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预先埋伏的狙击手将对方的一员（最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击毙或重伤，然后好整以暇，等待对方拖尸或营救伤员，借机扩大战果。在影片中，美军的“王牌狙击手”约翰用的就是这一招。但《狙击手》用这样一个梗展开故事，却让人觉得毫无新鲜感。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在中外电影中被用烂了的梗。八十年代库布里克的越战片《全金属外壳》就用过；2015年，吴京拍《战狼》，高潮情节也是这个梗；2021年的“网大”《浴血无名川》，更是把这个梗正用反用，大用特用，用到了几乎令观众产生不适的程度。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虽然《狙击手》把“围尸打援”故事讲得声情并茂，但这个战例却并不见于志愿军战史和当事人回忆，《狙击手》的创作团队也没有提到影片有真实战例做依据，可见这是一个虚构故事。可是，既然虚构，为什么要虚构一个尽人皆知的俗套呢？为什么不索性脑洞大开、天马行空，虚构一个新鲜的（同时也是合情合理的）故事呢？如果创新虚构实在做不到，那么就老老实实地选一个志愿军的真实战例（个人认为一切虚构故事都不如志愿军真实战例精彩），再以此为基础加以演绎，不是也很好吗？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1964年拍摄的《英雄儿女》。这部电影是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无疑是一个虚构故事。但巴金为了创作这篇小说，两次赴朝。第一次是在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1952年，他参加中国文联赴朝创作组，在朝鲜开城前线附近的志愿军某部六连生活了两个多月；第二次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他再次赴朝体验生活。不仅小说素材来自于生活，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电影时，也吸收、参考了大量真实的志愿军英雄事迹，有了这些真实的英雄事迹做基础，《英雄儿女》终成不朽经典。《狙击手》和《英雄儿女》不同。两位张导演的创作态度，看来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电影，所以就只能选择俗套。用俗套来拍《狙击手》，恰似姜昆在春晚上炒10年前的剩饭，这不是对观众的尊重，也是一种思想懒惰，在创作上采取机会主义手法的一种表现。《狙击手》的基本故事架构是“精英射手的巅峰对决”——这也是被许多西方狙击手电影用烂的。典型的如2001年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兵临城下》、2014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的《美国狙击手》，都是如此。苏军方面出场的是瓦西里。虽然他是普通士兵，但却是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区猎人家族的一员，像美国西部片里的“印第安猎人”那样，自带一种原始而古老的神秘感。德军方面，则是专门从柏林调到斯大林格勒战场对付瓦西里的“佐森狙击学校”校长康尼少校。影片用这样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镜头烘托康尼少校的卓尔不群：德军士兵都挤在黑暗寒冷的闷罐车里，而少校一个人就独占了一节明亮、温暖、豪华的专用车厢。《美国狙击手》则是根据前美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克里斯·凯尔自传《美国狙击手：美国军事史上最致命狙击手的自传》改编的。凯尔是美军王牌狙击手，曾在伊拉克战场射杀255人。他最传奇的一次狙击行动发生在2008年萨德尔城。当时，他在城外执行任务，看到大约1920米外一名武装分子正扛着火箭弹发射器靠近一支美军车队。凯尔立刻扣动扳机，精准无误击毙了这名武装分子，创下了他成功狙击的最远纪录。影片为凯尔安排了一个“分量相称”的对手——前伊拉克射击运动员、奥运气步枪射击项目银牌获得者穆斯塔法。穆斯塔法多次给凯尔造成了致命威胁，并打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但是凯尔最终在一场发生在沙尘暴天气的战斗中，将穆斯塔法击毙。《狙击手》深受这些西方狙击手电影的影响，也采取了“巅峰对决”的架构。美军方面，是专门从后方调来的王牌狙击手约翰，他骄横跋扈，自带团队，基层指挥官也无权指挥他。志愿军方面，刘文武本来不够精英，但《纽约时报》为他加封了“中国死神”的称号，这使他也具有了精英的光环。《兵临城下》中，德军方面之所以注意到瓦西里，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因为苏联报纸大肆宣传了瓦西里的事迹，并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而在《狙击手》中，美军方面之所以把刘文武视为眼中钉，专门把王牌狙击手约翰调来对付他，也是因为中国报纸报道他的事迹，刊登了照片，最终引来《纽约时报》的报道。
在《美国狙击手》中，因为凯尔弹无虚发，每次开枪，必有人应声倒地，所以当地武装分子为他起了一个绰号：“拉马迪恶魔”。而在《狙击手》中，刘文武也有一个绰号，“中国死神”——这是来自《纽约时报》恶谥。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热衷于采用“精英射手巅峰对决”的模式来表现战争，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和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统治阶级一个隐秘的幻想：依靠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军事精英，凭借尖端武器装备，就可以决定性地影响战争进程。如此一来，不仅大大降低了战争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消除保持一支庞大武装部队所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但是，把“精英射手巅峰对决”的模式套用到抗美援朝战争，那就不伦不类了。
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进行的“冷枪冷炮运动”中，所以能够把美军压得无法抬头并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并不是少数精英狙击手，而是群众运动。和西方狙击手电影中神乎其神的表现相反，在世界军事史上，狙击手都是单兵作战，对战役进程影响不大，更不可能影响整个战争结局。但志愿军发动的“冷枪冷炮运动”却明显不同：作为世界战争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狙击作战，对战争结局产生了战略性影响，成为迫使美国不得不同意停战的重要因素之一。“冷枪冷炮运动”之所以能够产生战略性影响，根本原因正在于它不是少数狙击精英的“巅峰对决”，而是按照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就创立的传统，发展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杀敌立功运动。据统计，从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志愿军在冷枪冷炮运动中共毙伤“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5.2万余人。这一辉煌战绩足以令一场大规模的战役相形见绌。在“冷枪冷炮运动”中，涌现出的最出名神枪手，就是张桃芳！他在32天的时间里，用436发子弹，毙敌214人（大部分是美军），创造了志愿军冷枪杀敌最高纪录，荣立特等功。以张桃芳的辉煌战果，完全可以进入世界十大狙击手的行列。尤其令人称奇的是：张桃芳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使用的是一支普通的苏制莫辛纳甘步枪，没有瞄准镜，也不懂得测风向和风速等狙击手必备的专业知识，全部训练仅消耗子弹500发左右。这就是说，张桃芳并不是凌驾于普通志愿军战士之上的“狙击精英”，更不是他们的对立面，而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志愿军中，有无数的张桃芳，只不过他们的战果比张桃芳稍逊罢了。比如志愿军第68军204师610团8连炊事员庞子龙，他的本职工作是给战壕里的战士们送饭，但后来他在阵地上来来去去看别人打枪很是痛快，就提出让他也试试，并向连长保证要是不行还回炊事班，结果一打就收不住手，3个月内冷枪毙敌54名。面对志愿军这样千千万万的“狙击手大军”，美军派遣几个类似凯尔、约翰、乃至康尼那样的精英狙击手，就属于螳臂当车。以志愿军第12军的战果为例，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全军狙击歼敌2506名，消耗步枪子弹5843发，我军伤亡11名，对100米内目标射击命中率普遍达到80%，敌我损失比是228:1。然而，和在真实的历史中，志愿军在狙击作战中处于压倒性优势完全相反，在《狙击手》中，美军王牌狙击手约翰却始终处于优势，他实际上完成被派往前线时领受的任务：消灭“中国死神”刘文武。并且他还令五班几乎全部阵亡，唯一幸存者陈大永也将因为身负重伤而很难在短期内重返前线。军事历史题材的影片，无论编导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在用艺术的方式总结历史经验。但是，如果要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在创作时就必须经历一个“从生活到电影”的过程，而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从电影到电影”，甚至是“从好莱坞电影到中国电影”的过程——这样的话，总结的就不是我军的历史经验，而是其他什么军队的历史经验了。当然，我这里绝不是说在电影创作时不能借鉴中外电影的成功做法，而是说，必须把生活本身作为电影创作的源头，只有从这个源头出发才能谈得上借鉴其他电影，否则的话就是本末倒置，而最终拍出来的电影，也只能是本末倒置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高度一万五”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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