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刊载本文。

我是美国移民的后代。美国曾经是那些移民的避难所、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留给我们——他们美国后代的梦想。在我小的时候，我从没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离开美国，去另一个国家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我真的在2010年从纽约搬到了巴黎，而我搬家的决定似乎越来越被证明是明智的。

自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我没有一天不庆幸自己生活在法国，而不是在美国。枪械暴力，由白人至上主义者组成的民兵，声称所有生命都无关紧要的无耻说法，以及假如你死于新冠肺炎，哈，那不过就像饼干碎了一样无关紧要，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恐惧。我在美国西海岸出生和长大，当西海岸被烧成一片灰烬时却还有人在否认气候变化，这也令我恐惧。

法国不是天堂。该国也遭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沉重打击，100多万人因疫情陷入贫困。感染人数还在上升，而政府正试图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生命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是一个正向右转的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但法国领导层中没人像某位美国人那样，反复鼓励人民起义去反对地方政府的抗疫举措。马克龙尽管并非完美无缺，但他相信科学，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还能向死于新冠肺炎的同胞表达敬意。

我们在法国并不仅仅受到新冠疫情的威胁。该国正在奋力解决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其前殖民地人民移居法国后所生的第二代移民正在向这个国家提出要求，他们要在保留自己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法国。

2015年1月，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办公室遇袭；最近，又有人在该杂志办公地旧址使用切肉刀发动攻击。这些事件都提醒我们，伊斯兰恐怖主义仍未远离我们。

然而，与在美国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的风险相比，在法国死于恐怖袭击的风险要小得多。去年，美国发生了417起大规模枪击事件，15381人被枪杀（包括自杀、凶杀和事故）。同年，在法国6700万人口中，880人被谋杀。我们没有武装民兵在街道或投票站巡逻，但我觉得在这里比在美国安全多了。

法国也是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国家：医疗、教育、经济适用房、带薪育儿假和5周的带薪年假都被视为个人权利，而非空想特权。

在法国，我觉得自己不再那么脆弱，我知道如果在这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我不能照顾自己，法国也会照顾我的。

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评价法国的单一支付方国家卫生保健体系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服务体系。新冠疫情和预算削减打击了法国的医疗卫生系统，但它仍然以比美国更低的成本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医疗服务。

在美国，每人每年的医疗支出超过1万美元。而在法国，每年人均医疗支出不到5000美元，但法国婴儿死亡率却更低，法国人寿命更长，需要再住院治疗的人数更少。预防保健是免费的。我最近收到一些提醒，要我定期做结肠癌和乳腺癌检查。它们不会花我一分钱。

这个医疗体系并不完美：太多的乡村地区和贫困城郊都是“医疗沙漠”，在这些地方缺少医生、诊所和医院。但总的来说，法国人并不像美国人那样担心自己得不到高质量而又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

在美国，支付大学学费已经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噩梦，但在法国，这对法国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个值得担心的问题。接受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一项权利。只要是欧盟成员国和北美魁北克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年花费200美元就可以在法国公立大学接受本科教育。而外国学生的学费是一年3262美元。

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比，该校向本国的本科生收取14254美元的学费，向外国学生则收取44000美元的学费。

法国的私立大学（包括享有盛誉的商学院和政治学院）学费更贵，但与美国相比还是便宜的。例如，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根据学生父母的收入按比例递减收费。本科生学费最高是12601美元，而我女儿在美国就读的私立文理学院所收学费是每年6万美元。

当然，很多美国学生都有助学金，但大多数大学和学院都希望学生也负担一部分债务，作为其助学金的一部分。这就使年轻人受困于自己的学费贷款，有些学生可能终身都难以还清这些贷款。

我女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现在她在巴黎攻读硕士学位，已经不想再回到美国去了。在巴黎，她和朋友出去玩花费更少，一杯红酒只要5美元。她与朋友合租了一套漂亮的单卧室公寓，公寓的大阳台可以俯瞰巴黎东郊的一个公园，公寓靠近地铁，而月租只要1300美元，比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平均房租低一半。

在法国因新冠疫情而从3月中旬至5月中旬执行封城措施后，她兼职做咖啡师的咖啡馆也关闭了，紧急政府援助计划仍支付给她84%的工资，等咖啡馆重新开张，她马上还可以做她原来的工作。她感叹道：“要是在纽约，我可能早被解雇了。”

这并不意味着她不想念纽约。我也想念纽约。我想念我的儿子和还在那里的朋友们。我想念纽约的天际线。我想念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州，那里是我父母居住的地方，也是我成长于斯的故乡。

如果说新冠疫情使得美国人很难离家，那么在国外的美国人也不可能回国探亲访友。我们此时都受困在某个地方。尽管如此，我还是庆幸自己受困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去享受闲暇陪伴家人，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获得向环保经济转型的承诺，所有这些在这个国家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

我在法国经历了很多。我在做实习教师期间靠奖学金获得了一个法语学位。我在多年以前就已爱上法国，我以作家和研究者的身份在法国努力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留在法国。尽管我知道在这个危急时刻，美国人为拯救本国民主而奋斗非常重要，但如果我现在还在美国，我仍会迫不及待地要离开那里。

当然，现在持有美国护照已经无法再去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想逃离正在沉没的美国巨轮比过去困难得多。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生活在美国之外或像我一样在离开美国前就会说一门外语。大多数美国人根本承受不起离乡背井的代价。

但据美国国务院估计，现在有大约900万美国人生活在美国以外。对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比如我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朋友尼尔•雷丁（Neil Redding），他这样的人想要离开就容易多了。他和妻子凯琳上周去了里斯本。他们坚信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会动荡不安，因此决定要“狡兔三窟”。

尽管他们还没有放弃美国，但雷丁解释说“我们在等待美国的动荡局势平息下来，我们要远离暴力丛生的动乱”，他还补充说他们“充满好奇地去了解葡萄牙的转型过程，该国已从一个独裁国家转型成了这个星球上最进步文明的国家之一。

在去年11月，我成为法国公民。法国是美国最早的盟友，我可以保留我的美国国籍。虽然我希望自己能很快再去美国，但我的生活在法国，我的家人也支持我的决定。当我去年还在俄勒冈州时，86岁的母亲告诉我：“你选择离开这里绝对是正确的决定。”

（来源：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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