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社会上一些人鼓噪起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表示否定的喧闹，甚至还有人假托中共自身高层核心领导人的名义，发表对中共自身执政合法地位的质疑。这样一种不懂历史发展真谛的胡言乱语，竟然使许多原本善良的人们陷入困惑。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关系的根本，就是资产阶级掌握社会生产资料，通过雇佣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为自己生产剩余价值获取极大的财富；而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则只能通过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最基本条件。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必然派生相应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基础上形成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的国家权力机构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定。

19世纪前期，当时已经充分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进入经济危机周期性发作的阶段，给欧洲工人阶级的生存造成灾难性后果。在这样的历史状况下，甚至资产阶级内部的许多人士也感到不安，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关系不公正的问题，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纷呈一时。但是，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他们发现并掌握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社会关系”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发展乃至趋于衰落，孕育并终将导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在这个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共产党应运而生。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最终必须归全社会所有才能消除其固有矛盾的必然性，领导工人阶级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目标奋斗。但是，按资产阶级法律的原则，欧洲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自始就不具有丝毫的合法性。

就在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欧洲资产阶级为了消除频频发作的经济危机而开始向外扩张，寻找更大的世界市场以减轻国内经济危机，缓和被危机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随着国外市场的发现和开拓，欧洲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得以正常运行，而且因为对海外落后民族、落后国家的剥削、掠夺获得了更大的利润而改善了本土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导致欧洲工人运动跌入低潮。当资产阶级确信工人阶级已经放弃革命，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衰落，从而不会对资本主义形成任何威胁时，他们便大度地施予工人阶级些许合法权利，甚至允许共产党在议会和政府获得无足轻重的几个“合法”席位。恩格斯经历了这个过程，并且始终保持着作为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清醒。但是，原本就代表小资产阶级、小私有者利益的伯恩斯坦却迷恋资产阶级分给的那一杯羹，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第二年，伯恩斯坦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前提和任务》，全面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诱导工人阶级遵守资产及法律秩序，毫不掩饰地称赞德国资产阶级对中国胶州湾的殖民占领。从此，肇始于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党就在后来的历届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里获得了传统的合法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对中国刚刚发生过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失误和对邓小平依据生产力状况调整生产关系、实行改革开放的机会主义理解，在社会思想领域泛起一股来势汹猛的非共产党、非社会主义思潮，甚至中共党内的许多“理论家”都荒唐地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改善以及源自伯恩斯坦社会民主主义被资产阶级认可并接纳视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于是在经济、政治领域要求全盘西化的呼声渐起并导致企图利用民众反腐败情绪的动乱。而当利用“民主”、“自由”这些动听的口号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图谋失败以后，敌对势力又以抽象的法理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继续其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图谋。(顺便说明，中国理论界美化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鼓吹伯恩斯坦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回避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物质利益的改善和提高以及对某些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团体民主范围的扩大，建立在对落后民族，落后国家财富剥削掠夺的基础上。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基础的这种不平等民族关系，本来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对象。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殖民地国家在亚洲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启迪鼓舞下开展了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就这些国家、民族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而言，它们还不能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济上还不能消除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依赖。因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丧失了对海外殖民地的宗主国地位，但其通过经济发展的优势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源的剥削、掠夺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二、中国古代有句俗语：“宰相家奴七品官”。意思是说，高层官僚们为了体现自己的权势地位，会使自己的奴仆比下层朝廷命官还要显得体面。但这却丝毫改变不了高官家仆的奴才地位，改变不了主子与奴才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同样，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各国虽然通过对海外落后国家、落后民族的剥削、掠夺提高了本土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物质利益，却丝毫没有改变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占有生产资料与不占有生产资料、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社会关系。中国的许多“理论家”、“思想家”们通过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直观经济对比要求中共放弃社会主义向西方制度转轨时，完全忽视或者有意回避了造成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上述深刻久远的历史原因。)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工人阶级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社会生产形态的特殊性，确定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农民阶级为主力军的革命联盟,同时代表着工人和农民两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要在中国消灭对工人、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这种性质的革命，自始就在维护剥削、压迫制度的旧法律面前不具备一丝一毫的合法性。因此，以是否“合法”来谈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无异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的合理性。这种议论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是对旧利益关系实实在在的改造，它不可能得到、也没有必要得到维护旧利益关系的旧法律赋予的“合法性”。 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绝不能接受旧法律的任何束缚，相反，必须把旧法律与旧政权都视为革命的对象。以现代世界资产阶级的法律精神或者抽象的法理原则质疑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获取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荒唐到极点,是一种存在着严重逻辑悖理的既险恶又愚蠢的思维。

自阶级产生以来，法律就非常具体、非常实在地反映、维护特定的利益关系，从来都体现着居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或社会势力的意志。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后，其执政地位天经地义，并且理所当然成为制定新法律的前提，是新的法律精神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革命成功后新法律的使命就是维护革命的成果、维护革命建立的新秩序。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正是新法律必须维护的革命成果和新社会秩序的基本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明确坚持以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社会主义为根本目标的政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就是一纸空谈。因此，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法律的形式维护并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回避中国共产党确定并坚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目标，回避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民长远利益这一根本，用抽象的法理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无非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动摇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又一伎俩。笔者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既不可能源于被其革除的旧法律原则，也不源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确定的新法律原则，倒不如说新法律充其量只是对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业已具备的执政合法性作出昭示，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其革命的合理性，来自于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不受任何抽象法理影响的客观历史必然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为了我们自身的长远利益，我们只能依据是否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原则而不能依据超阶级的抽象法理或抽象法律精神判断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

苏联瓦解、东欧崩溃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仍居世界主流的格局中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同时由于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以及为了国家民族领土完整的需要，大陆共产党方面必须与台湾国民党方面求同存异，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这就使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就更为需要稳固加强而不是动摇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肖月/文 赵轻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