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说新中国“闭关自守”的不仅是公知，至今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还不时地爆出此等言论。新中国真的曾闭关自守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新中国用了二十年时间实现了对美、苏两大霸权主义阵营对华包围圈的突破，到今天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突围史，将永远地镌刻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上！

学术界之所以出现新中国“闭关自守”说，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习惯于西方视觉

由于近百年西方话语体系随着殖民者的铁蹄侵入中华大地，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知觉也被“殖民化”，他们已经习惯性地用西方视觉审视中国问题。他们看不清楚，新中国没有第一时间加入美国阵营和后来与苏联阵营关系破裂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新中国不愿意再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不愿意出让哪怕是一分一毫的民族利益。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确实有部分人士倾向于与共产党合作，承认新生人民政权。但首先这不是美国主流的声音，只是曾经有过与共产党接触过比较了解共产党的部分美国人士的看法，他们多属于美国的中下层人士，对美国决策层影响甚微。其次，即便是司徒雷登做过这方面的尝试，那也是企图用承认新生人民政权来换取保住美国的在华利益，他的理想是把新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把共产党变成第二个国民党。其三，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敌视共产主义的，美国政客甚至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后来美国出现的极右的麦卡锡主义就是鲜活的例证。中苏关系破裂，意识形态之争只是表面的原因。真实原因是赫鲁晓夫企图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损害中国主权、攫取中国的利益。他提出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中国当时没有军舰，若建立联合舰队等于同意苏联在中国驻军建立军事基地。基于同样的目的，赫鲁晓夫还提出中苏共建长波电台用于侦讯西方电子信号，中国也不同意。要建也是中国独立建设，自己使用。这才是中苏闹翻的具体原因。特别是苏联越来越帝国主义化，在全世界建立势力范围与西方分庭抗礼，这与中国的国策背道而驰。中国自然不愿意被裹挟，中国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所有国家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故与苏联搞不到一块去。新中国既然不愿意做美国的附庸，当然也不愿意做苏联的附庸。宁肯与两个超级大国闹翻也不愿意损害国家的独立主权，以至于不得不暂时处于孤立的境地，相信经过中国人民艰苦的努力，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打破这种孤立的局面的。

第二，有人故意渲染

有人故意渲染，这个“有人”当然是指西方渗透进中国势力和被西方洗脑的中国公知们。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攻击新生人民政权的机会。“闭关自守”会唤起中国人对晚清政府的记忆，会把新生人民政权和腐朽没落的晚清政权划等号，离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他们的诬陷新中国的策略主要是漠视事实、编造谎言。

驳倒这个谎言只需基于以下事实：

第一，新中国迅即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就是对美国封锁的一次成功的突围。首先，中苏之间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都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共产党领导。其次，当时共产党二十八年的奋斗史，尽管有诸多曲折，总体上看苏联的确给予了中国许多帮助。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苏联对中国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再次，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真诚的，对中国的工业化体系的建立是有历史性贡献的。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拓展国际空间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修正主义”化不是中国的错误。

第二，新中国一直在致力于突破西方的封锁。首先，留下香港不予解放的目的就是让香港成为中西方世界联系的一个开放的窗口，香港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五十年代的香港也是很穷困的，记得大陆在自己都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全国调集物资帮助香港度过难关。香港后来成为四小龙之一，除了诸多国际因素的综合外，背靠大陆以及特殊的中英、中美关系也是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抗美援朝，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尤其是那些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国家受到继新中国成立后的又一次极大的鼓舞，西方也不得不邀请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把中英和中法关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次会议，美国完全主导会议的目的没有达到。再次，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在华沙举行秘密会谈达一百三十多次，这为后来乒乓外交的展开及基辛格秘密访华奠定了基础。

第三，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交朋友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这也是对美国封锁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万隆会议是难得的没有列强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邀请了中国参加。会上中国等国联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新的准则。中国和亚非拉第三世界交朋友，团结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和人民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作斗争，中国大力开展对非洲等第三世界的援助，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最显著的成效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帮助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今天，我们事实上还受惠于当时的成果。比如我们的“一带一路”就是那个时代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战略的升级版。

第四，不仅在外交上，在经济活动中中国也一直表现出一种开放姿态。中国从一九五七年开办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州交易会,简称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届，一直延续至今就是证明。

坦率地说，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阻碍，其次也受到国内极左势力的干扰。但绝不能因此说新中国“闭关锁国”。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是改革开放的新号角，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排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使得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专心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厘清这个问题意义重大：

第一，新中国七十年历史，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是一脉相承的。有些人处心积虑地想把这两个阶段割裂开来，其心术是不正的，其用心是险恶的。

第二，开放是新中国一贯的国策。开放的国策受阻和主观上不愿意开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容混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层层突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成功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才是整个七十年历史的最真实的图景。

第三，今天我们面临着美国霸权主义的升级版的封锁、遏制和打压，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创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经济，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尤其在后疫情时代，中国一手帮助世界各国尤其是不发达国家抗击新冠病毒，一手帮助他们恢复经济，全力助推世界经济复苏。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战略，是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大势。历史上，突破美帝国主义封锁的经验仍然有用，这个经验就是用斗争求和平。

新中国从来没有过“闭关自守”，这件事到了彻底说清楚的时候了。我们的理论界、学术界应该主动站出来肃清流毒，保证祖国的天空风清日朗，阔步迈向伟大复兴！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研究院“美国工作组”核心成员牟林。

来源：秦安战略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