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零容忍》，有这样一种感觉，即看不出这些贪官们在真心忏悔，丝毫没有“羞耻感”。后在网上看到红色网友对该片的反映，也大多有这种感觉。如有的网友说，看了《零容忍》“心里很不舒服。这与我想象中的教育警示片相差甚远，没有反思，没有忏悔，只有对着镜头尽情地表演。”“你还以为他们是在做专题报告、笑谈自己贪污落马的辉煌经历呢！”“王富玉一本正经地教育别人：像极了领导训话！”还有的网友说：“《零容忍》播出，看着一个个罪大恶极的贪官在铁窗里养尊处优，养得油光水滑、精神饱满，在镜头前气定神闲、侃侃而谈，半点不愧疚，跟作报告一样谈人生、聊理想，孙力军甚至还面带着微笑。”“这哪里是认罪悔罪的态度，仿佛不是贪官落马，而是‘创业失败’。”“如果说这部片子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的，老百姓真正想要的不是听这群罪大恶极的贪官在那里云淡风轻地分享人生感悟，而是迫切地希望看到他们‘罪有应得’的样子，甚至恨不能让他们下地狱。”“让罪犯们没事人一样微笑侃侃而谈，很显然他们不是发自内心悔改，人们负面议论很大。”“人家‘虽败犹荣’，尔等怎能‘强人所难’？”“君不见，倒下‘百万犯’，自有‘亿万犯’吗？……”网上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对该片的反映。上述现象实际就是伦理学、心理学中的一种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自身行为中是非美丑善恶观念颠倒的一种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心理状态，即没有“羞耻感”、“犯罪感”。用老百姓话说，就是自身错了，也不认错，或者嘴上认错，心里不认错。没有真正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邪恶、丑陋、腐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再通俗些，就是不要脸。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普遍性原理，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群体中都存在是非、美丑、善恶行为的对立。历史的发展前进就是正义战胜邪恶、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过程。做人，就要懂得是非美丑善恶，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的人对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是非美丑善恶的认识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甚至可能是完全对立。一个人做了错事、违法违纪甚至犯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犯罪事实、邪恶行为，决心痛改前非。另一种就是主观意识上认识不到自身错误或者丑恶罪行，甚至找种种客观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和辩护。后者这种人的行为就是没有“羞耻之心”、“羞耻之感”。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果要从“坏”转变为“好”，首要的一个主观心理条件就是要有“羞耻感”。少数一个或几个腐败官员没有“羞耻感”并不奇怪，为什么“零容忍”中那么多的腐败官员那么严重的罪行给人的感觉大多都没有“羞耻感”、“犯罪感”呢？笔者分析，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整个社会是非美丑观念的颠倒，特别是“笑廉不笑贪”的官场环境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强调环境影响人、改变人。马克思对此给予了批判，指出其两点缺陷：一是环境也是由人来改变的。二是改变环境的主体不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但马克思对这句话并没有给予全盘否定，强调环境影响人改变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不是天生的善恶颠倒，而是受不同环境的影响。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也说的这个道理。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社会环境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积极向上，正气压倒了邪气，大多数人都有正确的是非美丑善恶观念。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对此感受颇深。即使有些人犯了种种错误，在周围同志的帮助下，大多都有“羞耻感”，都能够“痛改前非”。但是“改革开放”后，一些人所谓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质是要从正确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转变为错误的观念，把毛泽东时代的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全颠倒了。如毛泽东时代“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讲奉献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等，但“改开”后“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浩然小说《金光大道》张金发言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切向钱看”，“不管姓社姓资”等观念和风气取而代之，整个社会由此派生的各种赚钱方式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的主导。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笔者是一名教师，感到学校也受这种风气的严重影响。笔者在职时，经常给学生说，大学生重视文凭没有错，但需要的是货真价实、含金量非常高的、实实在在、沉甸甸的大学文凭。但社会上的邪风刮进学校，造成大学生弄虚作假，混文凭、“考试作弊”比比皆是。教师、干部为职称、政绩也到处弄虚作假。真正被揭露和受到处分的是极少数。即使被揭露也不认为是错误行为，反而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这就是没有“羞耻感”。笔者在职时，学院主管学生的副书记有一次和我谈起两个考试作弊学生。一个学生考试作弊被抓，回到家中痛哭流涕，感到没脸见人。家长带学生找到老师主动认错。同时还有一个平时表现不错的学生考试作弊。这位副书记找到这个学生，非常生气地狠狠批评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学生反而安慰老师：“老师您别生气，别把您身体气坏了。”老师听后更生气了。这两个犯错误的学生典型说明前者有“羞耻感”，后者就没有“羞耻感”。且后者学生比例还较大。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包括教育领域是非美丑善恶观念的颠倒。这种现象在官场领域中更为严重。十多年前揭露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腐败被开除党籍）的秘书李真因腐败判处死刑。在执刑前，新华社记者乔云华多次与李真对话，并将对话具体内容写成一本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新华出版社，北京，2004年出版）。该书较为详细地揭露李真犯罪始末及其严重危害性，剖析贪官的心理变化过程，剥去贪官灵魂的伪装。书中谈到，李真走上腐败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扭曲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对他的影响。他说：“我想，是不是跟现在社会缺乏‘廉政光荣’的环境有关。廉洁成了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无论是做秘书还是做局长，我都看到过，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廉洁，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廉政典型成了‘苦行僧’。相反，一些贪官，当然包括我在内，口碑不好，举报信不断，却能一次次逃过党纪国法的追究，还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干部……这种现实让我怀疑，究竟是我有了病，还是别人有了病，甚至是这个社会有了病……进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笑廉不笑贪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第169页）笔者认为，李真的这段话比较真实。这不仅是李真，也可以说是一切腐败官员走上腐败之路的极其重要的社会环境和根源。甚至这种现象影响到青少年。2010年，广州某小学问卷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一学生竟然回答：“我想当贪官。贪官有权有钱，想要什么有什么。”但马克思认为，只强调环境改变人是片面错误的，同时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环境有是非美丑善恶。人在环境面前首先要正确识别，最大限度汲取好的因素，批判否定和改造不好的因素。如孔子讲，见贤思齐，见不贤者而改之。李真看到了官场上“笑廉不笑贪”的舆论环境，是以此盲目跟风跑，还是在识别的基础上批判抵制之，见廉思齐、见贪弃之？这就取决于李真的世界观、人生观了。可以说，《零容忍》片中所有被揭露的腐败官员的腐败堕落之路，都与这样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扭曲的官场环境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贪官虽然被揭露、双开、判刑，但未必所有的贪官都能够真正认识自己走的是腐败之路，未必都能够真正认识社会生活和官场上这种扭曲的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嘴上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腐败行为，但骨子内心未必承认，很可能还在用这种扭曲颠倒的观念评价自己。他们看到周围与他们类似的腐败官员太多太多了，这些人至今可能还在台上继续腐败，而把自己的落马归结某些偶然因素、运气不好等等。他们并没有真正认罪伏法。这就是片中显示的部分腐败官员仍然“谈笑风生”，毫无“羞耻感”、“犯罪感”的重要原因之一。腐败官员被揭露判刑之后，显然也经过纪检监察人员的多次“教育”。《零容忍》片中披露的腐败官员之所以能够在片中露面，笔者猜测，显然是受“教育”较为突出的人员，能够通过他们典型的现身说法，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但该片播出后，不知编导们想到否，竟然有那么多的腐败官员在观众看来，丝毫没有“羞耻感”、“犯罪感”呢？笔者认为，除客观的社会大环境特别是官场扭曲的观念对其影响极深之外，通过片中的叙事中，感觉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纪检、监察、公检法等有关教育部门对犯罪官员的“教育”还不到位。要求腐败官员真正认识自身犯罪，首先教育者就要认清腐败的实质。教育者“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呢？但从五集《零容忍》片中感觉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教育人员本身对腐败的实质认识得就不够深刻。他们把中国官员腐败的实质简单归结为“政治变质”、“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权力的滥用”等等，这虽然没有错误，但过于简单、肤浅。“权力的滥用”只是现象，根本不是本质。笔者在观看本片感受之一、之五、之六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阐发，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没有从成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角度认识腐败的实质。没有教育腐败官员认识到，腐败不单是权力滥用、贪污受贿几个钱、丧失理想抱负等等问题，而实质上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大搏斗中、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大道上，充当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卒和急先锋，是要毁掉无数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革命前辈们换来的革命成果，是重新要把中国人民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就是中国当代的黄世仁、南霸天、当代的地主恶霸、强盗土匪、黑心资本家，就是逆历史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绊脚石和反动派。只有从这种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实质，才有可能使腐败官员真正认识自己腐败的实质而悔过自新。《零容忍》片中对揭露出来的腐败者如何滥用职权、如何与私营企业主先后勾结、如何以权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如何贪污受贿数千万甚至数亿等犯罪事实做了较为详细的披露。但总感觉片中有一大缺陷即对腐败官员的腐败罪行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危害性揭露批判不够。如第一集中所揭露的孙力军等公安五虎的罪行，是“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滥用执法司法权，跟利益商人深度勾结。孙力军等人通过为他人在职务晋升、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巨额财物，其中孙力军、王立科收受财物达数亿元，其他人也有几千万到1亿多元。王立科就是其中的典型，甚至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但对他们的这些犯罪事实造成的社会后果基本没有提。事实上他们的这些行为对经济建设、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对社会风气，绝对是危害极其巨大。他们受贿数亿之多，直接间接受害的企业、群众、农民工究竟多少呢？他们保护黑恶势力，那么究竟有多少“周秀云”（河南农民工，2014年与丈夫、儿子在太原某工地为一企业打工，年底老板欠薪，丈夫、儿子与部分农民工讨薪，遭到当地警察镇压、毒打，周秀云被一警察扭断脖子而致死）那样的普通百姓受到黑恶势力的压榨、迫害、惨死呢？他们“滥用权力”，打击迫害了多少“郭光允”（原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委员会高级工程师，1987年因举报市建委主任李山林及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腐败行为遭到程、李的打击报复，1996年以“诽谤省主要领导”罪名被判劳教两年、开除党籍）式的反腐英雄呢？再如第三集中揭露的内蒙古腐败官员，只是揭露其如何利用权力把煤矿资源作为与私营企业主交换的资本为自己和家属谋取巨额钱财的罪行，但他们的这种行为给内蒙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于煤矿主不顾安全生产剥削压迫置煤矿工人生命于不顾等典型事例基本没有交代。不知教育者们究竟是否掌握腐败者的这些典型而具体的犯罪事实？没有这些典型的极其严重的犯罪事实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何能使腐败者认罪悔过呢？通过对这些官员的教育，一定要使腐败官员认识到他们不是一般的普通刑事犯，他们的罪恶要比普通犯人严重千百倍，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的杀人犯，但极可能由于他们的腐败行为导致无数个企业破产、无数国家人民财产流失，千百万个普通百姓失业、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甚至丧失生命等。他们是中国当今最大的犯罪团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阻力和破坏者，比起当年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资本家有过之而不及。这也是能够使腐败官员有“羞耻感”、“犯罪感”的重要途径方法之一。腐败者有共性也有个性，“教育”腐败者，既要抓住腐败者的共性，也要抓住其个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从该片揭示和评论不同的腐败者时，却抓不住特殊的深层次的原因，由此则不能真正有的放矢。如对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的介绍中说：“王立科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我们分析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轨迹，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扭曲的价值观。所有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了问题。”也就是说，王立科在提干或者说入党之前，就始终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最起码也是入党动机不纯。那么，这就不是“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了问题”，而是“投机革命”的问题。这种人究竟如何混进党内的？如何被领导看中，提干，一步步篡夺权力呢？如何打击迫害他人呢？……显然片中都没有介绍，也就没有真正找到其腐败的深层次的内因。另一个腐败人物就是刘国强（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受贿达3.5亿多元。他被审查之后，试图蒙混过关，拒不交代问题，在思想上掩耳盗铃，找借口自我麻痹。他自己说，被抓之后“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负罪感”。直至被他转移赃款的涉案老板主动交待出来，刘国强才低下头来，但思想上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其罪行。片中介绍，审查者把他年轻时的入党申请书拿给他看，后又通过亲情感召等多种方式，最后才真正认识错误和罪行。观后笔者有一疑惑，刘国强不同于王立科。王是一开始就始终没有树立理想信念，而刘国强入党申请书中的“字里行间，是对党组织的向往和憧憬，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朴素热情”，但后来究竟如何走上腐败之路呢？片中说他自己认识道：“背弃了初心”，“和初心渐行渐远”，那么又如何“背弃初心”呢？他自己说，是由于“随着权力增长逐渐迷失”，“随着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完全改变了自己入党之前”的理想信念。这就奇怪了，“权力增长”和“地位越高”就必定导致腐败吗？就必定“改变初心使命”吗？这种逻辑推理显然是错误的。这也不是刘国强腐败的根本的内在原因和外部环境。显然，这也绝不是简单拿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一对照，就能马上找到犯罪的真正根源。由此可以看出，审查者自己并没有真正研究清楚刘国强犯罪的特殊原因，只是用一般的“背弃初心”“丧失理想信念”等时髦用语来套每一个腐败人物。这既不能真正解释清楚、也不能真正帮助刘国强转变观念。正像片中刘国强自己所说，可能至今还没有“负罪感”。从腐败官员没有“羞耻感”这一现象，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一定要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尤其是是非扭曲的社会环境。根治腐败现象，必须铲除和根治导致腐败的土壤，特别是要扭转改革中的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倾向。第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阶级斗争观点认识其实质及其危害性。这不仅是提高纪检监察公检法人员的素质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的基本要求，当然也是教育改造犯罪者的基本要求。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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