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羡菊：“我们被变了味的指标考核逼成了骗子”，那些为基层发声呼吁的半月谈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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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段羡菊来源：半月谈发布时间:2020-05-10 10:52:34

2007年，湘南某乡为应付考核在乡政府院里“凑数”建设的沼气池。

从长沙前往贵阳的高铁上，接到了半月谈编辑友人的电话。“你是半月谈的铁杆作者，能否为半月谈创刊40周年写几句？”我不假思索：“好啊，必须！”

这份与改革开放40年几乎同步的刊物，虽然开本不大，但价值厚重。它应当是40年来中国最贴近基层、在反映基层实情方面产生最大影响力的公开刊物。它不仅值得我尊重、钦佩，更让我深情、依恋。

如果说青春无悔，这青春离不开半月谈平台的托举。我在这里学习优秀同事的作品，在这里感受编辑老师的风骨，在这里“心忧天下”，在这里刊发一篇篇为基层呼吁、火力四射的稿件。

段羡菊（左二，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和同事在贵州山区采访

那篇直指“变味”考核将乡镇干部逼成骗子的报道

就像高考是全国千万学子的指挥棒一样，政绩考核对基层工作导向影响非同小可。2007年前后，对政府绩效考核开展多次调研的我，深感有的地方政绩考核之不切实际、乃至弄虚作假，已到登峰造极地步，基层干部直接受害，间接殃及农民。

2007年，我就如何改革对基层考核走访湘南某县时，一位乡长实事求是地长篇诉说，让我心情沉重；随后，当我走到乡政府的院子里，看到为完成沼气建设的考核，居然在院子里开挖“充数”的现场，更觉匪夷所思。回到长沙，在完成综合性调研报道后，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乡的情况披露出来。

我联系了半月谈年轻编辑贺大为，由于内容比较尖锐，我想刊发可能会有困难。没想到他以最快的速度，将编辑部的意见回复我：只要情况准确，半月谈重点刊发。在他精心编辑后，《“我们被变了味的指标考核逼成了骗子”》在2007年第8期《半月谈内部版》推出。

“（农民人均纯收入）几年前，我们乡曾有一次报得比较实际，当时全乡21个村中有8个排在全市倒数10位，乡领导被县领导批得狗血淋头，第二年就只有壮着胆子虚报了。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虚高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自筹建设资金的压力超过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建沼气池本是好事，能够提供生态燃料，节约能源成本，但有一个前提：农民必须养猪。我们乡很多农民不养猪，没有沼气原料，可是县委、县政府去年还是给我们乡下达了建41个池的任务。”

“在统计部门汇总排列各种考核数据时，我们凭关系找熟人，刺探某项工作排到县里第几位。如果打听到其他乡镇把分加上去了，名次超过我们，我们就得赶紧再找人‘公关’。我所在的是一个农业乡，怎么可能跟那些有煤矿的乡镇比经济总量、比工业产值？但考核政策却是‘一刀切’。”

半月谈这篇报道刊发后，引起一定社会关注，在基层干部当中激发强烈共鸣，也得到了中央领导批示。在此后的工作中，我在脑海里经常重温这篇报道，深感形式主义如果发作，受害最直接的是基层；深感采访对象的信任弥足珍贵，记者下笔应秉笔直书；深感半月谈编辑部有胆有识，是记者的强大后盾。

那些为“三农”大声疾呼、影响过决策的报道

从2000年到2010年，我在半月谈上发表了一系列为基层发声的报道，出于对乡土的使命感，那时年轻的我对“三农”报道几乎是“走火入魔”。记得有一年中秋节，万家团圆，别人都如归巢之鸟，可觉得洞庭湖稻田抛荒严重、为之坐立不安的我，拔腿前往益阳市的沅江、南县。

“土地对中国农民而言既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依托。记者从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了解到，今年前三个季度，农民来访起数和人次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7%和46%。湖南农民赴京到国土资源部上访，共35起87人次，居全国前列。农民来访呐喊的焦点主要是征地引起的赔偿、安置等问题，给他们的生存带来挑战。”

2002年，《半月谈》内部版第一期封面文章刊发《叩问九亿农民的命根子――从湖南征地矛盾透视征地改革（上、下）》。彼时，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由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迅猛发展，征地拆迁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相当长时间的“痛点”。但在2002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在全社会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经常在基层跑，我比较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像燕子垒窝，开始积累一手素材。

记得有一天晚上，接到内部版编辑周清印电话：“你对征地矛盾情况有一些了解吗？”我像竹筒倒豆子，猛聊了一个多小时，电话筒都烫手。编辑部本准备组织几个分社记者来研究，但了解情况者不多，发现我情况熟悉，拍板令我“单干”。

区分征地为“公”为“私”、钱不如给社会保障、不是权属不清而是产权不明——报道没有止于反映问题，而是提出了治本三思路。这篇前瞻深度反映征地问题的调研报道刊发不久，国土资源部一位副部长抵达湖南，对如何解决征地矛盾深入一线调研，他点名邀请我到湖南宾馆会见，听取对征地改革的意见。

2003年，新华社记者刘健和我参加“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调查”小分队调研时，沿途在湖南、河南多地发现一片片田土里栽种了造纸用的速生林，成为威胁粮食生产、破坏耕地、基层政府认识混乱的重大新问题。我们采写的“副产品”——《"良田种树风"刮来隐忧》，在《半月谈》发表后，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认为“反映了一个重大问题"，并派出调查组在全国调查，随后国务院出台了纠风保护基本农田的系列政策措施。"良田种树风"，成为学者和官员探讨粮食问题的一个特写名词。

我还参与写作《乡镇财政尴尬事》《财政支农两千亿　农民收益毛毛雨》等一系列传递基层心声、反映基层问题的一些调研报道，在《半月谈》刊发。

那一个个“带飞”我的编辑老师们

想起半月谈，内心便柔软。编辑部里，有多少让我想起来会心一笑的老师啊。

长期主持半月谈报道的原副总编张正宪老师，笔名“苏北”的评论，名满天下。啤酒高手的他，常自我调侃，只要眼前有“三个人”，他就想发表演说。然而，每当乳臭未干的我们利用到京出差机会跑到他办公室聊天，他立即掏出小笔记本，盯着我们，边听，边记。

已退休的高萍老师，视半月谈为家为命，对待分社的我们就像温暖呵护的大姐。还有多位一直坚守在杂志社的编辑老师们，都先后给予我很多报道上的指点、支持。

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媒体造成强大的冲击。作为发行量巨大的“中华第一刊”半月谈，生存和发展不容置疑也受到严峻的挑战。然而，半月谈杂志社显示了它惊人的变革能力。半月谈找准了“推进基层治理”的独特定位，刊发了大量反映基层动向的独家报道，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独特作用。半月谈打造了一支优秀的年轻编辑队伍，培养了一大批分社铁杆记者，构建了一批拥有众多粉丝的新媒体平台，拥有一个成功转型的美好前景。

在信息奔涌、节奏空前加快的今天，我感动于半月谈编辑部的耐心、信任。这两年，我先后尝试提出一些跨度大、宏观性强的前瞻性的选题，比如“中国就近城镇化是否到了拐点”“沿海劳动密集性产业是否在向中西部大规模转移”等命题。半月谈领导总是鼓励我“大胆写”“放手写”，逼着我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

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调研报道，本应去年1季度交稿。我和同事席敏跑了一些地方，因为觉得对调研积累不够，思考还欠缺价值，一直在拖。编辑部老师们并不催稿，只是每一个季度来一次电话。谢天谢地，12月最后一期，我们终于交稿了。从“大势已至”“转移之困”到“未来三问”，《半月谈内部版》整整给了我们20个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