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美国这么做，是想要越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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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美国这么做，是想要越南命

点击：作者：施展来源：科工力量发布时间:2020-12-01 10:48:11

11月20日-22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访问越南时，警告越南领导人及高级官员：越南必须遏制转运中国出口产品，并从美国购买更多液化天然气或军事装备等产品，否则美国就要对越南加征惩罚性关税。

此前中美贸易战，美国限制从中国进口商品，有评论就指出中国可以绕道东南亚转运出口，有效突破美国限制。如今，美国对越南发出警告，意在进一步封锁中国对外出口渠道，打压中国发展。

但越南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已经接近200%，美国此举对越南经济的发展，可谓是釜底抽薪精准打击，而越南对中国发展的依赖，也远超美国预料。

本文摘自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所著《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信出版社2020年出版。

一 “胡志明”的回答

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个人身材瘦小，面容清癯，眼神透彻，留着一缕山羊胡，冷不丁一看，简直就像是越南“国父”胡志明。

“你们可以叫我Felix（费利克斯）。”“胡志明”这么自我介绍，他的越南名字叫阮德成。他于10多年前在日本拿到了发展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现在是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的院长，还担任《越南经济年度报告》的主编，在越南媒体上也很活跃。Felix常来中国，对中越两国的状况都很熟悉。

谈到越南最近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他的一系列分析相当专业。我问他：“越南正在大力吸引各种各样的制造业进来，那么越南有没有自己的产业政策呢？”产业政策是发展经济学中经常会触及的问题。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Felix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我们有广州！”

我晕掉了：“什么叫你们有广州？”

“我们生产时缺什么东西到广州去买就好了，不需要产业政策。”

当然，他所说的“广州”只是一个意象，实际上指的是整个中国东南沿海——我很快就读懂了他的潜台词。一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体系完善，能够提供越南企业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而且越南与中国接壤，从河内到广州，走陆路和海路都只需要不到两天时间，甚至比从胡志明市到河内还快。因此，越南缺什么去中国买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越南规模太小，“广州”规模太大，后者的外部性效应对越南有着极深的影响。即便越南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一旦“广州”有了什么新动作，或发生什么变化，越南所依托的外部环境就变了，它的产业政策也就作废了。

我读出的潜台词很快就得到了Felix的验证。

我追问他：“你认为越南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是发展成下一个中国台湾，下一个韩国，还是……咱们大胆想象下，会不会发展成下一个日本？”

“这些都不可能！越南能够发展的最佳状态，就是介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

“中国国内有很多讨论，说越南发展飞快，未来很可能会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Felix回应得更加坚决：“怎么可能取代得了中国！越南的规模太小了。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在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越南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搭上中国的顺风车发展起来。”

坐在Felix旁边的是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的经济大学的副校长阮安秋，她也是从日本毕业归国的发展经济学的博士。听了Felix的观点后，她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好吧，这是“胡志明”说的，那我就信了吧。

二为什么是“广州”

Felix把中越经济关系的核心放在了规模差异上。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中越经济规模的对比。

越南在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08%，快过中国的6.6%。如果仅仅看增长率对比，你可能觉得越南会对中国构成挑战；一旦把规模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增长率能说明的很有限。2018年，中国的GDP是13.6万亿美元，越南则是2425.5亿美元，后者大约是上海的1/2，深圳的2/3，不到苏州的9/10，大致相当于山西或黑龙江的水平，略低于云南和内蒙古，略高于贵州。如果把越南2018年的GDP和中国各城市的GDP放在一起排序，越南能排在第8名，介于苏州和成都之间。

越南经济中还有个特殊的结构性风险，就是三星公司。越南三星占了三星集团总产值的30%左右，但越南三星的产值近几年都占越南GDP的25%以上，其出口额也占了越南出口额的近25%。越南三星的经营近乎一种“半体外循环”的状态，经营结构是“两头在外”的—零部件、半成品的供应主要来自海外，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海外。除了就业，越南三星和越南本地的经济联系相对有限。

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两头在外”并不是三星这一家公司的特征，而是越南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表1是2014-2018年这5年来越南进出口贸易的数据，[1]从中可以看出，越南的进出口增速较快，越南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原本就很高，现已逐年攀升到接近200%，[2]但越南的顺差率（顺差额/进出口总额）很低，始终在1%上下徘徊，也就是说，进出口过程中完成的增加值很有限。

表1 2014年-2018年越南进出口数据注：上列各项（除外贸依存度、顺差率以外）的单位为“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三列括号中的数字是相对于上一年度的增长率。

进一步考察越南的贸易结构后，我们发现，越南进口的主要是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零部件、半成品等），出口中则有较大比例是终端产品。

据越南统计总局的报告显示，2018年，越南的进口品主要包括三大类：机械设备为主的资本性货物（占比30%）、中间产品（占比60%）和消费品（占比10%）。该年的进口中有超过六成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其次是韩国，东盟国家排在第三位。而2018年越南的出口品中，最主要的是手机、纺织品、电子产品、鞋子等面向终端消费用户的产品。出口中则有超过八成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越南本土企业只在水产品和木制品的出口上占据主导地位。出口市场中最大的是美国，其次是欧盟，中国排在第三位。

基于越南超高的外贸依存度、极低的顺差率，以及上述这种贸易结构，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越南做得更多的是对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简单加工然后再出口，这一过程中能够实现的增加值比较有限。并且，进口、出口中压倒性的比例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越南的大规模进出口理解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转口贸易。东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流程中的最后环节放在越南完成，并不是以在当地形成足够大的增值为目的的，而是为了两点：第一，利用越南较为便宜的劳动力，完成劳动力占比较高的生产环节；第二，借用越南优越的外贸环境，完成其出口目的。[3]

表2是2017-2018年越南与其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数据。[4]可以看到，越南对中国大陆、韩国、东盟、中国台湾地区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进口超过了越南进口总额的2/3，对美国、欧盟则都是巨额贸易顺差，这种贸易对象的结构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推论。

表2是2017-2018年越南与其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数据（亿美元）

再看看越南的领土和人口。

越南国土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约为中国的1/30。但是，越南领土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体可以参看我在上一章提到的物流效率。我们在河内还拜访了越南河内交通大学的Kien（健）教授，他同样是在日本拿到的博士学位。Kien教授告诉我们，越南交通部下设港口局、公路局、铁路局，彼此之间的配合性比较差，基础设施的水平本来就不高，行政管理上的问题则进一步降低了物流运转效率。

越南2018年的人口大约为9600万，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南北两大三角洲。但是Kien教授告诉我们，越南的两个主要港口（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的海防港和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胡志明港）彼此之间的联系较少，两地的联系甚至远少于它们分别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运联系。虽然南北之间也可以通过公路和铁路联系，但是受制于较低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反倒是越南北部地区与中国在陆地交通上的联系比较紧密。

这就意味着越南内部在经济上的整合性还不到位。在某种意义上，越南内部可以被分成两个半独立的经济圈，各自有3000多万人，其余的人则住在经济落后的山区或中部区域。不过，这种两个半独立经济圈的状态目前并未对越南的经济发展构成实质性影响，因为越南当下还是一个具有高外贸依存度的经济体，主要进行的是简单加工。

对照之下可知，越南的人口规模、领土规模、经济规模、高质量基础设施的规模、优秀工程师的规模，以及每年培养出的合格大学生与熟练工人的规模，与中国相比，都差着一个甚至两个数量级。考虑到这样悬殊的实力差距，越南确实是不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的。

我们做个假想，如果东莞地区的制造业在短时间内都转移到越南，越南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东莞的产值大约相当于越南整个国家的一半，并且东莞的工业占经济结构的比重远远大于越南。这意味着越南的制造业会一下子膨胀一大半。随即，越南的土地价格会暴涨，合格工人不够用，人力成本会暴涨，大量热钱也会涌进来，这将导致越南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可是，要素价格上涨过快令越南丧失了原本的比较优势，热钱又会迅速跑掉，越南百姓的财富可能会在资产泡沫中被洗劫一空，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为可怕的经济高烧及后遗症。

而这还仅仅是东莞的制造业转移到越南而已。考虑到这些，便可知道Felix关注“广州”的规模的力量，认为越南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介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完全不可能取代中国，确实不是谦虚。

注释：

[1]数据源于越南统计总局网站（https://www.gso.gov.vn）。

[2]对出口型经济的小国来说，外贸依存度可能会大于100%。因为GDP是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增加值，GDP=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出口额-进口额）；进出口总额是所有进出口商品合计的销售价格，而不是增加值。外贸依存度大于100%并不是罕见现象，据统计，2017年有大约20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大于100%，诸如新加坡、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马来西亚、泰国等。外贸依存度最高的新加坡达到2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