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陶斯亮为《中国市长》杂志撰写的文章，道出了一位为城市和市长服务了24年的社会工作者之殷殷期望：愿年轻一代的市长们能从武汉疫灾的前前后后，一系列或惨痛或成功的经验中接受教训，万勿重蹈覆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为675座（中国规定最小的市辖区人口不得少于25万人）。市长（含副市长）达6000多人，是中国政坛的一支王牌生力军。八十年代末，50多名中国市长联名建议中央，要求成立中国市长协会。对外交往中，我们了解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市长协会”或者叫“地方政府组织”。成立中国市长协会，是为了便于与国际市长间交流以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我是1991年市长协会还在筹备阶段时就来了的，没想到一干就是24年，可以说把自已一半的工作生涯给了为中国城市服务、为市长服务的事业。

对老一代市长们，我既熟悉也尊重，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是中国城市建设大发展的探索者和拓荒牛，因此非常敬佩他们，即便他们早已退下，但仍然与之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对年轻一代的市长了解的就不多了，欣赏成分更多一些，他们年轻，学历高，见多识广，雄心勃勃，知识结构新，很多市长与外国人交流，英文好到不用翻译。总之年轻一代市长很优秀。但若非要在新与老市长之间做个比较，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与老百姓的距离。总觉得老市长们的心更贴近百姓，更懂得怎样与市民沟通。而年轻市长则更具有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

武汉是后起之秀，她一路追赶，终于在2011年进入中国城市排行榜前十，并且稳坐老八、老九的位置。这么亮丽的经济成就，与几代市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武汉前任市长是位60后，有着完整的从政履历，是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能当上武汉市的市长，也不会是个等闲之辈。但是他命运不济，武汉市长才当了一年多，就遇到了“新冠肺炎”在武汉大爆发。让人遗憾的是，在这场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前武汉市书记、市卫健委等相当一批人马，在大疫酷战进行中被免职了。

回想在之前，武汉时任市长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依法向上汇报病情，二是等待上级授权。他这样说：“对于此次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得到）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

必须承认，在春节临近的这个时间点，时任市长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面临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压力。长期与市长们打交道，知道有很多因素会让他们“瞻前顾后”，这点我比较理解。但是中科院专家则认为“如果对法律灵活运用，完全可以先预警再上报，及时告知百姓对这种病毒应该怎么防护。依照该法，哪怕是预警出现了偏差，也不会被追究责任。武汉市政府在这次疫情中，及时预警是合法的，不预警是错的。”

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建立传染病预警制度”，明确提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

那么，武汉预警了吗？显然没有。

从政者要有从政者的智慧。

在授权和预警问题上已经陷于被动的武汉市领导，又因警察对八位医生进行训诫，其中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去世，把大家的愤怒拱上了高峰。医生们凭着职业敏感在私人微信群里进行善意提醒，是出于医者的责任之心，却要让警方介入。其结果，疫情信息被封，城市照常规运转，这无疑为后来疫情发展的波涛汹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后了解，在2019年9月6号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吹哨人”制度。虽然国务院这个意见是针对市场监管的，但其第十六条“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应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很显然湖北武汉两级政府，面对一场新型病毒的传染性肺炎，既没有预警，还惩罚了“吹哨人”。这严重忽视和违背了民意。

视频里的钟南山院士满身疲倦且神情沉重，他元月18号到武汉后，见到他一些在武汉工作的学生（应该都是呼吸科的），他说：“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学生们的情绪比较低落，他们反馈的一些情况跟我听到的不一样，湖北实际情况远比当时公开或新闻报道的要严重！”。他又说：“和当地交流时，我进一步追问，发现在一家大医院有医务人员感染，这对于突发公共事件而言，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钟南山院士元月20号宣布存在“人传人感染”的结论后，21号武汉时任市长是这样回应记者的：“交叉感染源于脑神经外科一病人，而不是在传染科，做完手术后病人出现发烧，这时1名医生和13名护士已被感染。”传染科医生感染才算人传人，神经科众多医生被一个病人感染就不算“人传人”？无法自洽的逻辑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违背了一般的常识。也许这也透露出隐含的苦衷。作为有20多年医生经历的我很是揪心。如果不是钟南山的追问，不知“存在人传人”的真相何时才能告知民众？

结果，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竟是广东、湖南和浙江三省。1月24日，封城第二天，湖北省才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真是迟滞了。

从组织程序上看，武汉时任市长在没有得到授权前不能对外发布疫情消息，貌似合法合规，但实际效果是贻误战机。他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这位市长也不是一点儿血性也没有，他主动要求与央视记者面对面的，不预设话题，有问必答，他还说：“只要有利于人类生命安全，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因为封城人民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 很豪迈！但可惜的是，最终是李兰娟院士建议“封城”的，多么希望这个“封城”建议是市长提出来的呀！那就不是他“革职以谢天下”，而是天下人谢他了。

作为一个市长，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能不能有所作为？

广州老市长黎子流有两句话让我终身受用。一句是“组织只可以依靠不可以依赖”，另一句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不能不佩服老市长的睿智啊！作为党员当然要依靠组织，否则就成了无根的浮萍。背靠组织，你撸起袖子干，逢山开山，逢河搭桥，有思路，有担当，心里装着黎民百姓。而“依赖”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行为方式则完全不同。我认为过度“依赖”就是“懒政”。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治懒”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这里我想举前成都市长葛红林的例子。他从2003-2013连任三届成都市长，加上成都挂职市委副书记的经历，他为成都奉献了整整十三年。

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成都部分地区受灾严重，当夜幕快要降临时，几百万惊恐不安的成都人仍然滞留在大街上。今晚能否回家住？还是继续留在马路上忍饥挨饿，被蚊虫叮咬？老百姓们希望听到一个来自政府和专家的肯定答案。当时省委书记、省长和市委书记均陪温总理去了汶川，而地震专家不愿现身表态。“我理解他们的难处，我决定自行发表一个电视讲话。”葛红林说。

讲话前，市政府秘书长提醒葛红林，是否需要把所有在家领导召集起来开会，对讲话内容集体决策。这意思是说如果出了事儿也由大家集体负责，而不必让葛市长一人去承担。这好心的提示让葛市长断然否决。他说：这个时候做不做决定、做什么样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

5月12日晚上20点26分，葛红林如期出现在电视上，明确告知市民：“除危房外，今晚市民都可以进室内正常休息。”这正是市民千等万盼的一句话啊！葛红林很清楚，这是当时最关键、最核心，也是责任最重大的一句话。

葛市长决定给惶恐中的市民一个承诺——“市长说可以回家了”，这可不是逞匹夫之勇，更不是莽汉撞大运。这个承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个人独特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功底。“成都的地质结构我很清楚。成都平原沉淀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和沙土。从材料科学角度讲，这种双相材料具有优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我综合当天媒体报道和自身体验，判断这次地震是两大板块间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断裂带的长轴方向影响很大，而成都城区受到的影响较小。” 中国有那么多市长，有几个市长对自己城市的地质构造有像葛红林这么清晰的了解？

在不久后举行的成都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上，葛红林说：“这是一次承担了风险的艰难抉择”。他袒露心迹：“真要出了事，我是准备掉脑袋的。”（掉脑袋不会但会坐牢）。

如果说成都的例子太远太久，那我们就说说在这次抗击病毒的战役中那些表现优秀的省市吧！湖北潜江的书记市长敢冒风险提前6天封城，并且准备了比武汉更多的收治和隔离床位，其结果是潜江成为湖北省仅次于神农架的疫情最轻的一个市。

重庆1月20日（早武汉三天）就启动了“防控应急预案”，宣布重庆进入“战疫状态”，并且三天完成了对全市80%常住人口的排查，市政府还很接地气的实话相告“武汉人口一千万，现在需要举国医疗资源支撑。重庆人口三千多万，哪怕只有1‰的人感染，就算全世界的医生来支援，也救不了重庆，所以我们必须自己管好自己。” 这么一说，性格火辣的重庆人也就乖乖自我隔离了。

还有浙江，在元月17号发现五例武汉输入的病例后，敢于打破逐级上报的常规，第一时间向全省公布疫情。

四川此次“教科书级”防疫，最核心的是在发现一例疑似病人后即刻行动，抓住了一个“早”字。

八千万人口的江苏最牛，竟然能做到100%的治愈率零死亡，不愧为“苏大强”！

所有我上面举的例子，相信都没有得到什么授权，都是自觉而为。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周总理一直到死都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他本人更是为民鞠躬尽瘁的典范；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他们都是把人民看得重如泰山。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最高的党性，讲真话实话是对党忠诚与否的考验。

在我看来，依靠但不依赖，不仅是从政者的智慧，也是种不忘初心的担当。作为一个对市长群体感情很深的“老大姐”，我今天推心置腹的想对年轻一代的市长们说：把谁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市长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保护好市民是每个市长神圣的职责。你把百姓放在心里，天下自会为你评功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