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式军队到新型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用了三大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古田会议。这三大步的完成，不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靠的是什么？靠的绝不是守成心态，恰恰相反，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号，组织上建军；经过三湾改编，提出了“党指挥枪”，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到连上”；经过古田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思想上建军。这三大步的完成，不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靠的是什么？靠的绝不是守成心态，恰恰相反，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决定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一路走一路打，部队剩余人数越打越少，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部队由起义之初的5000余人下降到1000多人。剩下的千余人也是问题层出不穷，伤员增加，有的官兵军阀习气和雇佣思想严重，有的士兵悲观动摇，缺乏斗志甚至擅自离队。出现这些问题不难理解，毕竟这支部队本身就是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农军、浏阳农军、安源工人武装组成，部队的成分极为复杂。旧军队最让人头疼的是官兵之间待遇极不平等。出身于各种军校的军官，连级以上的配有勤务兵，打水、提鞋、洗衣这些全由勤务兵包了，吃的是小灶。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更威风：脚穿皮鞋，头戴皮帽，腰系皮带、挎皮包，再插上一根皮鞭，被称作“五皮军官”。至于打骂士兵，更是常事，因为在他们看来“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当时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在三湾改编当晚，就走了一些动摇分子。改编后新任的团长程浩居然密谋把部队拉出去，向地方军阀方鼎英投降。幸亏党的组织深入了连队，他们才没有得逞。“如果再无力挽狂澜之举，便有万劫不复之灾” ，对于军队问题，毛泽东心急如焚。经过一路的调研讨论，毛泽东出手了：打碎旧军队的基础，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改编之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随后开赴井冈山。
在井冈山上的日子，红军迅速发展。朱毛胜利会师，会师后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段时间后，新的问题产生了：党和军队处在农村分散的游击环境里，而如何把一支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政党和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这样一个新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于是，就有了1929年12月28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决议内容十分丰富，中心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概括地说就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古田会议决议》发挥了答疑解惑、明辨真理的作用。它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解决了怎样将红军建设成为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它还提出“党指挥枪”，党必须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党对一支农军武装的改造完成。
在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何以与根据地、正规军构成中共打持久战中互为作用的“三驾马车”？这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不拘定式、大力创新的结果。游击战一开始只是红军的一种战术。在井冈山时期，表现为“打圈子”战术。后来演化为“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洛川会议将持久战确定为战略总方针，在这之后的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并发表《论持久战》，明确提出“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标志着抗战初期红军军事战略转变的完成。游击战获得非同一般的地位，绝不是像有些黑八路军的人说的那些“游而不击”。这方面，日本军方可以“做证”。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回忆：“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冈村宁次回忆录》里记录过一场八路军游击战的全过程：
“我军步兵分队在最边缘地方布防时，驻守一般是在村庄或要冲等地修筑堡垒，外面围绕一条深水沟，沟上设置吊桥以便出入，平时将吊桥收起，士兵生活在水沟围绕的范围内，并派有岗哨警戒。村庄里的农民大多是纯朴善良的人，天长日久自然也就和村民有些来往。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队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不整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起齐射，分队长等应声倒毙，随后行列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日军这样的遭遇应该还有很多，因为游击战没有定式。就像毛泽东说的：“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在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群众性游击战斗中，形式也在不断创新。比如，山东地区民兵开展的“麻雀战”，沿日军行军路线开展的“车轮战”，同日军转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处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都属于游击战。此外，地雷战、地道战等也在游击战中得到了普通的运用。晋察翼抗日根据地北岳区民兵在1943年反“扫荡”中，爆破英雄李勇率领的爆破组以冷枪射击和地雷阵相结合的战法，毙伤日军130多人；以地雷战与“麻雀战”相结合的战法，共毙伤日军300多人、炸毁汽车5辆。
如果你以为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还是只有“小米加步枪”，那你就落后了！解放军的创新速度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当时由于装备不足，解放军自己研制了一种武器。没想到，这种武器竟然打得国民党“王牌”兵团胆战心惊，以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流传这样的说法：解放军使用了秘密武器，它就是可怕的特大威力炮！国民党军队中所传言的特大威力炮，其实就是“飞雷”。制作方法很简单：在空汽油桶内填充发射炸药后，把捆扎成圆盘形的炸药包放进去，然后点燃发射，它能把20公斤的炸药包抛射到150—200米以外。油桶多粗，口径就有多大。在落点半径5米之内，一切碉堡、地堡、工事都会炸飞。“飞雷”在使用中不断得到改良。用抛射筒改装土造的火焰喷射器、用抛射筒抛射几十公斤重的石头、飞送集束手榴弹等，“飞雷”的使用被形象地称作“天女散花”。这种武器也是对付当时国民党军坦克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在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黄维苦心经营的“硬核桃”野战防御工事，就被这些重型“飞雷”炸成一片废墟，其兵力防御也被“天女散花”一击即溃。
（来源：“领导文萃”微信公众号，原文摘自《从13人到9000多万人：史上最牛创业团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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