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国资!壮哉国企!
丑牛
惊蛰一过,我也感到蛰居生活快结束了。
上班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送上门的生活物资一天比一天丰富,好多都是名产名牌。昨天,我居然领到十份“汪集鸡汤",这在平时也算是奢侈美味,这意味着,抗疫战斗,胜利在望。
关于疫情的报道,更多的是它在世界各地漫延,“唱衰中国”变成了“称赞中国"。近邻韩国,远方罗马,都在引进“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是什么?是封城?是隔离?是免费医疗?是中西医结合?是全民动员、众志成城……?没有人总结过,但有两点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企及的: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一是社会主义制度。
这两点,我是十多年前从“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赤脚医生覃祥官那里听来的。我俩彻夜长谈,赤脚医生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和衰亡。他谈到1976年9月初,随中国卫生代表团到马尼拉参加太平洋地区33国卫生部长会议,讨论发展中国家基层医疗卫生状况,他作为中国团的副代表(正代表是卫生部长)在大会上作主题报告一一《中国的赤脚医生运动》,引起了轰动,菲律宾参加会议的是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依梅尔达,她要留覃祥官在菲律宾推行赤脚医生运动,覃祥官犹豫了一下,推辞了,他对总统夫人说:“不行,不行,赤脚医生运动有两个靠山,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你们都没有”。
▲1976年9月,覃详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
“真没想到我们还没回国,毛主席就去世了,我们留在中国大使馆守灵迎丧。回国没多久,我在菲律宾讲的‘两个靠山’在中国也逐渐被推翻,人民公社解散了,没有了社会主义就断了赤脚医生的根,毛泽东被批判了,没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丢了赤脚医生的魂”。
在抗疫斗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读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江宇研究员写的一篇文章一一《从全民战疫看国企制度优势》,虽然说的是“国企制度优势”,实际上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回归,毛泽东思想的回归。
为什么说是“回归”,因为截至瘟疫来袭之前,“国企”一直是被改造,被扭曲,被打压的。且不说改革开放四十年,“卖”掉了多少国企,只说近两年对仅存国企的“改造”:
2018年8月16月,国务院发出了一份红头文件一一《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要求101家央企在年底前全部改为公司制,完成由全民所有制到公司制的变身。《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评式的文章:一一《走好国企改制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会走到哪里?《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国资委负责人的《答记者问》:“国有企业这个概念从此将进入历史”。怎样进入历史?2019年国资委又提出了一个“办法”:让“国资”改变成“混合所有制”。这一“混合”,“国资企业”不就成了历史了么。
没有“国企”还有社会主义么!?“有的,社会主义与所有制无关”。这是中国体制改革、国企改制的领军人物徐景安先生讲的,去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时代、新理念、新目标》,登在《经济导刊》2019年8月号上,他写道:“社会主义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本质特征”。“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给全体民众,也能体现社会主义公共利益至上。【对徐景安先生这一论点的批判,昆仑策网,乌有之乡网都登载了屈炳祥同志的文章:《干社会主义可以不要公有制吗?》论述得很祥细】遗憾的是,徐景安先生的这一论点,成为中国一些改革家的理论基础,还构成了所谓“中国学派”。在一次新学派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的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语惊四座:“我们不再用阶级、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世界,不再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分来看世界”。
他们自诩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连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够不上,只能说是对马思主义的彻底背叛。
在2018年到2019年两年的“你刚唱罢我登场”的喧喧嚷嚷中,一场瘟疫来袭,一下把“新理念”、“新学派”冲击得销声匿迹,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公有制事业从四面八方迅速汇集成中流砥柱,展开了一场世所罕见的阻击战,歼灭战。
感谢江宇研究员,他以独特的身份,把一场场战疫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
昨天的国资委,还在筹划着“让国企走完最后一公里”,今天是:“国资委把办公室当成作战室,把车间当成前沿阵地,建立直通专线”。“一声令下,大量国有企业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分秒必争,不分昼夜,成规模地转产紧缺医疗物资。在中央企业均不生产医用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物资情况下,中国船舶集团、新兴际华、国机集团、中国石化、中煤集团、兵器工业调动能生产口罩、压条机、防护服的有关原料,解决了疫情爆发时医疗防护用品和器械的井喷式的急需”。
这话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该有多难,局外人很难想像到,拿口罩来说,熔喷布的原料和熔喷布的生产,工艺就很复杂,没有中煤集团,中国石化的潜力,能很快解决吗?小小口罩机生产线,没有国企集团,兵器工业的介入,你能立即批量地生产装备出来吗?从防疫战一打响时的“一罩难求”医护人员缺乏防护服而被感染,不到半月时间,口罩和防护服可以支援国外了。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能办到吗?
让我们再展开一幅画卷:
“在疫区前线,国有企业尽锐出战,承担全国各地专门医院的建设改造任务,武汉火神山医院由中建三局牵头承建,二万多人日夜兼程,十秒钟一面窗,两分钟一堵墙,国有电力、矿业、油气、通讯企业免费提供各种物资,缺什么就给什么,要什么就造什么,10天建成。同时,中国建筑、中国五矿、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在全国建成超过一百座专门医院、方舱医院,由‘人等床’变成‘床等人’速度之快,让世界震惊。试问:哪个私有制为主的国家有这样大规模协同能力和超高效率”。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想借疫情的到来“唱衰中国”的企图破产了,当病毒向全世界漫延时,中国成了“希望之光”。“希望之光”来自社会主义制度,来自公有制,还来自“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公心”。
上文提到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从任务下达到中建三局,十二小时,一万八千多职工就告别节日团聚的家庭进驻工地。不到十天全国四万多医务工作者在疫区过春节。推行几十年的医疗市场化一下被打破。医生“从最危险的职业”一下回归成“白衣天使”,把“祖国的花朵”从病魔手中夺回,阿姨把孩子送到医院的大门口,相互一鞠躬,这场面含着多少人间真情。
年逾古稀的张伯礼院士,一直战斗在抗疫的最前线,白天工作,晚上整理资料忙到深夜。他把中医药为主导、中西医结合防疫抗疫的实践,提验成系统的理论。更可敬的是他济世仁心。在战斗前线,他累倒了,害了胆囊炎,为了不下火线,他坚持保守治疗,在领导的“强迫”下,他才住进医院动了手术,在网上读到他在病中写的两首诗,第一首诗是手术后写的:
抗疫战犹酣
身恙保守难
肝胆相照真
割胆留决断
第二首是元宵之夜写的,可能是写给他儿子的,他负责武汉市江夏区方舱医院的中医药为主导的治疗工作,并把已成为中医药专家的儿子从天津调来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时逢元宵佳节,儿子想来武汉市区看望久别的父亲,伯礼院士写这首诗给儿子,要他坚守岗位迎接凯旋:
灯火满街妍
林静人迹罕
别样元宵夜
抗魔战正酣
你好我无恙
春花迎凯旋
这不就是现代的白求恩么,他们的心,怎容得下医疗市场化。
3月6日,是军旅作家魏巍百岁诞辰,在纪念文章中,大都提到他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抗疫斗争中,涌现出了多少“最可爱的人”啊!我们的人民作家,我们的战斗诗人,快拿起笔来,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最可爱的人,写和私有制观念决裂的人,写大公无私的人。
“多难兴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场瘟疫、一场灾难,磨练出多少英雄豪杰,也考验了我们党,考验了我们的社会制度。我写这篇文章,出了一个题目一一“新冠国资”,文字似乎有些不通,是为了语意双关,新冠病毒来了,国资委旧貌变新颜,由送国企“走完最后一公里”,到“组织国企进行战斗的指挥部”。“卫健委”不也是这样在行动么,“最危险的职业”不一下成为“白衣天使”了么!
疫情过后,天下太平,能顺势而下,来一个大变革,大改组,来一个“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呢?赤脚医生覃祥官说的“两个应验”,会不会再应验?“复产”会不会“复旧”?国人正拭目以待之。
丑牛,2020年3月15日,于武汉疫情之中
【作者简介】丑牛,本名古正华。1927年出生在武汉,1943年才16岁即参加新四军,1945年入党。曾在新四军5师13旅担任文化教员,后在汉孝陂游击队参加抗日战争。1947年担任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秘书,1948年受组织派遣返回武汉独立开展地下工作。他曾经一个人潜伏在武汉江汉关钟楼下一个狭小房间里,就在敌人眼皮底下为解放军搜集情报传递情报,并于1949年5月16日清晨在江汉关钟楼上升起了第一面由地下党赶制的镰刀斧头红旗,亲自迎来了家乡武汉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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