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这样一种思路和立场下，方方日记也许要代表真实，但实则只能代表伪真实。

有些曾倾向方方日记的网友误以为，方方女士只是不该“把家丑拿出去外扬”。然而，笔者在《实话实评：方方日记能代表真实吗？》一文列举许多实例证明，方方日记的根本问题在于：其通过挑选、剪裁、掺假、放大的四部曲，把某些“灰尘”表现成压在整个社会头上的“山”，用挑选出来并掺假和放大的“家丑”扭曲表现武汉，扭曲表现中国。

作家当然可以暴露光明时代中的一线黑暗，但绝不能用那一线黑暗来概括整个光明时代。正如有位取名Maggie DU的群友在微信上的留言：“我是湖北人，有很多亲戚朋友同学在武汉，我听到的反馈和方方的笔下相差甚远，我不觉得她有资格代表武汉。她自己写写日记就算了，可她凭什么命名《武汉日记》？”网上有一篇《我是个武汉市民，我想说句话》的帖子，反驳方方说：“起码我们还听得见隔壁邻居在喊武汉加油，起码我们还摸的到社区送来的鸡蛋和鲫鱼，起码我们还看的见武汉和来自各地志愿者还有白衣天使们英勇事迹！”有位汪斐群友则留言说：“作为武汉一线的医生，我只看过几篇方方的日记，因为我不觉得看她的日记有什么帮助，更何况，她说的就一定是真的么？我更愿意相信我自己在一线看到的苦难，也更愿意相信自己在一线付出的努力。她的日记不过满足了禁足在家的武汉市民对于外界未知的恐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养分”。

（二）在这样一种思路和立场下，方方日记虽然大讲常识，但实则只能代表伪常识。

方方女士还在“常识”二字的掩护下给人无限上纲，她曾在1月30日指责说：“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在土墙外不让通过，无论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让过……执行防疫规定固然不错，但是不能执行得连基本人性都没有了呀。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文件教条化成这样？只需一个人戴着口罩，把农民引到一间空房里，隔离居住一夜，不就可以了吗？”她在2月14日进一步归结道：“我现在经常会唠叨常识问题。而秉持人道精神，就是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常识”。对此，有位身在武汉一线的网友回答说：“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有几个方方不清楚的事要先确认：首先，一线守路人中，没有人的职级值得称为官员，科级干部可能有；其次，守路的配没配口罩不知道，反正我1月份到社区报到出门戴的是棉布口罩，其他口罩买不到；其三，一月份四类人混在一起，一线的人吓得要死，不知道谁是病人；其四，卡点的人都是轮班的，夜里值守一般躺在车里，附近不可能有什么隔离点任你支配，更不可能离岗带农民去隔离点休息。”

实际上，方方女士坐在独门独户的温暖家中，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有悖常识的。她在2月3日曾无知地议论：“那么多可参照的前例，为什么不跟着学呢？直接抄个作业也可以呀？”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方方女士在她钻空子挑刺时，便把抗疫常识完全扔到了一边。她在武汉抗疫形势仍然严峻的2月21日竟然说：“现在，人们讨论经济恢复的时间，已经多于讨论疫情的时间。很多企业将面临倒闭，更多的人们，没有收入，也将面临生存问题。这些又直接关乎到社会的稳定。我们在把感染病人隔离起来的同时，也把健康人都关了起来”。她一面信誓旦旦地说：“抗疫头等大事，全力配合政府，听从所有安排，我都快捏拳头宣誓了，还不行吗？”一面又在3月23日指责说：“北京拒绝湖北的人入京的信息，从昨天传到今天。我一直不敢相信，直到现在，我仍觉得不可信。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一个健康的湖北人和一个健康的非湖北人有什么差别。……耻辱的是提出这个建议和采纳这个建议的人。当然，也是文明的耻辱”。同日，她甚至转发了某教授的一条质问：“当疫情与恐慌同步蔓延时，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选择吗？”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同为知名作家也身处武汉的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池莉与方方女士截然不同。池莉出身公共卫生专业，她在网上始终坚持劝导民众：“隔离就是战争！战争必须让愚蠢无知廉价的爱与情走开！唯有将严格隔离坚持到底，人类才有可能赢得胜利！”她痛责某些煽情者：“目睹这样许多向大众示爱的表情与表现，自以为聪明却连隔离都没搞懂的人在网络上舞文弄墨煽情，我只有满目凄凉哭无泪，月光如水照缁衣”。笔者认为，与所有伪装下的煽情相比，这才是真正的坚持常识。

（三）在这样一种思路和立场下，方方日记也许要代表捍卫改革，但实则只能代表伪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全党全国所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没有这个共识的达成，就没有改革开放。然而，自由化势力始终企图侵蚀和突破这个共识，他们只想把改革开放当成解放“小我”和逐步西化的工具，而淡化和丑化四项基本原则。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新冠疫情，他们都把其当成一个“问责良机”，按照预设程序搜集攻击材料。令人遗憾的是，方方日记这次也参与其中并扮演了领军角色。

首先，方方女士在日记中把怨气多次洒向国家政治制度。她在1月31日写道：“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这是比冠性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这里，她把问题定性为是“看不到治愈期”的“社会疾病”。她在3月13日更进一步宣称：“仅用官僚主义来形容，恐怕不够。这也不全然是人品问题，而是他们身处于某个机器之中”。

在社会价值观方面，所有推崇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人一直贬低或否定雷锋的螺丝钉精神，而方方女士虽然在3月5日提到“雷锋的善良，也一直是我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的陪伴”，但却说什么“以前有个段子，说每到今天，小学生都去搀扶老人家，弄得老人家都不够用”。她不会不知道，这个段子是某些人为讽刺学雷锋而编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方方女士同样否定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她在3月18日借着和一名“高中生”谈心，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我的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她形容自己解放思想的过程是：“把少年时代脑子里被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这个过程，倒是不痛苦，每清理一次，就是一次解放。一次次的解放，会把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显然，她不是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优化螺丝钉精神，而是要根本否定螺丝钉精神。也正如她在3月21日所言：“我们习惯对那些虚幻的概念，狂热地表达爱并展示善，可一旦具体化，不要说狂热，就是一点点温度都触摸不到”。

在历史认知方面，方方女士曾在2月18日记恨道：“这些天叫骂我的人，也是当年恶批我小说的人”。实际上，她的那部长篇小说《软埋》从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控诉新中国土改。她在3月18日又割断历史谈论改开成果：“我看到结束“文革”浩劫的中国，从那样落后的状态，一步步强大。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几乎就没有今天的一切……”然而，新中国的70年历史不可偏废，如果没有前30年艰苦奋斗打下的各方面建设基础，能有改革开放的起飞吗？

综上原因，方方女士必然特别讨厌“正能量”这个概念，以致她在3月2日恼恨地说：“一根名为“正能量”大棒却不时挂在发泄者的头上。这是非常名正言顺的大棒，它被很多人手持并高举。如果，你哭了你倾诉了，你就是在制造恐慌，你就是在破坏抗疫，你就是负能量”。事实是，方方女士确实没少进行负能量倾诉。仅以李文亮的事情为例，她在2月7日倾诉：“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竟然把武汉乃至中国比喻成“沉沉的暗夜”。她在3月5日再次倾诉：“李文亮也进入了先行人物行列。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就算过去了。李文亮泉下有知，是哭呢，还是笑？”

她在日记中否认十九大以来的舆论形势，说什么“现在讲假话的人比03年多太多了。而敢讲真话的媒体却没有了”（3月6日）。而且，方方女士可以主动抨击别人说：“如果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老了，但我批评的力气从来不老”，也可以主动去骂长江日报，而一但激起众怒招致回击，就说别人要搞文革。

（四）在这样一种思路和立场下，方方日记也许要代表良知，但实则只能代表伪良知。

首先，方方女士明明看见党和国家竭尽全力抢救人民生命的事实，却不负责任地煽动说：“在听到有人说‘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时，不要以为你是那个‘我们’，你只是那个‘代价’”（2月27日）。请问这能代表起码的良知吗？

其次，连《纽约时报》记者都承认“中国已经取得了战胜疫情的巨大胜利”；连西方知名教授都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证明了其优越性”；连意大利医生都在播放国歌鼓励本国患者“我们终将胜利”，而方方女士却不顾武汉所有抗疫人员的英勇付出，不顾武汉在全国巨大人力和物力支援下迅速有效控制疫情的客观事实，坚持与阎连科等人一起和国家唱反调，说什么“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请问这仅仅是“在方式上各有不同”吗，这能代表起码的良知吗？

再次，方方女士在日记中坚持把武汉疫情定性为“人祸”，她指责湖北及武汉的官员“手上带着血”，要政府“尽快向人民谢罪”。然而，当疫情在西方国家以十几倍于中国的规模和死亡数蔓延后，方方女士却换了另一种口吻，她在接受“学人Scholar公众号”专访中说：“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被病毒磨难了一番，各有各的问题”。“总体来说，是人类太傲慢，人类太自大”。方方女士前后反差这么大，为何不敢按照相同逻辑指责西方是更大的“人祸”？何时学会了使用双重标准，难道这就是所谓“鲁迅的遗风”？

另次，方方女士在日记中本来惯于感叹“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但当某些西方政要纷纷开始“嫁祸”中国，中国的民生利益因此临现实威胁时，她作为一个享受国家待遇的中国作家，非但没挺身而出为祖国说句公道话，反而在3月23冷嘲热讽地说什么：“比较好玩的是，以前甩锅，是官员甩专家，专家甩官员。现在好，全都可以一齐甩到美国去了”。当中国外交官被迫回击美国的“嫁祸”言论时，她在日记中丝毫不顾是非曲直，以貌似第三者的口吻说什么“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但她却心疼地说：“在武汉疫情紧张时，华人扫空货架上的口罩，捐赠回国，而此刻的美国医生，却遭遇到口罩和其他防护物资的缺乏”。在3月24日的终结篇，她继续重重地写道：“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最近，方方女士在接受“学人Scholar公众号”专访中承认：“三月初，我为图省事，将全球版权授权给了代理人”。我们由此终于得知部分真相：原来她是在已授权海外出版的情况下，仍旧在日记中写入以上大量内容的。方方女士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不同政见问责本国体制而不惜给西方“嫁祸”提供舆论弹药，请问这能代表起码的良知吗？

（五）在这样一种思路和立场下，方方日记貌似开诚布公，实则代表的是极尽掩饰的伪坦诚。

首先，方方女士在对此日记性质和目的陈述上自相矛盾。例如，她在1月25日的开篇中如实供述：“如果我的微博还能继续发出文字的话，我还应该继续下去。也好让大家知道武汉真实的近况”。并且不放心地交待说：“如有朋友能看到，就请留个言，让我知道可以发了。微博有一种技术：就是你以为你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她在第三天再次强调：“继续谢谢大家对武汉和武汉人民的关心关注。我很乐意继续实事报导”。但后来，方方女士却多次改口掩饰，直到3月23日还解释说：“这是我在疫情中的一份个人记录，属于纯粹的个人记忆”。其实，方方日记何止是在网上作“实事报导”，此时已经授权在海外出版了。她时而因传播遇阻忍不住发牢骚：“封城记录何处发，烟波江上使人愁”（2月17日）。在传播成功后又得了便宜卖糊涂：“我一直没明白，大家为什么要看我的日记”（3月12日）。她曾在2月5日锋芒毕露地宣称：“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而在2月27日又掩饰这些记述重点，说什么：“这是一份纯粹的个人记录，以日记体的方式。它本来就不可能宏大叙事，也不可能记下抗疫中所有的人事，更不可能用文青们热衷的语言”。

其次，方方女士在渲染和掩饰之间自相矛盾。方方日记的最突出特点就是记述病亡案例，粗略统计达50多例，伴随其后的即是放大和渲染，例如她在2月3日传播说：“医生朋友估计最终感染人数会是个很恐怖的数字”。她在2月9日又渲染说：“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妈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们哭都哭不过来”。在极尽传播和渲染之后，她又一本正经地掩饰说：“建议也不要随意转发易引起恐慌的信息”（3月6日）。

再次，方方女士对官员自责的记述出尔反尔。她在1月26日曾说：“他们应该也有家人在汉，他们的自责我相信是真的”。但刚过5天，她在1月31 日就改口称：“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一个自责和道歉的人，却只有无数推诿的说法和文章”。

另次，方方女士在是否开展批评一事上也出尔反尔。她曾在1月29日声称：“其实，我根本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候批评谁（中国有句老话叫秋后算账是不是？）”。但刚到1月31日，她就翻脸了：“看到一个作家在与记者访谈中还提到“完胜”二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而且，方方女士连送侄女去机场的事情，前后说法也不尽一致。她在1月30日说：“于是昨晚派了肖警官将我侄女送到机场”。后来在3月12日却说：“我咨询时，被告知，肖警官正好休息，可以让他帮忙。我即给肖警官发了短信，他立即答应了”。方方女士还在新浪微博进一步解释说：“用的是他私家车哦”。显然，前者是公务派出，后者是私人帮忙。笔者并不过于看重此事，但其前后所言之差也难免让人有一叶知秋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