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这篇文章以前，我希望大家首先来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这段催人泪下的新闻。

这段新闻记述的就是发生在我国北部边防某军营的一个真实故事，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2014年的新春来到了这个连队，并且来到这棵被官兵们称为“相思树”的樟子松下，听连队官兵详细讲述了关于相思树的感人故事。

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部边境三角山边防连连长李相恩带队巡逻时突遇洪水，李相恩为了救战友被湍急的河水卷走。后来连遗体也未曾找到。此后他的妻子郭凤荣抱着两岁的儿子赶到部队，在丈夫失踪的地方苦苦等待，哭了三天三夜，也没有等到丈夫归来。于是，她便在丈夫驻守的哨所旁种下了一棵樟子松寄托哀思，而后回家乡开始独自抚养幼子长大成人。不幸的是，2010年，郭凤荣病重不起，临终她嘱咐儿子：“我死后，请将骨灰撒在哈拉哈拉河，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于是，部队遵照她的遗嘱，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哈拉哈拉河，永远陪伴丈夫守卫在祖国的北疆边关。

这个凄婉悲壮的动人故事感动了来连队视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也感动了热衷于文艺创作的文艺家们，于是，一部反映边关军人家国情怀和生死爱情的电影故事片便诞生了。这部由八一厂著名演员宋春丽、祝新运担纲主演，有内蒙著名艺术家温馨担任导演的这部作品，以极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用艺术手法讲述了这个感人的故事，讴歌了一代代边防军人无私奉献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操。应该说，这部已经被完全艺术化的感人故事，经过艺术家们的再创作，比实际生活表现和提供的情节故事更高更强更具有感染力，在当下人们已经被一些市场化的作品败坏了胃口的状态下，凡是去过影院观影过的人，无不被催人泪下的剧情所感染，从影院走出后人们一个个那种未干的泪痕便是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的明证。《守望相思树》是以真人真事为底本的作品，通过艺术再现的电影作品，通篇无不展现着一个真字。这个真字，也便是整部作品的看点和泪点。

但是，今天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些，我要说的是关于这部完全张扬时代精神，完全弘扬主流价值观的作品，却特别地受到了市场冷遇。据说除第一天获得十几万的票房外，观影者寡淡。在北京的某影院，观看《守望相思树》者了了，而同一时间，《金刚川》的电影却人们为患。于是有人说，好人好事，谁愿意看。更有人说，看吧，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事情果真如此吗？其实，稍微做一点市场调查你就会发现，这种完全市场化的完全由私营经济为主导的影院，根本反应不出事情的本质。有足够的事实已经证明，正是“好人好事”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影院根本不予排影，甚至不少影院连起码的广告招贴也不予张挂，观众有需求的甚至有的影院不知道有这样一部电影。

《守望相思树》这部片子之所以让人看了心潮澎湃，激情难抑，就是因为作品写出了真实的人生，它切切实实让观众感到在当下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下，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边防，还有那么一个一心为国家守卫边防，不计名利不怕牺牲，直至不惜牺牲生命的群体，还有在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背后，还有那么一些像温丽丽那样可爱的军嫂和家庭，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奉献。无形中，在这个当下特殊的背景下，这部作品是对军人责任感使命感认识的全面提升，是提高全民国防观念的一部极有意义的作品。

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富有思想内涵的好作品，出现了让人不可理解的冷场现象。

我认为，问题的核心，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娱乐的旗号下，已经无限夸大了影视的娱乐功能，好像电影电视就是一个目的，那就是娱乐。稍微有点思想性的、有点政治色彩的，宣传我们社会中那些阳光向上的故事的，就说观众就不愿意看。于是在这样一种先入为主观念指导下，演职员不愿制作这样的作品。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观念，这样的作品没市场。这是非常悲哀的事，也是非常危险的事。如果我们自己的影院、我们自己的导演演员都以创作和播出我们主流价值观的作品看作负担，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便足以说明存在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影院都去播映那些诸如歪曲历史的《八百》，带着好奇心去满足一时观感快感的话，那么我们确实出于危险之中。

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年轻人喜欢不喜欢并非唯一标准。关键看我们的作品有益还是有害。有害的作品，专门对着年轻人的某些不健康的爱好推出的作品，再有怎样的票房也是坏作品。这个问题危害着我们的未来，危害着我们的国家安全。

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不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编剧导演长期套用一些港台故事、用一些追韩哈日的作品，用一些照搬好莱坞模式的东西，已经大大改变了年轻人的味觉。长期喂他们狗粮猫粮，突然叫他吃正常人的食物，他们的胃口已经很不适应了。长期用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趣味不高的作品，忽然你给他看《守望相思树》这样的高扬时代精神的作品，他已经不合胃口了，关键他们吃狗粮的胃口消化不了小麦大米了。

举个在现在六十余岁的老人中常说的话题。过去五六十年代，爱情戏写得都很美，那是含蓄的、内敛的、有审美的，家长是可以领着孩子一起进入电影院的。可是现在，你在不了解剧情的情况下，你敢领孩子进影院吗？现在的所谓爱情戏没到三分钟就开始滚床单，就可以接吻亲嘴，就可以脱衣解带，有了这个，投资人才来，导演才拍，编剧才写，这一切，都被市场和金钱左右了。对这样的东西，如果大人领孩子进影院，那必然担心和忧虑，最为担心的是这样的作品会不会让孩子学坏了。今天，你再去整那些含情脉脉，你再去弄那些欲说含羞，可能没人会给你投资。至于思想性，就不用说了，你只要一提教育功能，就会说你落伍，不赶趟，挣不到银子，其它都是瞎掰。

但是大批具有韩日意识形态，具有港台文化背景，具有美国大片特点的作品，歌唱国民党的戏，颂扬民国的戏，便在国内受到猛烈追捧。在这种背景下，你弄什么“相思树”爱国奉献之类，他们是天然排斥的。他们排斥了，是社会文化引领的结果，因为你没有给他提供高质量的作品。缺少精神上的高蛋白，他们只有误把垃圾当好食品。

我们的孩子在文化接受功能上，是需要大人们来培养的。无疑，这些年已经有意无意的被美国西方、包括港台那样的坏东西给转基因了。我们的某些人动辄大片，动辄日本韩国如何，动辄香港如何，这些人往往还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你有异议，动辄便给你扣上一个怀疑改革的帽子。久而久之，在转基因的文化土壤上已经培养不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革命文化审美认同了。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孩子们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赖以发展进步的国家主流文化。如此，应该从《守望相思树》的冷遇看到一种危机感，再不抓就为之晚了。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久矣，比如那个动人心魄的《血战湘江》，那个激荡人心历史感极强的《古田军号》，无论从思想和制作手法都非常棒的，但是同样遭过冷遇，同样获奖受限。这的确是给我们敲响的警钟。

对待这种情况，怎么办？首先管理部门必须有危机意识。其次，社会不能满足于抱怨，要要有措施，什么措施，从源头管理，什么源头？拒绝唯票房论英雄。不要动辄就宣布谁赚了多少票房，那些内容有问题的，思想导向有重大偏差的，不管你怎样的票房，都不是政府倡导的。反动的，有严重错误思想倾向的作品，票房越高，危害越大。

比如，像那个名为《芳华》的电影，票房很不错，但政治上有严重问题，几天以前，我跟随全军功臣团去三亚，来自全军各部队已经退休的一等功臣们提起这部电影，无不义愤填膺，说这样的坏电影反动电影完全违背了他们亲身经历的那场自卫还击作战的真实，是编剧怀着某种阴暗心理瞎编的，这样的东西为何没人管一管。他们总结，这部电影之所以是反动的，一、他通过电影画面侮辱领袖，让一头猪和毛泽东画像并排出现在游行队伍，傻子都知道这是在利用画面语言辱骂领袖。二、他污蔑英雄，作品主人公是一个学雷锋典型，对这样一个模范典型，电影极尽嘲讽，让主人公最后漂泊街头，转业找不到工作，战场打仗断了胳膊，找对象没人要。明显是在夸大矛盾，挑动社会情绪，借讲社会问题，其实在讲只要听党的话，结果就是这样。但是对这样一部问题百出的反动作品，不仅没有批评，而且因其票房不乏官方赞美。宽容到如此地步，至今这都是一个让人不解的荒唐的现象。在这样的艺术土壤上，今天对《守望相思树》以冷相对的确并不奇怪。

观众喜欢什么，有其合理性，但不一定是对的。对不成熟的年轻人是要引导的。如果认为年轻人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那将来必定会出大问题的。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的主旋律主流电影就无所作为了，比如像《守望相思树》这样的作品，怎样适应当下的审美，怎样在市场竞争中有所作为，怎样在争取青年观众中取得更大主动，我们必然有提高的空间。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这样的主流作品，绝对不能像有些人说的，为了讨好年轻人，为了适应年轻人，大量用小鲜肉、小娘炮之类的高价演员，这完全是投资商的思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他们不惜花上千万使用那些有颜值无素质的小娘炮，小白脸，理由是这些人是带着流量和票房来的，他们来了就是白花花的银子来了。这样一种思维，搅得市场越来越乱。

我们保护我们的文化市场，我们都来推动有价值的影视作品的推出，不仅各级领导有责任，整个社会都有责任，对于那些譬如缺乏思想高度、张扬低级趣味、违背历史真实、胡编滥造的作品，我们的大众为何就不能选择拒绝呢？难道一定去影院满足个新奇吗？最近，那个被社会强烈批评的神剧《雷霆战将》在社会一派喊打的声讨中下架了，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这就是社会批评的作用。同样，对像《守望相思树》有益社会、有益孩子成长的作品，无论青年还是老年少年，都不可凭别人胡说，自己还是走进影院看一看。这是无公害的环保的高蛋白的优质食品，吃这样的食品比吃那些转基因的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转基因食品，要更加有益于自己及子孙后代的健康，千万不可听那些所谓公知们们的忽悠。那样的话，我们便不知不觉成了美帝国主义极其所有西方势力给我们递来的奶嘴文化的受害者。这是一场战争，这比真正的战场要激烈的多。

我们希望我们的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多一些有理想有信念的守望者，让全社会都来捍卫我们的疆域国土和思想国土。

【作者介绍】陈先义，河南兰考人。中共党员。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78年后历任济南军区某师宣传干事，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秘书，《解放军报》文艺部副刊编辑、文艺部副主任，主任编辑。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兼任解放军铁军书画院艺术顾问。著有报告文学集《战神之恋》，长篇报告文学《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横槊东海》、《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文艺随笔集《未入楼台》等。文艺评论集《走出象牙之塔》获1997年解放军文学艺术创作新作品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