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不少人把美国当成世界的灯塔，“自由、民主”的灯塔。矗立在纽约曼哈顿河口的自由女神雕像，一直就是这种象征。实际上，中国曾经是世界的灯塔，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灯塔，反帝反霸权的灯塔。那是革命的火炬，正义的明灯，精神的灯塔，鼓舞了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推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旧世界，建设一个公平、自由、正义的新世界。今天，美国的“自由、民主”“灯塔”日益暴露出虚伪和霸权的本质，正在黯然褪色；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与模式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今天的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旗帜，为世界谋大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引领当今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新的世界灯塔。1937年，斯诺，一个美国记者，在伦敦出版了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这本著作以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红色边区”，像一部摄影机，真实地记录了斯诺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第一次拂去了因为地域隔绝和国民党封锁而蒙在这片红色中国土地上的神秘面纱，抹去了因为妖魔化宣传和有色滤镜而造成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扭曲印象。这本书掀起了西方认识中国革命的一股潮流。从此，红星不仅照耀中国，也照耀了世界，为世界向往光明、自由、正义的人们带来希望。在书中，它记录了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领袖和红军将领的谈话，详细地记述了毛泽东等人的革命生涯，介绍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的想法，探寻他们成为共产党人的原因。斯诺还深入红军战士和根据地老百姓之中，对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红军战士和边区百姓的生活，进行了原生态的描写。这本书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次向世界讲述了长征的故事。斯诺在书中说，“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谈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他的记录毫不做作，笔触质朴而真诚。在他的笔下，毛泽东等人有着理想情怀，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但又充满人间气息。《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向世界展示了红色边区的真实面貌，展示了这里的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命运和使命。
“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他所有的财务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从这样的话中，我们能够感受，作为一个记者，尽管斯诺可能尽力地在记述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但几个月的深入观察，他亲身经历的一切，是那样的闻所未闻，已经给他思想上、精神上、感情上带来了无比的冲击和震撼，他深深地被这里的精神感动和征服了。
在旭日跃出地平线照耀东方之前，斯诺敏锐地抓住了黎明到来的第一丝光芒，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延安和红色边区的精神。那种扑面而来的信念与精神力量，那种为着理想不屈不挠奋斗的意志，那种在艰难的环境中积极、向上、昂扬、奋进的集体风貌，瞬间给世界的亿万读者带来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冲击。在中国，无数热血青年从这本书认识了红色边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找到了人生的理想。他们把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和理想的归宿，从四面八方投奔红色边区，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洪流和伟大的人民革命事业。在世界，这本书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让红色中国的理想光辉照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影响了世界上无数追求正义和光明的人士，他们从《红星照耀中国》中受到鼓舞和感召，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斯诺是打开世界认识红色中国之门的第一人。但是，他并不孤独，许许多多国际义士与他一道或追随他的脚步，投身到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毕生的奋斗。和斯诺一样，积极投身和宣传中国革命的还有两位著名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人民把他们三位并称为“3S”。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和记者。她坚定支持人民革命运动，始终不渝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她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史密切相连，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25年，斯特朗首次来到中国，走进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的广州，报道省港大罢工的情况。1927年，斯特朗在上海亲眼目睹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她还深入湖南农村采访农民运动。她根据两次中国行，写下《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记录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
【1946年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朱德、康克清在一起】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斯诺的报道吸引斯特朗又一次来中国。1938年1月，她跋山涉水来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人，不知疲倦地穿梭于敌后各条战线之间，每天与八路军战士交谈。几个月的深入接触，她第一次了解了八路军这样一支人民军队。她根据采访实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战争，并向全世界报告：中国抗战必胜。1940年，她受周恩来委托，设法在美国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阴谋，对中共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斯特朗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有广泛接触。她大量记述了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领袖的采访，她认为与他们交往的经历是她终生难忘的愉快日子。在斯特朗眼中，他们都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一般的比喻，使他的谈话成为一次我所经历的最为鼓舞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如此鲜明而又充满诗意的比喻。”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这篇谈话里，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
1946年在延安，她记录并发表了毛主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关于“纸老虎”一词，她后来回忆，陆定一开始翻译时用了“straw man”（稻草人）。斯特朗有点迷惑，就问毛泽东：“是指 scarecrow（吓鸟的草人）吗？”一旁的马海德领会了二者的区别，他插话说，“不是稻草人，是纸老虎，paper tiger。”毛泽东补充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样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完了。从长远观点看问题，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斯特朗是第一个系统地把毛泽东思想介绍给外界的人。她最早在1947年就写过《毛泽东的思想》，阐述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创造，最早发表在美国纽约《美亚》杂志上。
斯特朗对红色中国充满感情，她选择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1958年，斯特朗冲破阻力来到中国并定居北京。1962年根据周恩来建议创办《中国通讯》。此后她跑遍中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工人、农民、战士们中间，记录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向世界报道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就。在她74岁的时候，还坚持去了西藏进行采访报道。
【暮年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再度会见斯特朗女士】
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她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长眠在了这片她热爱的土地。在她85岁的生命中，三分之一留在了她称为“理想的归宿地”的中国。这位令人尊敬的红色美国人，把自己一生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1950），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战地作家、革命者和国际主义志士。火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奋斗深深打动了她，中国，成为她的信仰归属地。她满腔热情投入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走出巨大贡献。周恩来赞誉她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史沫特莱出生美国底层家庭，对自由与公平的追求，让她在青年时代就成为一名具有左翼思想的记者与活动家。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史沫特莱毕业于此）图书馆中，珍藏着史沫特莱的一份手迹：“Who & What are Chinese Communists？”（谁，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正是这样的疑问，引领着史沫特莱于1928年底来到中国，开启了长达12年的中国之旅。她到达中国后，早期在上海参与左翼文化运动。随着对中国共产党人和苏区情况的了解，她敏锐地判断：共产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策略将使中国赢得独立。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史沫特莱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1934年她曾经说：
“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不知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史沫特莱在延安】
史沫特莱饱含对中国革命的深切同情，越来越向往走进延安，走近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期间，她鼓励和帮助了一批西方人士，如马海德和埃德加·斯诺前往苏区工作和采访，后来她也一步一步走进中国革命的中心。1936年前后，她前往西安，希望等待机会前去采访西北红军。在西安时期，史沫特莱意外卷入了“西安事变”，她在张学良的总部每天晚上用英语对外广播，报道西安事变的发展和谈判进展，介绍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为开创团结的新局面”所做的努力，成为当时公众了解事变真相的唯一公正来源。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终于收到梦寐以求的延安邀请信。经过整整三周的跋涉，史沫特莱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从早春到夏末，在延安的窑洞里，史沫特莱多次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期间她与朱德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对朱德作了长期专访，后写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全面抗战爆发后，她积极要求到抗日前线进行报道。她要弄明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如何战斗，又将怎样带领中国人民赢得胜利。史沫特莱身着八路军军装，亲赴抗日前线，成为第一个八路军外国随军记者。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初，她跟随山西境内一支八路军一同行军和战斗，通过她的报道，向世界展示了八路军如何在装备极其悬殊的情况下，通过充分组织和发动民众，赢得战斗的胜利。在史沫特莱眼中，“这是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它具有每天200里、堪称世界最快的行军速度，训练有素、坚强团结的严明纪律，“人人都准确地知道打击什么和为什么而战”。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史沫特莱深入新四军华中敌后游击根据地，宣传报道在游击区的见闻，帮助新四军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并呼吁世界人民援助新四军。亲历战斗一线，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缺衣少食已是最平常的情况。但史沫特莱在这种艰苦的工作中找到了幸福：
“我们正在通过的地区，连普通的粗纸也买不到。这里没有钉子，没有植物油或动物脂肪，没有盐，没有燃料。我将要在冬季的严寒中写作而没有火烤，而且没有足够的东西可吃……我写这一切，并不是叫苦。我在过着我这一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
近一年的延安生活和随军采访，为史沫特莱解答了“谁，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她先后写作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等战地著作，在这些书中她倾注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无限敬佩。
【1938年出版史沫特莱著《中国在反击：一位跟随八路军的美国女性》（China Fights Back: An American Woma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
在史沫特莱的笔下，中国共产党胸怀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具有高贵伟大的品质，战士、爱国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在他们身上重叠。这些党的领袖经常说：“我不过是个农民，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那些具体体现在八路军身上的原则将同样会指导中国、拯救中国，并且能够给亚洲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以最大动力，同时也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生的原则。”
离开八路军总部前夕，史沫特莱对朱德说：“我相信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你们军队的灵魂纯洁、宗旨纯洁。”也让她坚信，中国革命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最终胜利。1941年，中国大部国土沦陷，她回到美国，仍然坚持支援中国抗战，抱病写就《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等传世著作。二战后，美国冷战阴云笼罩，一直鲜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史沫特莱遭遇极大的政治压力，受到右翼势力迫害，在美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战士，1949年，初生的新中国邀请史沫特莱再赴中国。1949年11月15日她取道英国，以期寻找机会重新回到中国。居留英国期间，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在病榻上她留下这样一段遗嘱：
“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了，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激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在一起。”
史沫特莱短暂的一生，不知疲倦地投入到追求劳苦大众得解放的事业中。她在中国的12年，是中国革命斗争最艰苦的阶段。她的足迹从黄河之滨到太行山脉，经历、见证、记录了中国193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貌。她在延安和八路军中所见到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她一生中见到的最符合她社会主义理想的具体形态。按照她的遗愿，她的骨灰被带到中国。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内的日子，北京为她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5月16日，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笔在她的墓碑上题写“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一个伟大的灵魂长眠于中国的土地，完成了她一生的夙愿。八宝山苍松翠柏静默如初，寄托着中国人民对她深深的感激与缅怀，也守护着她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礼赞，和她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三位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美国记者，最终都魂归中国（斯诺的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与斯诺一同前往陕北的，还有一名美国医生，马海德博士。来到延安后，他就没有再离开。从此他一生投入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并成为了第一位被特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生于美国。1933年11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海德姆为考察中国上海一带流行的热带病，从瑞士来到中国。在朋友的影响下，海德姆开始关注中国革命，知道了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鼓励下，参加了外国进步人士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内知名人士还有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1936年6月，在宋庆龄介绍下，他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到达陕北，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切接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先后跟随不同的红军部队行动。在与他们朝夕相处中，他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亲眼见证了这支人民队伍的不凡之处：军民团结一心、积极向上，战士们意气风发、患难与共，这种精神状态在当时中国的其它地方绝无仅有，他认识到，“只有这些人才能改变中国”。于是，在1936年10月，在斯诺完成对延安采访并希望海德姆一同离开时，海德姆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留在陕北，还特意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马海德”。随后，他被任命为红军卫生总顾问，并随军工作。在战场上，马海德亲眼看到了战士们舍生忘死的冲锋，看到了朱德与贺龙等红军高级将领把他们的战马让给伤员骑……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年轻的战士们前赴后继。马海德的心灵再次受到极大震撼，他作出了人生中又一次重要抉择：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组织批准，1937年2月，马海德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
在延安，他收获了幸福的爱情，1937年结识在鲁艺学习的周苏菲，从此相伴了48年。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随军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1944年至1947年，马海德在从事各种社会工作的同时，诊治伤病员4万多人次。马海德还为中国的外事工作作出巨大贡献。在延安时期他曾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顾问。他接待过所有的外国来访者，给他们讲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抗日情况，为外国人了解真实的红色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所有他接待过的人，都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1949年10月1日，他光荣受邀参加开国大典，并被请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新中国一成立，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籍，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医疗队初到边远地区，那里的群众不敢抽血检查，马海德亲自给牧民们作抽血示范】
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投入到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他一如战争年代那样，经常在医疗第一线为病人服务。后期，致力于全国范围内的性病和麻风病防治和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绩。
【1982年农历正月初一，马海德到河北省望都麻风医院，紧握一位麻风病人的手问寒问暖。】
卫生部成立外国专家局后，决定给他涨工资，他拒绝领取。他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这钱我不能要。”他对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经常说：“我也是中国的一分子！”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与世长辞，终年78岁。临终前，他对亲友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 我还是要选择这条道路。”
“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我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事，死也无憾了。”
像马海德这样一生追随中国革命的美国人，还有阳早、寒春夫妇。受到《红星照耀中国》的吸引，他们从青年时代来到中国。在延安，他们吃小米，住窑洞，饲养奶牛，转战陕北；解放后，他们在不同地方的牧场工作。40多年的光阴，在中国养了一辈子的牛。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191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阳早进入纽约州立大学学习农业，后转入康奈尔大学。阳早和同宿舍的好友韩丁经常一起讨论人生和世界大事，探索改善社会的方法。正在这时，他们读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两个青年深深地被书中描写的世界吸引住了，他们的目光，渐渐地集中在毛泽东头上戴的八角军帽的红星上面。两个朋友下定决心：应该到世界的那一边看看，到中国去！1945年上半年，韩丁先来到中国。在重庆，他见到了正在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时就被他的谈吐和风采折服。回到美国后，韩丁激动地把他在中国的见闻告诉了阳早。阳早听后非常兴奋，此时他刚从康奈尔大学农牧系毕业，立刻变卖了自己的奶牛、马匹和一些机械，准备前往中国。阳早参加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到中国的救济工作，身份是救济总署的奶牛专家。1946年3月，阳早到救济总署上海办事处工作，设法同中国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阳早脱离联合国救济总署，经北平辗转来到延安。在去延安的路上，护送他的中国同志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阳早”。1946年10月，阳早抵达延安，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来到了红星照耀的地方。他被分配到光华农场，作畜牧专家，从此在中国的农场养牛，一干就是几十年。1947年3月，在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前夕，他和在延安的马海德、李敦白等美国人士一起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毛泽东微笑着问阳早：“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阳早回答说：“我原是纽约州的农民，现在光华农场养奶牛。”毛主席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阳早，兴奋地说：“农民，好啊，中国是农业大国，欢迎你来帮我们搞农业技术。”在大敌进犯当前，这些共产党领袖们的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让阳早感到他们身上蕴藏着一种不可战胜的勇气、信心和力量。阳早在美国的女友，正是好友韩丁的妹妹寒春（原名琼·辛顿）。她先在纽约州立大学学习3年，后又到威斯康辛大学专攻原子物理，成绩优异，参加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曼哈顿计划"的试验工作，是当时美国为数甚少的年轻女核物理学家。她也很向往中国，但她又舍不得放弃科学研究。阳早出发赴中国时，她为阳早送行。一年多后，她接到阳早从中国解放区发来的长信。此时，她思想正在经历巨大变化。从日本带回的原子弹爆炸的实况影像和照片，令她震惊。她曾经追求的“高尚的纯科学研究”的理想在心中破灭了。阳早信中对延安生活的描写，使寒春看到了希望。她拿定主意：到中国去，和阳早一起共同战斗！1948年初，寒春远渡大洋来到中国。1949年2月，两位恋人在延安重逢。在人们的祝福中，他们举行了中国式的婚礼。陕北的生活是艰苦的，而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却觉得很幸福。一次，阳早过生日，没有蛋糕，寒春用黄泥土捏成一个特大号双层蛋糕，上面刻了精致的花纹；没有蜡烛，就在蛋糕上插了一根根小木棍。这用泥土蛋糕过的生日，代表着纯真的爱情，代表着他们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创造崭新生活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们携手从延安、到三边、到西安，一心一意在农场从事奶牛的饲养与改良。寒春说，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她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一种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66年4月，阳早、寒春被调到北京，阳早进了电影局，寒春在对外文委工作。后来，他们再次请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经黄华安排，他们又回到农村，到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从事奶牛养殖技术工作。对于选择中国，阳早这样回答：“我是为信仰而来。”“我在美国长大，深深了解美国，资本主义是癌，我们是怕癌才来找社会主义的。人和动物不同，想吃好，要舒服，这是动物的本能。人是要有理想的，崇高的理想是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同中国人民一起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才是最有意义的！”2003年12月25日，阳早停下了人生的脚步。在寒春的坚持下，阳早的骨灰埋在了“牛场能看见牛的地方”。寒春说阳早一生干的事情就是——养牛，一辈子矢志不渝追求的理想就是——解放全人类。7年之后，2010年6月8日，寒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一对伟大而平凡的夫妇，他们为信仰而来，在平静中告别。那些追随中国革命并为之献身的，还有加拿大共产党员、美加援华医疗队队长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科棣华大夫等。
【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在涞源县孙家庄小庙为伤员做手术】
我常常想，这些不远万里，不畏艰苦和牺牲，投身中国革命的外国人，是图什么？他们是为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为了追求心中的光明，为理想和信仰而献身、而奋斗。我们先哲所说的"舍生取义"，就是这样的人吧。史沫特莱说，她一生唯一的信念，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寒春认为，毛泽东思想为全人类找到了一个可行的道路，那也是她和阳早为之奋斗一生的方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人类的解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事业，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归宿，就是中国共产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偶像，就是毛泽东。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追求自由和解放的伟大斗争，最终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不仅包括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也包括全世界一切追求正义和光明的进步人士。中国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壮丽恢弘、气壮山河的篇章，它像一座光明的灯塔，极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在中国革命的鼓舞、带动和支持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亚非拉地区人民纷纷赢得民族独立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积极支持世界人民追求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毛主席响亮地提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口号，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全世界树起正义的旗帜，把世界上一切追求和平、正义、平等和进步的力量紧紧团结在一起，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成为反帝、反霸的中心。世界上著名的领袖，从戴高乐将军、蒙哥马利元帅到尼克松，从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到格瓦拉，都怀着虔诚敬的心情访问毛泽东，把能够与他谈话作为一生的骄傲。那时的中国，是世界的灯塔——革命的灯塔，正义的灯塔，解放的灯塔，平等的灯塔，进步的灯塔。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伟大复兴。今天的中国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模式正在为人类发展指明航向。
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的关键期，国际社会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一些国家叫嚷“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实质是维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例外主义，推行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集团对抗，严重违背和平、合作、发展的历史潮流，威胁人类共同利益和文明进步，不符合人类共同愿望。面对全球治理逆流和全人类共同威胁，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旗帜，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人类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代表了历史正确的方向和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站在了人类进步和道义的高地，必将赢得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世界文明的灯塔、进步的灯塔、正义的灯塔，正在向伟大的中国回归。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资深金融业人士；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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