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跃飞：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点击：作者：蒋跃飞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1-10-24 10:18:55

【1971年10月25日，当第2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正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后，掌声和欢笑在大厅爆发，中国外交代表乔冠华和黄华的大笑，成为中国在历史上扬眉吐气的标志之一。】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写在联合国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际

1956年11月，毛主席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他写了一句对新中国的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话：“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对于建国仅7年时间的新中国，毛主席就对其国际地位和大国责任做出了规定。不仅如此，在该文中，毛主席还预见到二十一世纪，他说，到那时，“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告慰毛主席：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五十年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奋斗，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已经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事务中正在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五十年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苦的斗争过程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五十年代为第一阶段。1950年时，苏联最早提出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取代国民党席位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否决了苏联的提案。到五十年代中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起来，美国感觉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提出了“两个中国”都加入联合国的方案。当时，这个方案遭到了毛主席的严词拒绝。从1951年到1960年，10年间，美国贼喊捉贼，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为借口，整整十年不让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六十年代为第二阶段。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这无疑是对美国为阻止中国恢复其席位设置的重重障碍提出了挑战。但美国仍顽固坚持其错误立场。它另出花招，强行把恢复中国代表权作为必须由联大以2/3多数票赞成才算通过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说在美国处于少数情形时，仍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因此，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阿尔巴尼亚等国每年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但仍无明显进展。

七十年代为第三阶段。1970年10月，在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表决赞成驱逐台湾国民党当局“代表”的已有51票，反对的为47票。这是联合国大会表决恢复中国席位问题时，赞成票第一次超过反对票，虽然没有达到“2/3的多数”，但是这一结果也预示着美国能够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了。此次联大以后，看到世界各国的表现，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说：“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把世界分为五极，称中国是五极之一，第一次对中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访问。同年10月，基辛格再次来华访问，这次是公开的。美国的态度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表决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提案》。表决结果：在总数128张表决票中，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得以通过！从各大洲的赞成票来看：非洲26票；欧洲23票；亚洲19票；北美洲4票；南美洲4票；大洋洲0票。对于这一结果，正如时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所说，“这是向全世界宣告：第三世界国家，中小国家，可以在联合国讲坛上扬眉吐气地表达自己意见了。”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发起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之所以圆满地解决了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主要是下列三个因素：

第一，我国政府坚定的立场，坚决地斗争以及新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壮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为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极力阻挠的同时，也提出了解决的条件：在五十年代中期，他们的条件是新中国以联合国普通成员的身份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仍由国民党占据。这当然遭到了我们的坚决反对。在六十年代，他们又提出，可以恢复我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是保留台湾方面联合国一般成员国的地位。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任何图谋。用当时毛主席的话说，“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这一立场一直未变。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持续的提升。在国际关系上，不仅大批新兴国家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欧洲许多国家，包括英、法、德、意等都先后表达了要与我建交或改善关系的愿望。在六十年代，毛主席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即亚非拉贫穷落后国家和反对美国和苏联控制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及东欧国家，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团结第二中间地带。1964年，法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1970年，毛主席在与非洲国家领导人谈话时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我国的经济在经过了三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并建立起来了国民经济体系。军事上拥有了“两弹一星”，新中国开始跻身于核大国的行列。到七十年代，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已今非昔比。这些是新中国能够全面实现恢复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合法席位的基本内在条件, 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和综合国力，要实现上述目标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政策上，我们始终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据统计，到1971年10月，与我建交的国家有63个，除几个西欧国家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五十年代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亚非拉许多国家开始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走上了独立建国的道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深恶痛绝，在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在这些国家实现独立前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他们也给予了道义和政治、经济上的支持与帮助。因此，在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上，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现出了坚强的团结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由衷地说，是发展中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第三，中美关系的改善。到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集中的表现是中美苏大三角的斗争达到了高潮。此时美国正陷入越战的泥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苏博弈，美方处于弱势；中苏之间的矛盾由于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而变得更加尖锐，苏联在我国的北部边界上陈兵百万，对我国构成了现实威胁。美国看到了这一态势，开始向我主动示好。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0月，又高调公开访华。中美开始改善关系的苗头迅速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反应最明显的是欧洲。在这次联大会议上，欧洲的28票中，有23票是赞成票，弃权票4票，反对票只有马耳他的1票。这简直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这样的局面，客观地说，与中美关系的改善有着密切的联系。此次联大以后，出现了世界各国争相与我建立外交关系的高潮。

二、五十年来，新中国为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的成立是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与力量对比，为推进人类和平、民主、正义、进步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第一，发展成果的贡献。新中国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不仅经济体量位居世界前列，而且综合国力、世界影响力、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水平等都居于世界先进行列。取得如此骄人的发展业绩，最根本的经验是我们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国家崛起振兴的角度说，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唯一不靠战争、侵略、掠夺和剥削，而是依靠本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国家发展振兴的。作为一个占全球人口1/5的大国，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到今天的繁荣昌盛，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发展经验的贡献。中国今天的发展成果令世界瞩目，也引发许多人思考，怎么看待中国选择的道路，中国实现崛起的秘密是什么？对此，一言以蔽之，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总结我们长期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其内容极其丰富，含义极其深刻：这里既包含科学的思想方法，又包含求真务实的理论指导、对国情的准确把握和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正确认识以及实践中的及时总结和不断提高。这些经验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务实的方法论，为那些已经走上独立道路并且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为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贡献了可供借鉴，但不可简单复制的中国模式和方案。

第三，经济发展成果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得以更广泛地融入了世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在中国的发展中也同时受益。今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国对推进联合国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始终位居世界第一，达30%左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越来越大的市场是他们发展的良好机会；据统计，早在10前，中国就已经是全球124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目前，仅中欧班列国内就有30多个城市直达欧洲15个国家，40多个城市，每年有三万多列货物在中欧之间流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了更多的帮助，在对外援助方面，仅以非洲为例，几十年来，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受到过中国的各类援助，援助的项目从基础设施到民生的改善，应有尽有，难以计数，而且我国的援助还有一个与殖民主义国家不同的鲜明特点，那就是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第四，对世界治理的贡献。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的基本立场和一贯方针。我国坚持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各项规定；坚持国际公认的国家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坚持不输出意识形态，也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坚持结伴不结盟的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事务中坚守国际正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和不承认一切基于“实力地位”和霸权利益等不合理的所谓“国际秩序”，坚定地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中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以来，一直在不断“加群”，当前中国已加入400多项多边条约，参加了所有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大约90%政府间国际组织，全面融入当代国际秩序。目前，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有100多个国家加入，这一倡议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项目建设，又是消除贫困和不稳定因素的基础性措施。我国还是世界上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为维护地区稳定和国际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五，抗击新冠疫情的贡献。去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百年未遇的重大疫情灾害，能否尽快有效地应对是对各国社会制度优劣和政府管理能力与水平的重大考验。我国是最早遭遇疫情的国家，在毫无准备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紧急动员，打响了一场全民抗议的人民战争。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第一大国，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住了疫情，直到现在没有出现规模性的反弹，这本身就是对全世界抗击疫情的重大贡献。作为全球第一生产大国，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开始了复工复产，到下半年全国基本恢复了正常生产直到现在没有出现大面积停工现象。截至今年5月，中国已为受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抗疫及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20亿美元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为全球供应了2800多亿只口罩、34亿多件防护服、40多亿份检测试剂盒，向80多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世界供应超3.5亿剂，成为全球出口和援助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还通过多形式多渠道与各方积极分享疫情相关信息和抗疫经验，为各国提供重要参考。所有这些，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无私奉献和慷慨担当精神。

总之，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的五十年，是自身持续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五十年，是在联合国里积极努力推进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社会不断进步的五十年，是勇于担当负责，不断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出贡献的五十年。中国不愧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三、坚定“四个自信”，顺应历史潮流，在世界百年变局和实现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五十年前，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并且深刻地影响世界的开始。放眼未来的五十年，是世界百年变局呈现质变的时代，也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也将同时是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时代。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里，中国必将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必将引领世界。新时代必须要有新理念和新共识。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著名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这一宏伟而深刻的伟大构想。他首先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困惑，发出了事关人类命运的终极之问：“我们是谁？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他说：“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他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思想深邃，立意高远，胸怀博大，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为人类的未来前途指明了方向。这一构想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西方的所谓政治家们，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美国每天在呼喊着要维护其霸权的所谓“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在盘算着各自的门户私计，以便在大选中保住位置，别说世界的前途，就是本国大选以后的前途都不会考虑。所以，法国总统马克龙才无奈地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不说别的，光是它的政治想象力，都要远比今天的西方人强，而这正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

第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扎实推进。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历经一百年的浴血奋斗，我们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进而走上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今天，用习总书记的话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再过五十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届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将基本实现。到那时，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将稳居世界前列；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及富裕幸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威望将空前提高；中国崛起和发展的理念与经验为世界各国所认可和推崇；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中国的崛起而受益。总的看，中华民族不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将更大、更多地贡献于世界各国。前一个时期，两位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论或许有些道理。英国智库Demos创始人之一马丁·雅克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却‘伪装’成一个国家。”“（中国的）文明没有出现断层，国家兴衰只不过是一个摔倒再站起来的动作而已”。基辛格说：“近200年的中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意外，这并不是长情。如果今后中国要回到属于她的位置并不意外。”是的，中国今天正在进行着这样的蝶变，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再站起来”和“回到属于我们的位置”！（上述话语引于网络）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到本世纪的末期，我国将走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百年历程，开始步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幽灵”，已经在世界上游荡了五百多年的时间。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的理论；二十世纪初，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将其变成了现实。二十世纪中，新中国的成立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得社会主义焕发出了巨大的改变世界的力量。新中国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表明：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同时，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作为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进而使得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这是我们坚持“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我们坚信，再过五十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即到本世纪末，我们将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百年历史任务，步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一过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基本是一致的。到那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历史疑问已经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不再有人怀疑，在实现这一结果的过程中，中国对于全人类的贡献将是无与伦比的。

第四，伟大斗争更加激烈，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体现着人类发展进步的坚定步伐。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决定的，是由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说到底是由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从现在开始的五十年内将是这种斗争最激烈的阶段。主要表现在：

首先，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国际斗争的主旋律。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落，他们当然不甘心于自己的消亡，因而必然的要做垂死的挣扎。他们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我国，表面看是要遏制我国的发展，迟滞我国的崛起进程，实质的目的在于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即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一点，去年特朗普政府已经公开表明了态度，而且成为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因此，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国际政治斗争，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幻想。霸权主义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是国际斗争的主要矛盾，是必须要迈过去的一道坎。面对这道坎，我们只有胜利，别无选择。百年以来，世界各国苦美久矣，团结世界上一切进步势力，坚决反对霸权主义是一项得人心的正义事业。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主要斗争任务。

其次，反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国际斗争的基本内容。当前的所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战”、特别是“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旨在维护帝国主义霸权和殖民主义利益的畸形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其实质是确保少数西方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与压迫。因此，到了彻底改变的时候了。这既是实现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利益的应有担当。

最后，解决台湾问题是在国际上尽快摆脱被动局面的紧迫任务。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可以不在本文进行讨论。之所以将这个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事关民族复兴，也是中美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是我国处理同许多国家关系中不能绕开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台湾问题始终是我国同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个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也许正因如此，台湾问题也成了个别国家动辄以此刺激或要挟我国的一个砝码；特别是中美之间，尽管矛盾和斗争的内容涉及很多领域，但最核心的、也是我们的一个软肋还是台湾问题。因此，尽早解决台湾问题不仅成为推进民族复兴必须完成的一个现实任务，更是我们摆脱外交斗争现实羁绊的一个紧迫任务。这个问题就好像长在人身上的一个肿瘤，随时有恶变的危险，务必早日割除。现实地看，美国的霸权行径消除了，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变了，台湾问题解决了，我国作为大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才能真正地彰显出来，也才能够为世界各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总之，第26届联大全面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全面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标志着结束了自六十年代以来十余年时间，同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的不利局面，为我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发挥世界性大国作用开辟了新天地。特别是此后不久，毛主席正式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且为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使我国在许多国际事务、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五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凸显，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我国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充分利用好联合国这个重要国际平台，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旗帜，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各项规定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我们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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