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科、龚道安、邓恢林、刘新云，都是孙力军的人

点击：  作者：记者    来源：韬闻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2-01-16 13:17:33

 

1月15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一集《不负十四亿》。此集通过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胡怀邦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院长马林昆案等典型案例，反映中国共产党秉持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截至2021年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07.8万件、437.9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84人，共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99.8万人。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仍然有人管不住内心的贪欲，不收敛不收手，甚至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违背党的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影响党和国家政治安全。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孙力军：我应该说算是（党的）十八大或者十九大之后都没有收敛也没有收手的，犯了不少错误，也犯了不少罪过。

 

 

 

孙力军，曾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通报用词极为严厉，指其“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

 

紧随孙力军之后，政法领域多名省部级干部先后被查处：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2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邓恢林，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2021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极度腐化堕落的典型。孙力军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孙力军团伙的问题大都发生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滥用执法司法权，跟利益商人深度勾结。孙力军等人通过为他人在职务晋升、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巨额财物，其中孙力军、王立科收受财物达数亿元，其他人也有几千万到1亿多元。王立科就是其中的典型，甚至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

 

王立科：对不起这身警服，对不起党组织，对不起人民。

 

王立科和涉黑组织的关系，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他在家乡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结识了在当地“捞偏门”的娄河。此后20多年里，娄河从最初经营赌场，到发展成为暴力为祸当地的涉黑组织，再到发家后表面“洗白”转入地下，一路仰仗王立科的庇护，娄河累计送给王立科财物达8000多万元。

 

田彪（辽宁省公安厅工作人员）：我搞这些年涉黑案件，像王立科跟娄河之间的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当“保护伞”这么死心塌地，还是很少的。

 

90年代初，娄河在北镇开设多家赌场、娱乐城，就开始向分管治安的王立科行贿。当地民警曾接到举报想调查娄河，被王立科制止并严加训斥；省里市里有打黑行动，王立科就提前给娄河通风报信；他还滥用警权帮娄河打压竞争对手。曾有另一名涉黑组织成员李某向娄河叫板，王立科应娄河请托重点侦办，打击了李某的势力，壮大了娄河的声势。

 

 

 

有了王立科撑腰，娄河有恃无恐，财力势力迅速壮大。1998年，他投资建成大河酒店，并在酒店内常年开设赌场，豢养打手。该组织成员数十人，多年来涉及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80余起，治安案件30余件。

 

当地两名普通农民，2000年因为小事和娄河的小弟起了口角，娄河随后派20多名打手前往“教训”他们，导致一名受害人腿部截肢。娄河团伙被逮捕后，他们决定站出来申诉冤屈。

 

北镇当地村民：把腿给打折了。后期知道有一个叫王什么科的是省厅的，是省上头的领导，要是没有人罩着，他黑得了吗？

 

王立科随着职务晋升，担心被娄河影响了仕途。2008年，他精心设计让娄河到北镇市公安局“自首”，实际是完成“洗白”。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王立科将本该用来捍卫公平正义的执法权异化为谋取私利、买卖人情的私权力，他要求北镇市公安局对娄河从轻发落，将他所涉及的案件最终都作了撤案处理，这不仅严重削弱了政法机关的公信力，而且践踏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表面“洗白”后，娄河“转型”以房地产商身份亮相，实际仍然非法垄断北镇一带采砂业、旅游业、物流业等多个行业，以商养黑，以黑护商。

 

王立科身为警务人员，为什么会毫无职业荣誉感，包庇涉黑组织？调查发现，王立科打一开始进入警察队伍就动机不纯，这和他的家风家教有很大关系。王立科的父亲多年经商，当年是北镇首富，在当地深具影响力，他一门心思要让几个儿子做官。

 

王立维（王立科二哥）：当时我父亲觉得做生意很难，做官好像来钱比较容易，有升官发财这种理念。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大家都看着父亲的面子照顾我们，这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王立科最初在房管所工作，父亲找关系将他送进警察队伍，又继续拉关系帮助他得到提拔。王立科从基层民警到派出所副所长、县公安局副局长、再到北宁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背后都有父亲活动的影子。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王立科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我们分析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轨迹，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扭曲的价值观。所有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出了问题。

 

王立科到了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位子上，父亲的人脉也基本到了头。但在父亲一路“教导”下，王立科早已出师。他一边利用权力帮多名老板办事，收受巨额贿赂，再用受贿所得继续行贿拉关系。他先是靠攀附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被提拔为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之后在一次公务中，又认识了当时在公安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孙力军。

 

王立科：我认识他的时候应该是2008年的下半年，他到省厅考察，觉得他是公安部领导，很年轻。

 

在王立科眼中，孙力军岗位重要、上升空间很大，于是借各种机会拉近关系。2011年，他在孙力军到辽宁出差期间，首次送上一张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孙力军毫不推辞就收下了，也意味着接纳了王立科。此后，王立科多次专程到北京等地“看望”孙力军，送上银行卡、美元、公司股份。

 

 

 

孙力军：他每年大概四五次来北京，每次都给我30万美金，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面。他每次来就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王立科历年送给孙力军的“小海鲜”，到案发时累计折合人民币9000多万元，而孙力军也没有让他失望。

 

孙力军：他去了江苏当副省长、公安厅长，后来又当了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这一路我都提供了帮助。我把他当作自己人。

 

王立科需要依靠孙力军“上位”，孙力军则需要培植“自己人”占据重要岗位，两人一拍即合。在开除王立科党籍公职的通报中，有一句和孙力军的通报中同样的评价，那就是“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梳理二人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形成，能发现不少相似之处。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孙力军和王立科一样，根子上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他大学毕业之后，一开始跟着几个温州商人倒卖钢材，当时的追求就是挣钱买房买车。后来，他父亲找关系，将他安排到卫生部门工作，他又开始琢磨怎么利用卫生医药资源挣钱。这样，刚踏进公务员队伍，孙力军的权力观、政绩观就已发生了极度扭曲。

 

2001年，孙力军就和一个做医药生意的老板商议，由孙力军负责介绍政府、医院关系，老板负责出资和公司运营，约定利益三七分成。

 

孙力军：我错误地认为，当官和发财是可以两不误的。我在卫生部门工作，认识不少院长，认识不少医生，能够帮他说上话，帮助他一块把药推销到医院。

 

孙力军到公安部任职后，继续利用权力和地位影响为该公司处理法律纠纷、逃避监管处罚，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财物。

 

孙力军：公安部的一个案子涉及到了他，我和具体办案的专案组同志讲了，没有对他进行依法处理，让他逃避了法律制裁。

 

在对权力和金钱的认识上，孙力军和王立科本质上高度契合，都认为权能生钱、钱又能生权，二者循环转化。2008年，孙力军调到北京工作后，利用职权和影响力为多名不法商人做生意提供帮助，不法商人则为他送上巨额贿赂。专案组最终查获的孙力军赃款赃物，包括巨额现金、名贵手表、金银珠宝、年份茅台、高档手机、名贵普洱茶等各种财物。

 

孙力军：我的权力变得更大了，犯了更严重的罪过。举个例子吧，我从来没有过闯红灯的历史，到了公安部之后，我认为闯红灯是很正常的。很小的一个例子，但这就是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己、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在行为上放纵了自己。

 

有了权力就想闯红灯，恰是孙力军权力观极度扭曲的生动体现。孙力军丧失了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法律意识，其实就注定了自己最终的结局。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到公安部之后，孙力军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安插亲信，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他与团伙成员的交往完全建立在权权、权钱、权色交易的基础上。

 

在孙力军的价值观里，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2010年，在全国地市公安局长培训班上，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进入了孙力军的视野。他感到龚道安业务能力出众，于是主动拉拢示好，通过积极推荐运作，使得龚道安被提任为公安部技侦局副局长，之后又陆续提任技侦局局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

 

 

 

龚道安：孙力军直接跟我说，愿不愿意到公安部来、到技侦局来？我也感觉得到，孙力军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孙力军在业务上需要利用龚道安，因此他对待龚道安的方式，和对待王立科截然相反。从王立科身上，孙力军是大肆收钱；而对龚道安，则反过来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从受贿所得中拿出大笔资金，为龚道安解决孩子住房、安排亲属工作等各方面问题，还给龚道安下属团队发“奖金”，促使龚道安不遗余力地为他效命。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龚道安由此对孙力军感恩戴德，言听计从，认为绑定了孙力军就是绑定了美好未来。这种丧失政治原则，不信组织信关系，搞团团伙伙、搞人身攀附的行为，造成了恶劣政治影响，最终被查处的结局是必然的。

 

 

 

龚道安不仅自己为孙力军效命，还帮孙力军经营充实“小圈子”，向孙力军推荐时任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孙力军帮助邓恢林先后提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2014年，孙力军又物色到另一个“自己人”刘新云。刘新云原来是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一次公安部在山东有会议，刘新云负责安保，晚上主动到孙力军住所自我介绍，拉近关系。

 

 

 

刘新云：就上他宿舍，我就说我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知道，你是济南市公安局的；我说我们在外面搞保卫，你还有什么要求？

 

孙力军也在物色“小圈子”成员，看到刘新云积极贴靠，马上心领神会。他向刘新云透露了当时正在查办的一起案件情况，既是炫耀自己能参与要案，也借此显示把刘新云列为了“自己人”。

 

刘新云：第一次见面就和我这么说，我当时就感到，这么重要的机密直接和我说，人家瞧得起咱。

 

经孙力军运作，2014年12月，刘新云调任公安部网安局局长。他一到北京，孙力军就安排饭局，和其他“小圈子”成员给他接风。

 

刘新云：他就说，刘新云这不也调来了，你们都要支持他的工作。他说，你网上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告诉我。说这几句话，第一，都要支持刘新云，第二，我给你安排任务，显示出他在这个圈子当中的地位，明眼人一听就明白。

 

刘新云私下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重要网络舆情；龚道安也同样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信息、汇报案件办理情况。他们违规提供给孙力军的材料，绝大部分孙力军无权知悉。

 

孙力军：我要求他们把办案的相关材料都给我看一下。这种行为就是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2018年，孙力军坐上了公安部副部长位置，他自恃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副部长，有他人不具备的政治潜力和优势，野心更加膨胀，大搞腐败，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

 

顾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孙力军政治野心膨胀，谋求自己所谓更大发展，他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并且在商人朋友之间吹嘘。他一边享受着吹捧，一边下定决心钻营，还经常向“小圈子”里的成员进行封官许愿。

 

以人身依附为底色的“小圈子”，只要某个成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暴露出来，就会牵出利益链上勾连捆绑的各色人等。孙力军及其“小圈子”从一时繁荣到集体落马，看似突然，实则必然。

 

孙力军：我一直在反思，我为什么犯了这么多错、走了这么远？通报内容是准确的，我的问题主要出在我丢失了理想信念。你是做公安的，是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没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法治建设或者是公平正义的破坏者。

 

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是党的十八大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典型。目前，对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中央已决定对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等人立案审查调查。

 

政治意识、法治意识、纪律意识，对党员领导干部至关重要，对于掌握执法司法重权的政法队伍更是如此。执法司法权一旦被滥用，必然严重伤害社会公平正义，最终反噬自身。按照党中央重大部署，2021年2月开始，分两批次进行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紧扣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坚持全链条发力、全系统整治，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彻底整治顽瘴痼疾。

 

 

 

孙东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孙力军案件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案件，特别是这些人顶风违纪、知法犯法，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贪污贿赂数额巨大，影响非常恶劣，这是十九大以来我们查处的最严重的案件之一，体现了党中央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

 

腐败问题本质上是政治变质。党的百年历程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与拥护。因此，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腐败问题，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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