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复盘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嗅到了不寻常信号！

点击：作者：华龙来源：天涯时事微信号发布时间:2021-12-28 09:40:48

从许多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都是一个教科书般的金融战案例。对研究从那时至今，以及未来的金融攻击，都非常有参考价值。

更重要的是，它绝不仅仅是金融战，而是在金融战的表象下，融合了生物战、政治颠覆战、信息舆论战、心理战、文明战等多种战争形态，而且是天衣无缝的融合在一起。

现在，这种天衣无缝的融合似乎又上演了。但由于西方自身也受到病毒冲击，这种“融合”及其效应，远远不如1997年显著。

未来，1997年的一幕是否会再次上演，我们如何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作一个系统性的复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究竟如何爆发的？究竟什么力量在国际金融舞台幕后翻云覆雨？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吗？是金融大鳄吗？是某个或数个政府吗？一系列国际组织在这些危机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一个又一个亚洲主权国家，在那之前，在数个世纪的漫长时期，主宰东南亚经济的是华商。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主流媒体与学者鲜有提及的一大重要事实是，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华商遭到沉重打击、成为财富流失最多、最大的无形受害群体之一。

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华商仅仅是此次危机的“附带牺牲品”吗？这场危机究竟是场财富洗劫与蚕食大宴，还是别有所图？

1997年亚洲金融轰炸被正式引爆是在7月2日，“恰逢”香港回归的第二天，并由此上演了一场财富洗劫与财富转移大戏。

比起五百年前欧洲殖民者通过明目张胆的抢劫与屠杀进行的全球财富大搬运，1997年的这场财富洗劫与转移更加无形、规模更大。

不仅如此，仿佛“老天”也有意与香港回归作对。在金融风暴横扫亚洲的前夕，香港突然被一种致命流行性病毒袭击——高度传染性的致命性禽流感病毒H5N1。

H5N1于1996年首次在广东一个农场饲养的鹅身上发现，及至1997年4月，香港有大批活鸡相继染感染病毒并迅速死亡。

医学界许多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禽流感是由病毒引发的动物传染病，具有高度的特定物种针对性，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类病毒从鸟类直接传染到人类、甚至人传人的先例。

然而，1997年5月，就在香港回归前夕，这个病毒突然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异，首次感染人类，一名三岁男童感染后身亡。

更加引发医学界警觉的是，通常人类的流感病毒感染的是上呼吸道，但H5N1病毒却可直接深入肺部，不仅引发严重肺炎，还可引发脑炎、脑膜炎、急性呼吸窘迫、内出血等病症……

及至11月，也就是香港回归4个多月时，全港已被恐惧笼罩……

这一切使刚在金融风暴中躲过第一轮金融袭击的香港，面临双重考验。

香港回归数天，亚洲就被金融风暴袭击，华人主导的东南亚经济遭遇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史上规模最大的无形财富大转移也在“金融危机”表象下，在西方媒体大力推销的“亚洲文化是罪魁祸首”的文化战下，从华商手中流向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的口袋中……

一切都是巧合吗？

如同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有人会以阴谋论看一切，也总有人把一切看做巧合。如此，世界循环往复地旋转，人类历史的悲喜剧也周而复始地重演。

此后，有关亚洲金融危机的详情，各路金融专家、研究学者都著书立说、向公众进行各种解释……但这场金融风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却远非盖棺定论之事。

这只是一场金融战吗？还是融合生物战的金融战？抑或是融合了金融战与生物战的文明战？现代一体化战争在悄无声息中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

究竟是否存在一只无形的手，在挥舞指挥棒，导演这些历史性的大戏？为什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中，西方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都步调一致地采取了恰恰相反的态度与行为？“市场”那“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又与谁的战略利益天衣无缝地完美吻合？

从许多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是个教科书般的典型范例。对研究从那时至今、以及未来的金融冲击都非常有参考价值。危机发生的细节已被数不胜数的媒体、学者所描述，这里不再浪费笔墨，而要着重说说：究竟是谁？到底为什么？有何黑幕？

抛开其它的不说，先看一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一些主要人物、组织及国家的行动，这些问题就会不解自答。

比如，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亚洲多个国家被步步紧逼，被急迫地要求开放金融市场。

1997年11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亚太峰会上，当东亚、东南亚正陷入金融危机的陷阱时，美国继续一如既往地施加压力，甚至比以往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求亚洲受害国开放。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弗雷德·伯格斯坦就称：“自由化与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对整个亚太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现象很值得深思：虽然美国以非同寻常的强硬态度与急不可耐的迫切感在全球推动 “自由化”，拆除对资金流动的管制，但它并没有针对全世界提出这些要求，而是专门针对东亚、东南亚国家。

从90年代开始，美国不惜一切代价与手段，步步加大压力，软硬兼施地让东亚、东南亚各国开放金融和资本账户管制，而且可以说是将全副注意力倾注在这个区域。

美国没有对智利、没有对印度、没有对巴西、没有对欧洲哪个国家施加如此压力，而是全副精力、一门心思地向东亚、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可以说，美国的打击目标此时已十分明确、深思熟虑、一心一意。

从危机一开始，“管理”这场危机的两大领衔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政府就软硬兼施地轮番施加压力，落井下石般地要求亚洲各受害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

这些举动让人匪夷所思，甚至让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深感震惊。他忍不住记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很震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要以如此的劲头推动东南亚在危机中开放金融，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理论与证据指出，这样做有益于其经济稳定，倒是有恰恰相反的事实。”

国际金融市场业内人都明白：在这个“危机”时刻，滚滚资金通常会倾泻涌入美国金融市场，从而带来廉价的信贷，并推动美国股市，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来自东亚、东南亚的庞大财富也会在这些国家被打得屈膝下跪后，被易如反掌地收进美国的口袋中。而且，这次金融风暴似乎是专门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设计的。

亚洲国家拥有高储蓄率，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使这些国家拥有相对较强的经济应对能力，因而80年代拉美被债务陷阱袭击的一幕，很难在亚洲国家上演。

但亚洲国家却有一个容易被袭击的短板：二战后数十年间，亚洲国家采取“出口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严重依赖出口，而且面对货币急剧波动具有致命性的脆弱，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主要与美元挂钩。

实际上，及至克林顿政府入主白宫，各种花样翻新的金融、货币危机技艺早已炉火纯青，并屡试不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亚洲诸多国家，也如同一场传染病，蔓延至俄罗斯、巴西等国。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亚洲金融危机清晰显示了，允许外资轻易地、突如其来地自由进出一个主权国家，无疑是在埋下一个个定时炸弹，对于任何主权国来说，这都是一场迟早要爆发、难以控制的危机。

危机被引爆后，欧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制订了所谓“一揽子救援计划”。

这些“救援计划”附带的条件是如此苛刻，是十足的“落井下石”，是一副副毒药偏方，会让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同时，引发社会冲突与政治动荡。但“施救者”却异常宁静地坐观这些国家社会动荡、战火遍地燃烧蔓延。

亚洲金融危机时泰铢严重贬值，如同草纸

泰国成为此次金融袭击的首选目标，恰恰是因为它当时是这个区域最开放的经济。经过多年的软硬兼施，泰国当时被成功诱导进入“开放型”金融体制，而“开放” 则为泰国引入了一枚枚定时炸弹。

不仅仅是泰国，在多个国家，伴随房地产价格飞涨的，是虚拟式繁荣泡沫，这些泡沫迟早要被捅破，而一旦被捅破，其经济也必然会崩溃、社会必发生动荡。

当一个国家迫于压力或被忽悠，而开放资本账户等金融领域时，实际上是在把国家推入一个致命陷阱：滚滚涌入的热钱及短期信贷会如同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自己的门前，送到自己的嘴边。

但这一切不过是一个个剧毒的致命诱饵：当目标国的金融业牢牢咬住这些诱饵后，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死死钓住，随即被抛入一个被事先埋好的灾难性陷阱、被置于菜板上，等候屠夫们的血洗大屠杀。

为主人埋设陷阱、扮演屠夫的，是国际对冲基金、私募基金这些早已伺机待命出发的特洛伊木马、定时炸弹大军……

当袭击来临时，那些信贷、热钱会被一声令下，统一协调地纷纷撤回伦敦、纽约，留下受害者被置于案板上，等候他们的，是西方的血盆大口……

特别说明：截止到目前，中国只对外完全开放了经常性账户（也就是贸易和服务等），没有完全开放资本和金融账户（也就是实体投资和股票、债券和外汇等），外国资本想要进入中国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审核。中国还有外汇管制，没有非常正当的理由，不是外资想离开就能离开的。

再回到1997年。

当时，紧随泰国之后被置于屠宰板上的是印尼。

在西方“救援”和“指导”下，1997年印尼GDP急剧下降了20%，而这一切成为另一场社会危机的前奏……

再来说说亚洲金融风暴中的韩国。

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韩国设计了“一揽子救援计划”，为韩国提供的“救援计划”究竟是何神药？

在“一揽子救援计划”规定下，韩国强大的民族企业被迫股份化，转制为西方式的股份公司，从而不得不依赖于发行股票、接受西方资本大鳄们的控制，不得不求助被欧美掌控的资本市场！

如此一来，便陷入国际资本、货币、证券市场的轻易操纵与控制之下。

韩国人抗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

经济上的打击仅是第一步。

针对这些民族企业，还有一个被西方广泛传播的妖魔化形象：这些大型企业与政府关系太密切，不利于自由竞争，这正是“亚洲文化的弊端”、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文化与社会根源”等等。

在亚洲金融危机被引爆后，这正是西方主流媒体、政府几乎异口同声强调的结论。

这分明是黑白颠倒，美国自己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巨头无一不是靠政府扶持起来的。但轮到韩国，轮到亚洲，则成了“文化弊端”，成了必须被抛弃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国企同样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的原因，在他们的既定战略中，与韩国的民族企业一样，中国的国企也必须被瓦解、削弱、根除。

实际上，打开东亚的金融大门，从内部渗透、左右东亚的命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正式开始了，其聚焦点就是——开放资本账户管制、金融市场自由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采取全方位“门户开放”措施，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包括银行业及商业领域。从1997年12月15日开始，将外资对韩国公司拥有股份的上限从26% 提升到50%等等。

被迫“开放”，进行“自由化”改革后，韩国损失惨重。

至2004年 6月，“韩国”企业中，西方资本拥有三星电子58.1%的股份，现代汽车公司的55.3%，浦项制铁公司70.1%……

金融领域的外资控制尤为显著。

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美国资本大量参股韩国银行：目前韩国九大行中的住宅银行、国民银行、第一银行、新韩银行和韩美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均超过了51%。

1997年后，对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急剧增长，从1990年的8亿美元急剧增加到1999年的155亿美元。

这些“投资”的绝大多数，是用于吞并韩国战略性企业与金融资产，其中许多是通过资产剥离的方式廉价出售的，足以引发政府与法律部门进行犯罪调查。

当然，这种调查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毫不夸张地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于西方公司来说，是一场规模难以想像的金融大宴，它们也如狼似虎一般地贪婪吞食、无情宰杀、猎捕一个又一个亚洲庞大的财富库。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都是场史无前例的财富大掠夺，其难以想像的庞大规模，可从一些数字中窥见冰山一角。如：仅1998年前五个月，美国公司收购的亚洲企业数量，是它们此前一年全年收购总数的两倍。

欧洲也加入了分餐大宴，尤其是来自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公司，近乎疯狂地对亚洲猎物进行屠宰。位于美国的证券数据公司 Securities Data将这场针对亚洲资产与财富的大掠夺兴奋地称为“历史性的时刻”。

1997年西方金融战成功实施的前后始末到底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势力彻底瓦解崩溃，对于欧美“自由世界”战略大师们来说，要获取对世界的全方位主宰，还有两大潜在对手与路障——伊斯兰与华夏，必须不惜一切手段清除这两大路障。

当克林顿入主白宫时，这正是美国战略者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如何不惜一切手段打击、消除这两大潜在路障？

正在这时，适应新一代战争的一体化作战手段、在新一代军事大革命中崛起的一系列秘密杀手锏武器也趋于成熟完备：融合生物基因生态战-地球物理战-脑意识控制战-心理战-政治颠覆战-经济战-文明战于一体的现代无形战争的时代，静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在这场以“文明战”为核心的终极大战中，亚洲发展模式是绝对不允许主导地球的。归根结底，金融、财富等都不过是工具，民族之间最核心的博弈是文明。

这里要说一说亚洲的“特殊性”。

对于西方“自由世界”来说，来自东亚、东南亚的威胁与挑战格外紧迫的原因是：

尽管由于历史的因素，该地区长期被“分而治之”谋略制造出支离破碎的政治版图，但整个区域的经济、资本日益整合成强大的、生命力极强的互补性网络。这个网络虽然被日本力量渗透，但除了日韩，该区域所有国家和经济体，都是华人主导经济，这一切又将整个地区与中国大陆联结成不可分割、日益整合为一体的文化、经济统一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华夏文明长期占优势，并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基督教西方的替代选择——华夏文明影响下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而这是整个基督教西方世界最为恐惧的恶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手段终结之、根除之。

海外华人的庞大财富、他们在各种逆境中灵活而顽强生存发展的非凡生命活力，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无形帝国，通过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维系着。这一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网与金融纽带网，使这无形帝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一个没有国界、也没有炫耀张扬国旗的帝国。

二战结束后，数百个大型联合企业从东南亚悄然崛起，几乎所有都被华商拥有或掌控着。历史学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曾在其《环太平洋的主人》一书中，将华商冠以如此殊荣的称号。

对于西方“自由世界”来说，华夏文明的威胁在于：不仅东亚、东南亚地区几乎都是由华人主导经济，即使韩国日本也与华夏文明有着一衣带水的关联。

因此，在这个地区引发任何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不仅会打击当时正如日中升的 “亚洲价值观”“亚洲文化”“儒家文化传统”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自信心，为21世纪的文明决战铺路，而且也会对中国予以重击，最大程度地减少、摧毁海外华人的财富库，窒息向中国输送投资源泉的财富咽喉，遏制这个区域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回归世界主导的传统地位。

由此，我们看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海外华商的庞大财富流向西方，流向大西洋两岸，集中于大西洋两岸的控制下。西格雷夫笔下“环太平洋的主人”，尽管拥有数千年优秀的信息传递体系、聪明过人的才智与技艺、吃苦耐劳的性格、灵活机敏的应变能力，最后还是成为大西洋捕食者们肆意屠宰的猎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不被主流媒体提及的最大无形受害者群体之一，是雄居东南亚数个世纪的海外华商。危机后，华商基于互信与家族纽带的传统被严重削弱。

可以说，对于基督教大一统西方的千年大业来说，这次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基督教西方世界的头号威胁，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上都改变着整个华夏文明圈乃至整个世界。

只有从这个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危机中及危机后，西方主流媒体、学术界那难以掩饰的欣喜与一片兴奋。一场宣传公关大战也似乎早已准备好剧本台词，把此次亚洲危机描述成“亚洲人的文化与社会根源”、亚洲人的“经济管理无能”、亚洲国家的“外汇管理无能”、亚洲“不透明的腐败政府“、亚洲文化的“裙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