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题目，不要给我贴上反美的标签，因为这是9月5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大标题。

当然，《经济学人》只是把原因归于特朗普和共和党身上：认为他是美国民主的威胁，选举战略是利用民众对混乱的恐惧。更有很多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如果败选，肯定是因为对方作弊。如果双方差距很小，特朗普将不会承认选举结果。这将会立即引发街头抗议，而且很多人持有武器。还有高达30%的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拒绝离开白宫，如果有大规模选举舞弊的话。

二战之后，美国以超强的国力为后盾，自视为当世人类社会的理想政治制度，每次大选也都成为展示美式民主制度橱窗的机会。然而，自20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以来，其硬实力受到重创进而影响到软实力，直到2016年大选达到一个新的顶点：参选的特朗普“少儿不宜”的表演，令中小学不得不取消观看选举和辩论的直播。

2020年，新的大选季到来，虽然结果要到11月3日投票之后（当天或者无法预测的时间长度）才能揭晓，但美国丑陋的选举之名已经誉满全球。

政治献金

即使从欧洲的角度，美国的民主模式也存在巨大的问题。首先就是金钱过于突出的作用。

2010年，最高法院裁定企业的政治献金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从而取消了对企业、利益集团政治献金的限制，从此资本对政治的围猎和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估计，在2016年大选期间，包括候选人募集的个人捐款、本党竞选委员会捐款、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资金助阵，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经费开销高达13亿美元，而特朗普阵营则为7.95亿美元。

我只是比较感叹，按说，最高法院不是民选出来的，既不受资本也不受大众的影响和控制，享有独立的地位，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讨好资本啊；如果需要选举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不需要选举的司法机构均臣服于资本，那么又何来真正的三权分立呢？

为了对比，可以看看法国。

上一次法国大选，政治人物选举开支明确规定第一轮不能超过1800万欧元，第二轮不能超过2200欧元。为此马克龙自己还举债800万——当然只要他的得票率超过5%，国家会偿还这笔钱。个人捐款不能超过7500欧元，企业则不能捐款。

由于竞选实际开支往往超出限额和补助，许多候选人不得不采用非法手段。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就被指控接受欧莱娅公司的秘密竞选资金。卡扎菲被推翻前也曝光曾向萨科奇提供政治献金。第五共和国几乎历任总统都曾从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献金，以致于当一位非洲领导人去世时，往往会出现现任、前任、不同党派的总统一起出席葬礼的场景。

如果按照美国法院的裁定，法国是一个限制言论自由的国家。不过，美国最高法院不靠谱的时候很多，比如1896年就裁定州法律在公共交通中规定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不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 ，只要提供给黑人和白人完全一样的交通设施就可以。

【1950年代中期，美国南部公交上的种族隔离】

当然，一个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多花点钱选一个总统也无可厚非，但要害并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资本对政治的控制。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当时美国第17大企业安然突然宣布破产倒闭。安然的问题早就曝光，但国会却一再放松对它的监管。原因很简单：71%的参议员、众议院能源委员会23名委员中的19人都接受过安然的捐款，甚至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主席也是安然公司总裁肯·雷推荐的人选。所以安然的问题谁能管，谁敢管？在这种情况下，安然能够持续多年精心策划、乃至进行制度化、系统化的财务造假、内线交易，以欺诈行为长期隐瞒巨额债务，直到最终纸再也包不住火倒闭为止。

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罗斯金在《政治科学》一书中感叹：我们可能会拥有一个“金钱买来的最好的国会”，但是对于如何避免这种金钱带来的腐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办法。

公平地说，这并非美国特例，有很多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政治人物连黑社会的钱都要；类似于安然丑闻，罗斯金评论说：“在欧洲，这样的丑闻更多，也更恶劣。”

资本堂而皇之介入政治，自然要寻求回报。有的是安然企业类型的，有的则是要求入阁登坛。一个美国新总统有3000多个职务可以任命，这也就演变成权钱交易的筹码。这除了不可避免地带来非专业化，还有腐败。

根据调查，美国政府中几乎所有的腐败行为都是政治任命者所犯的，而不是职业文官。这样的例子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联邦房屋信贷委员会的文官试图揭发林肯信贷公司，但上级政治官员和5名参议员都曾接受林肯信贷公司130万美元的捐款，所以文官的揭发被否决，并拖延对该公司的调查。

2013年夏天美国最火热的政治书籍是《这座城》（This Town）。这本书以详细的资料告诉世人，美国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党，也不是某个机关，而是一帮专门守着联邦政府钱袋子的职业操作者。在华盛顿，金钱已经超越权力，成为“终极货币”。国会议员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来筹钱的。他们在国会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们的利益。

此外，游说者们握有参议员和政府员工人人向往的金钥匙：公务员卸任后的就职去处。1974年，只有3%的国会议员卸任后加入游说公司；而现在，众议员卸任后担任游说者的比例是42%，参议员的比例更高，达到50%。其后果就是涉及全国利益的立法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控制。

这本书得出的冷酷结论是：权钱交易已经彻底地程序化。美国正如罗马帝国崩溃前的末期：制度化的政治腐败，作恶成了惯例，违法成了时髦。

据法国出版的《他们的债务，我们的民主》一书披露，仅2010年美国游说集团投入的资金就超过300亿美元，完全由金钱组成的游说集团被称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之后的“第三院”。

在今天的美国，金钱不但决定谁当选总统，谁出任政府官员，还决定政府怎么运作。

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他在共和党初选首场辩论会上表示他给过所有的政治人物钱，为此他让这些政治人物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包括生活小事。比如他女儿结婚，一个电话希拉里就前来参加，“她没有选择，我给她的基金会捐钱了”。从中可见资本的强大主导性力量。中国著名学者王绍光曾经批评美国的民主其实是“钱主”，确实一针见血。

选举人制度

其次就是长期以来引发争议的选举人制度。

除了法国之外，西方大国中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是选民直接选举的，都是间接选举。所以选举人制度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但美国的问题有二，一是赢者通吃的规定，二是各州选举人的分配悬殊过大。这导致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赢了普选票，却可能输掉选举。获得较少支持的候选人却能够胜选。2016年特朗普普选票输给希拉里接近300万票，但他却通过过时、不合理的选举人制度而获胜。

二是候选人只要抓住关键几个州就能赢得胜利，而不必把精力花费在全国。2016年特朗普主攻威斯康辛、密西根、宾州三大区域，并分别以23000票、11000票、43000票险胜。事实上他就凭借这7万多张票，击败了希拉里赢出的近300万张票。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目前美国有48个州采用赢家通吃的办法。而且大多数州都被认为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一方或另一方可以轻松获胜，再多的竞选活动也无法改变。唯一对双方都有影响的州是那些“战场”州，尤其是像佛罗里达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大州，在这些州，几千张甚至几百张选票的摇摆，就能使整个选举人团票从一个候选人转向另一个候选人。

显然在这样的选举制度下，一人一票的意义就丧失了，因为同样是一票，但权重却完全不同。早在1950年，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艾德·戈赛特在国会发表演讲时就抨击这一选举制度不公平：这一制度令一些选民仅仅因为自己的居住地，就能在选举中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这个原因，美国大选的全国民调经常不准确，也没有人真的重视。

对于选举人制度的弊端，美国社会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9月10日，《纽约时报》就发表文章《选举人团制度将毁掉美国》，文章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民主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具有代表性的。”（可就是这样的制度，还想输出给全世界，美国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对之顶礼膜拜，梦想搬到自己的国家来）。

时代挑战

金钱对政治的控制、选举人制度都是老问题，现在美国又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时代挑战：互联网和智能手机。

简而言之，这个时代挑战带给美国政治两大危害。

一是民粹主义有了更加迅速发展的条件，也为民粹主义领导人崛起铺平了道路。

从传统政治角度讲，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违反政治常规，甚至称得上是政治自杀。但他却一路高歌猛进，笑到最后。他甚至说即使拿着枪在纽约第五大道开枪杀人，选民照样会支持他。

在电视和报纸传统媒体时代，政治素人根本没有表达机会，自然也没有办法对选民产生影响。但在互联网时代，和网民互动的成本几乎为零。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争议，就有了知名度。

特别是在信息爆炸时代、求新求变时代，传统政治人物谨言慎行的风格越来越令人厌恶，那种不讲道理、激进、偏激、处处说错话、挑战传统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关注和轰动。可以说越无赖越能打动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联网面前正面临着感性打败理性的严重挑战。

由于长期的政治历练，这种网红品质在传统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才可能具备。所以特朗普就靠一个推特打败了所有媒体。

二是选举更易被控制和操纵。本来金钱政治和选举人制度就已经使得这个问题极为突出了，现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则更进一步。

2016年大选，特朗普聘请总部在英国、在美国成立分部的剑桥分析参与他的竞选。剑桥分析向信贷公司、银行、社会保险公司以及脸书、推特、谷歌等网络巨头购买所有个人信息——私人企业这样做在美国是合法的，不会被认为是侵犯隐私权。

【资料图来源：维基百科】

这家公司一共收集到2.3亿成年人的信息，而且是平均每人4000~5000项资讯；然后对每个人进行分析，得出选民的政治倾向、关心的话题、个性等；再定向向这些群体发布信息。

而且他们是使用脸书的一个特殊功能：仅接收人自己能看到，半小时后就自动消失。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看了什么，自然连辟谣的机会都没有。比如一个人赞同持枪，在选举前，就给他发一条短信：希拉里要夺走你手中的枪。他们借此达到影响投票立场的目的。

在选举前一周，这家公司向三个最终影响选举结果的威斯康辛、密歇根州、宾州定向发布了大量信息，从而使得特朗普险胜。

俄罗斯背了美国2016年大选结果被干预的锅，但实际是这家来自英国的公司凭借互联网技术决定了选举的结果。

还能变革吗？

今天的美国，其政治制度虽然依旧披着民主的外衣，但日益虚伪、不平等，完全不能反应民意。正如美国纪录片《不公平的游戏：特朗普是如何赢的？》（Trumping democracy 2017）在结尾所总结道：“特朗普的竞选是一场公平的竞赛，从来不曾有一位候选人如此地凭借谎言和伪装获胜。”

所以今天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灾难性的失败一点都不意外。美国这个号称最发达、最富裕、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以全球4%的人口，感染和死于新冠疫情的人口却超过20%，而且情况仍然持续恶化中。

那么美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能力变革吗？

应该说，美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还是有变的能力的。比如2010年最高法院就把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一举取消了。只是这是往坏的方向变革，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令问题更糟。

（作者系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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