病人数、因病致死人数远远高于军事受伤及致死的人数。而俄国患病伤亡惨烈，也是造成其最终求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可见，在大国兴衰史上，即使一个实力强盛的帝国能在战争中屡获胜绩，但一旦不能抵御传染病的侵蚀，军事战果或许也无法保全。

相反，一个崛起的大国若能未雨绸缪，成功应对大流行病的冲击，则将促进本国崛起之势。1817年印度发生严重霍乱，1831年霍乱转至英国，导致英国13万人丧生。印度更是在1/4世纪中超过2500万死于霍乱。当时英国人通过整治城市、清理工业区、完善街道排污体系等方式，成功地“关闭霍乱阀门”，引领工业革命后第一轮全球城市化，助推了“日不落帝国”的形成。

规律三：大流行病极可能危及大国领导人的性命，增加大国兴衰的变数。

一国领导人的健康状态对该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极大，领袖突然病故更有可能颠覆国家走向。公元前429年，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死于瘟疫，加之大量城民受感染死亡，雅典士气消沉，在与斯巴达的希望霸权斗争中最终战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因感染上西尼罗河病毒而亡，年仅32岁，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亘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亚历山大帝国随之瓦解。

公元180年，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感染瘟疫而亡，对罗马帝国冲击巨大。1518年天花传入美洲大陆，阿兹特克帝国民众视其为神力与天神的惩罚，用乱石将皇帝蒙特祖玛二世砸死。帝国很快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1815年，长期受梅毒、疥疮、急性传染性肝炎等疾病影响的拿破仑长期有嗜睡、慵懒等症状，导致在滑铁卢战役屡屡错失战机，无法力挽法兰西帝国之狂澜。二战史学界公认，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种族大屠杀，与其早年感染梅毒相关。1917年，遗传“甲型血友病”的末代沙皇唯一直系继承人阿列克赛无力继承皇位，俄国封建君主制走向终结。

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历史演进是由参与历史事件的所有合力决定。国家元首感染身亡或使一项事业功败垂成，或令一个国家急转直下；有时也会使国家发展出现新的生机。无论如何，从历史实例看，领导人受感染的确影响着大国兴衰的轨迹。

综上所述，传染病对大国兴衰的影响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快速毁灭型，即传染病的蔓延在短期内令大国盛极而衰甚至崩溃。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利用其海上优势，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战略交通要道，形成了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海上霸权雅典帝国。公元前430年，一场不知病因的瘟疫在雅典大规模爆发，“雅典城里，死神肆虐；城外田地，惨遭蹂躏”，“染上瘟疫的人，像羊群一样地死去”。此后，雅典迅速走向衰败。在16世纪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进程中，“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班疹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不到两年间，就征服了军队数量500倍于己的中美洲最强大帝国、代表着古墨西哥文明最高水平的阿兹特克帝国。

二是长期干扰型，即传染病导致国家发展长期处在困境、停滞直到全面衰败。以罗马帝国为例，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统治时期开始的大规模早期城市化进程以及帝国内部的贸易交通体系，助长了瘟疫的传播速度。公元165年由天花引起的“安东尼瘟疫”，夺走了约700万人的性命，占帝国总人口的10-20%之间。而帝国最血腥战役哥特人入侵罗马时，才仅有2万罗马军人阵亡。这场瘟疫导致帝国人口倒退一个半世纪。以扩张征服为目标的中央集权式帝国逐渐沦为地方行省权力巨大、中央权威削弱的地域分权式帝国。249年“西普里安瘟疫”出现，使罗马帝国核心力量无法继续支撑，整个帝国长期陷入无政府状态，此后东、西罗马帝国分裂（476年）。541年爆发的“查士丁尼鼠疫”冲击，直接导致查士丁尼大帝重新统一东西罗马帝国梦想破灭。此后鼠疫不断间歇性大爆发，东罗马帝国长期低迷，直至走向末日。

三是推动变革型，即传染病的冲击倒逼全民深刻反思，进而促成巨大的国家转型与社会变革。1347年波及欧洲的黑死病导致1/3欧洲人死亡，英格兰死亡人数更是达到一半。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却是一个转折点。“它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带来新时代的曙光。……劳动人民开始理解自己的价值并维护自己的利益，……丧失了对教规的信心，不再相信传统，对信仰产生怀疑……欧洲逐渐从崩溃的边缘恢复，实现了经济振兴和宗教复兴”，促成了后来的文艺复兴，直接推动了16世纪以后的西方崛起。1918年大流感，全球范围内大约有5000万人丧生，甚至可能高达1亿。“这是自然与现代科学的第一次大冲突，有人拒绝屈从于自然的力量，拒绝倚靠神助使自己免遭厄运……开始倡导革新，计划将美国医学从世界发达国家中最落后的变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医学的大发展，为此后美国20世纪崛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不过，现代科技的发展容易让人们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巨大错觉，以为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天花病毒已根除。次年，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签署《健康全人类2000年》协定，预言千禧年之前，人类健康状况将发生质的提升，疾病防治的重心转移到了非传染性的所谓“富贵病”上，如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等。

事实是，艾滋病、鼠疫、霍乱、结核病等传染病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增长速度仍相当快速。1945年至1993年，仅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就夺走了1.5亿人的生命，是同期战争死亡人数（2300万人）的近5倍。所有过早死亡人群的50%以上，都与艾滋病、肺炎、结核病、腹泻病、疟疾和麻疹等六类传染病相关。1998年3亿人感染疟疾，110万人死亡。2000年肺结核夺走170万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