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走进危险的死胡同，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军事对抗转化为核冲突的危险，再一次变得更加现实。我们正在滑向负担繁重的核军备竞赛，而我们对外政策的工具，只剩下被动反应、制裁、公开羞辱和国会的决议。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不但没有加强合作，反而加剧了各方面关系恶化的趋势。然而，包括在核战争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上对和平与我们的福祉构成的严重威胁，都要求俄美展开合作。可这至今没有得到重视。世界因此面临的危险和代价巨大。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对我们今天奉行的方针作出仔细和不偏不倚的分析，然后去改变它。

我们要有充分意识地着手这项工作。是俄罗斯，使我们在欧洲和亚洲一带的广大区域实施的计划和行动变得十分不顺，甚至乱成一团。是俄罗斯，抢夺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一部分领土，从而挑战了我们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也挑战了我们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俄罗斯，干涉了美国的内政，加剧了我们国内的各种分歧，玷污了美国民主的声誉。美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竞争与合作的混合体。而政治的任务就在于，要在美俄的竞争与合作之间实现最有利和最安全的平衡。为此，我们为重新确立美国方针提出六点主要建议。

第一，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有效地抵制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涉，最重要的是阻止任何破坏投票过程的动作。在这方面必须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固我们进行选举的基础设施，对使用窃取信息的俄罗斯人实施制裁，对俄试图破解我们的系统给予打击。我们还必须揭穿俄罗斯制造的虚假信息。同时，我们还要在平静的气氛中同俄罗斯谈判、建立联系。重点应放在双方中的任意一方，是否有能力对对方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实施沉重打击的问题上。

第二，两个可以在30分钟内彼此摧毁对方并结束文明、而又没有全面对等外交关系的国家，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乌克兰危机后，政府一级的重要接触都被冻结，领事馆被关闭，使馆工作人员大幅减少。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外交接触不过是对良好行为的一种奖励。而事实上这些接触是为推动我们的利益、发出强硬信号和信息服务的。外交关系作为保障安全的重要工具，是我们所需要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导致不必要战争的误解和误判。恢复正常的外交接触，应该成为白宫的最高选项，而且这一行动必须得到国会的支持。

第三，我们的战略构想和战略潜力应该等同于冷战时代。那时作出的承诺，对威慑与缓和曾起到很好的平衡作用，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因此，在保持适当防御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吸引俄罗斯同我们开展严肃和持续的对话，以找到双方互不信任和敌对的根源，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解决我们两国当前面对的重要而又紧迫的安全问题上。

1）重要的是要恢复俄美在核世界秩序中的大国地位。核世界因技术应用上的不稳定、对使用核武器看法的改变、抛弃已有的核协议以及在核领域不断累积的新的紧张关系等等，而变得更加危险。这意味着，为了加强核稳定并对其进行认真核查，使当今世界能适应更多核国家同时存在的新形势，我们必须延续《第三阶段削减核武器条约》，并迅速转入军备控制的下一个阶段。

2）重要的是使目前在欧洲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这一块最不稳定地区的军事对峙，变得更加安全和更加稳定。要坚决维护好已有的限制措施，如现正受到威胁的《天空开放条约》和2011年签署的《维也纳文件》，并制定新的加强信任的措施。

第四，美对华政策能否成功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俄关系的现状是否允许美中俄三方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开展合作。美国现行的对俄政策，只会使俄做好更多支持中国对美政策中那些最不具建设性问题的准备。把指针调到相反方向并不容易，但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政策目标。

第五，在美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例如乌克兰和叙利亚）的那些最为迫切的问题上，美国必须坚守我们的盟友都赞同的那种坚定的原则性立场，而且这对实现一个公平的结果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有节制、循序渐进的步骤，使其能从总体上对美俄关系产生影响，并为改善关系进一步创造机会。

第六，制裁应该还是我们对俄政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要把它和国家权力的其他元素，特别是外交加以通盘考虑、有针对性地去运用。美国国会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采取的行动，为索尔兹伯里投毒案，为俄违反《中导条约》和干预美国大选等等而对俄实施制裁，使莫斯科失去了改变方向的任何动力，因为俄认为这些制裁是永久的、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恢复对俄制裁机制的灵活性，重点放在那些目标明确的制裁上。如果俄罗斯能在谈判中成功找到可接受的冲突解决方案，包括俄确切无误作出停止干涉我们大选进程的努力，那么就可以迅速取消制裁。当然这需要白宫和国会方面表现出政治意愿。

今天的现实情况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在一个有根基深厚的民族主义传统的战略框架内运作的。俄精英和民众对此有广泛共鸣。普京的继任者即使有较强的民主倾向，也可能还是要在这一战略框架内施政。将美对俄政策建立在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改变这一框架的前提之下，是错误的。同样，如果认为我们只能别无选择地维持现行政策，也是愚蠢的。我们必须同现在的俄罗斯、而不是同我们希望看到的俄罗斯建立关系。我们必须在坚持运用外交手段的同时，充分发挥出我们的优势。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战胜俄罗斯提出的挑战，使我们的关系走上更具建设性的轨道。否则我们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8月5日美国《政治》杂志刊载的那封呼吁重新审视美对俄政策的公开信中，有许多作者都是我们熟悉、热爱和尊重的人。我们同意他们有关美俄关系正处于令人十分沮丧境地的看法。但我们绝不赞同他们对为什么落入这一境地所作的分析，不赞同他们提出的应当就此采取的那些措施。我们认为，必须对我们那些同行罗列出来的论据一一作出回应。

我们是来自两党的前外交和军情部门人员，还有从事对俄研究的学者，总之都是同俄罗斯打过几十年交道的人。我们坚信，现在并不是同莫斯科重启关系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与上述公开信中所提的建议截然相反。普京政权的所作所为以及它所持的立场，对美国利益和美国的价值观依然构成威胁，需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抵制。

尽管对美俄关系现状造成的过错，有一部分要归罪于美国， 但公开信的作者们却未能明确指出，主要责任恰恰应由普京政权来承担。自从乔治·布什总统执政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谋求同俄罗斯搞好关系。普京上台后，俄罗斯方面并没有认真和一以贯之地迎合这些意向。普京为了更好地整肃国内，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将美国想像为俄罗斯最大的敌人，而不是改善双边关系上。

公开信的作者们明确，要“改变我们现行方针”的，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这表明他们对局势是多么缺乏了解，因为这可使普京有更多的机会继续搞那些危险而又鲁莽的行动。

公开信的作者们还呼吁美国同俄罗斯“开展严肃和持续的战略对话，以找到双方互不信任和敌对的根源，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解决我们两国当前面对的重要而又紧迫的安全问题上”。他们还主张恢复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尽量减少“误解和误判”。其实，美俄相互对话是常态化的，包括对核潜力问题的讨论。美国代表定期和俄罗斯同行讨论与阿富汗、伊朗、乌克兰、叙利亚相关的问题，还有核问题等等。尽管双方在缩减两国大使馆编制的范围内对等驱逐了外交官，但我们还是支持两国拥有一个全面的外交关系。

缺少结果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莫斯科拒绝承认俄罗斯军队入侵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且军队至今仍然驻扎在那里；莫斯科参与击落一架民用客机，造成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的事件；莫斯科干涉2016年的美国大选；莫斯科侵犯叙利亚的人权并支持该国血腥的阿萨德政权；莫斯科还到西方国家用极其危险的放射性和化学物质杀死对俄进行批评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很难同俄罗斯进行谈判的。只要普京不准备对俄参与这些行动承担责任，那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对话，更不会有任何结果。更何况，在俄罗斯人利用自己的外交职位制造各种麻烦、而不是去消除误解的条件下，也真的很难去开展什么正常的外交。

公开信的作者们还坚持说，“如果俄罗斯能在谈判中找到可接受的冲突解决方案”，那么就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机制来缓解那些有针对性的制裁措施。但是，这些对现有冲突“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又是什么呢？是拒绝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吗？是把克里米亚交给俄罗斯管辖吗？还是对在俄罗斯侵犯人权的种种令人愤慨的情况视而不见呢？急于通过各种让步，以求得对相互关系作出“重新审视”，显然是不值得的。

公开信的作者们指出，“如果认为我们只能别无选择地维持现行政策，也是愚蠢的”。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要表明，美国现任政府眼下推行的某些政策，是一种极端混乱的行为，而绝非连贯性的战略动作。但我们认为，对现任政府的一些行动应给予高度评价，比如我们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致命性武器在内的军事援助，扩大了美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军事存在，在国会的压力下维持了对俄的制裁等等。还有一些动作，如前不久宣布的美军将从德国撤出，对俄罗斯却是有利的。特朗普对普京所持的立场，以及他不愿同俄罗斯领导人对抗，甚至不愿在任何问题（从干预大选到提出奖赏在阿富汗杀害美国士兵）上批评普京，等于一笔勾销了美国对莫斯科采取过于强硬立场的所有说法。

美国推动俄罗斯做出某些改变的能力，看来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正如公开信的作者们所说，我们必须“同现在的俄罗斯、而不是同我们希望看到的俄罗斯建立关系”。这意味着要接受俄罗斯的镇压行动、盗贼统治和侵略行径。我们绝不会这样来激励普京去作出什么改变。如果我们反过来表现出美方急于改善关系的愿望，那肯定会被普京加以利用。

这一立场与美国的价值观、利益和原则背道而驰。而同样重要的是，当俄罗斯人民对当局的耐心耗尽时，信任也会随之消失。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普京受人们欢迎的程度在过去一年下降了。远东地区的人们正在组织抗议活动。最近几次的全国选举都有造假之嫌，为的是普京能再继续执政16年。在普京看来，他必须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才能把权力牢控在自己手中。然而，公开信的作者们却说什么，“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在一个有根基浓厚的民族主义传统的战略框架内运作的，俄精英和广大群众对此有广泛共鸣。”与此论调相反，今年早些时候列瓦达中心所作的民意调查，表明认为美国是敌人的俄罗斯人，只占到3%。普京正在快速失去与俄罗斯人民的联系。

因此，现在不应重启美国与普京政权的关系，而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1）认定普京政权的腐败，它对邻国的侵略，不断强化军事力量以及在本国使用的镇压方法等等，都是威胁。2）确保向美国公众提供有关俄罗斯行动的更详细信息。3）与我们的盟友，特别是北约和欧盟开展合作，以遏制和抵制这种威胁。4）将俄罗斯政权和广义上的俄罗斯人民区分开来，优先支持公民社会和那些敢冒巨大风险去实现人的基本权利的人。5）维持甚至加强制裁，直到普京从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克兰辙出其所有的武装力量; 直到从格鲁吉亚辙出所有武装力量; 直到停止网络攻击和干涉我们的大选和内政; 直到停止以虚假指控抓捕在俄境内的美国人; 直到在俄停止侵犯人权。6）集中力量打击俄罗斯腐败，防止俄罗斯的脏钱进入美国，使我们的金融市场、不动产和其他市场信誉扫地。7）通过军事、外交和经济援助来加强俄罗斯周边邻国的地位，并对有志向欧洲-大西洋方向发展的那些国家提供支持。8）与俄罗斯政府就军备控制和防扩散问题开展合作，同时要认定俄罗斯过去就在这些问题上破坏了已经达成的协议。

美国应该发出愿同俄罗斯当局合作的信号，只有这一信号变得十分清晰，以至莫斯科不再认为美国是敌人，才会有兴趣为改变其政策和发展关系的行为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避免进行毫无意义没完没有了的对话，因为这种对话永远不会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对普京的种种威胁性举动进行坚决而又持续的抵制。这意味着，为遏制普京，为严加制裁，为加大对俄罗斯周边邻国的支持，为确保对俄罗斯公民社会的支持，为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打击俄罗斯的腐败，我们必须同盟友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公开信的作者强烈主张，我们应该“努力使我们的关系步入更具建设性的轨道。” 但这一点，只有在普京也有兴趣这样做的条件下才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