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冠状病毒的大流行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粗鄙本质。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所谓的发达国家劫持、偷窃和转移了全部的个人防护设备；美国买下了新冠肺炎的重要药物瑞德西韦（ Remdesivir）在全球的所有库存；英国“布雷马号”(Braemar)邮轮上由于乘客和船员中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有1000多人被遗弃在公海，他们在加勒比海的几个港口被封锁了数周，无法上岸。只有古巴出面，正式欢迎船只靠岸，并帮助所有乘客安全回家。

新冠肺炎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它暴露了资金不足的影响以及公共卫生，住房，教育、交通的私有化的蔓延和恶性竞争，国家退出公共服务供应以及环境灾难所带来的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在他们生产的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资本家们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全球各地都采取了反工会立法和打击工会的策略，以限制劳工的权力。随着权力的天平向资本倾斜，工人们也许需要一个法律学位才能参加罢工。因为雇主发出了禁止罢工的禁令，而最后的决定是由法院做出的。

这导致工人们的斗争减少，因为工会只能被迫妥协而不是继续罢工。禁止罢工的情况导致了一代的工会工作者有很少或没有实际的斗争经验。工会密度正处于历史低点，促成了工会在条款和条件上的恶性竞争局面。不稳定的就业、临时合同、最低工时合同、零工经济、虚假的自营职业、恶劣的工作条件、低工资和高租金，正迫使工人们为了生存而接受那些他们所能得到的东西，哪怕是餐桌上的面包屑。

我们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中的一个强大的敌人，因为资产阶级控制着新闻和大众媒体的口舌，而新闻和大众媒体则由统治阶级拥有和控制。如果一个记者问得太多或调查得太多，那么他们就不会在这份工作上干得太久。现在的记者主要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没有长期合同，只能生存一天算一天。媒体也许无法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但他们可以告诉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

尽管工人们的工资停滞不前，工人在他们创造的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个富人所积累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最贫穷的5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但工会的成员人数仍在减少。统治阶级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分裂我们，如种族、宗教、性取向、地位、工作、地域、衣着等等，凡是你能想到的方式。他们就用这些手段来对抗我们，使我们分裂。

机会主义政客们反复念叨着“工会毫无用处，他们都拿着高薪，与政府和雇主沆瀣一气。” “如果你投我们一票，我们将改变一切”，但结果却是被同样的一批人抛弃，因为当机会主义政客们通过投票获得高薪工作后，他们就会与雇主站在一边，并支持企业。

这种手段并不是爱尔兰独有的：从美国到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这也并不是偶然：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这一手段一直在发展和计划中，它是资本主义削减劳动者在他们生产的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并收回二战后在公共服务方面取得的让步的一种方法。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软弱的领导人和奸诈的政客出卖。工会就是会员。你就是工会。目前仍有近80万会员。此外，许多人变得软弱和墨守成规。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点。

但是，这需要所有的工人都加入工会，而不是抱怨。如果工会密度提高到50%以上，仅这一点就能让我们更强大。但是，仅仅加入是没有意义的：成员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否则官僚们将继续顺水推舟。有句老话说，工会就像一辆手推车：推它的人有多好就有多好。是时候组织起来反击了，开始打击恶性竞争。做到不战而胜。

我们必须动员起来，废除《劳资关系法》和所有反工会立法，以赢得工会的承认权，加入工会的权利和集体谈判权。

这将给我们力量和方法去斗争，并结束不稳定的就业，以赢得适当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让我们在一个所有人都能充分发挥其潜力，没有任何人掉队的世界里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

有了更多的保障以及稳定的收入，我们就可以为争取社会福利工资，全民公共卫生，住房和教育而进行更多的斗争，且不必担心法警或饥饿。

两级医疗体系是当今爱尔兰两级社会的象征。在病毒大流行期间，一线工作人员一直是战胜病毒的中坚力量。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人数。高尔夫晚宴事件暴露了统治精英对普通劳动人民的蔑视。

爱尔兰警察有权关闭家庭聚会，但不能关闭肉类工厂。他们开派对，而我们却呆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