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守望相助休戚与共

——分析影响韩国防控疫情的几个因素

最近韩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迅速增加，在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内从30例暴增破千，按照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经验，这只是一个开始。根据韩国防疫对策本部27日通报，截止当地时间27日9时，韩国累计确诊1595例，其中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占1027例，约占总体疫情的81.4%。新增病例也集中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其余地区维持在个位数的增长。也就是说，能否把疫情势头控制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范围之内，关系着韩国抗疫的成败。下面本文将分析分析影响文在寅政府防控疫情的几个因素。

一、韩国宗教种类繁多，有足够能量影响疫情防控的效果。

韩国疫情的转折点是第31例患者，一名61岁的女性。她是居住在大邱市的新天地教会成员，先后四次参加新天地教会的礼拜活动，共有一千多名密切接触者，此后疫情开始快速传播。第31例患者也被称为超级传播者。即使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2 月 22 日大批韩国首尔民众不顾官方禁令，如期举行宗教集会活动。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到场劝说集会者为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考虑解散离开，却遭现场集会者抗议辱骂。可以说，宗教在韩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量足够大到可以影响总统竞选。

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宗教都无时无刻影响着韩国人的政治生活。韩国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始终贯穿着韩国历史的脉络，目前呈现着土洋结合、百花齐放的发展景象。本土大一点的宗教有巫教、东学（天道教）、甑山教、圆佛教、大倧教等等四百个左右民族宗教。外来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等应有尽有。经过长年的发展演化，诞生了一千多个像新天地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组织。韩国统计厅2016年12月发布的《2015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统计结果》显示，韩国宗教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3.9%，接近总人口的一半。在韩国，寺院、教堂、道观等宗教场所随处可见。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私人机构，大都设有牧师，为各行各业的人提供宗教服务。这些宗教场所和神职人员形成强大的组织网络，渗透到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小到婚丧嫁娶、求学求职，大到国家选举、边境冲突，都能看到宗教的影子。在竞选制的国家，宗教组织拥有如此广泛的受众，任何政治力量都不敢轻视。

韩国宪法第20条第2款规定“不设国教，政教分离”，而现实中政教分离原则并没有落到实处，公务员系统、军队系统中信教的大有人在。“不设国教”的规定反而被误读为一切宗教皆平等，造成了目前泛滥的局面。2019年7月5日《韩国先驱报》报道，韩国一名23岁男性现役军人因涉嫌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试图发动独狼式恐袭而接受调查。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任韩国总统的当选都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宗教势力的支持，很难在竞选中胜出。1952年韩国基督教联合会专门组织基督教选举委员会为李承晚拉票，撑腰打气。1992年2月24日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的牧师赵镛基在第23届基督教复兴委员会会长就职礼拜仪式上宣称“未来基督教必须要在韩国政治中崛起，为此国会议员必须由基督教徒担任，总统必须由教会长老担任”。1992年12月，一千多名新教牧师在63大厦为身为新教长老的金泳三竞选祈福造势。1993年2月，金泳三当选韩国第十四届总统。2007年以金振洪牧师为代表的新教保守势力公然宣称“使李明博长老当选总统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直接推动了2008年2月新教长老李明博当选韩国第十七届总统。

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也在影响着韩国国家的运转。永世教头目崔太敏是朴槿惠的精神导师，其女儿崔顺实作为朴槿惠的闺蜜，长期干政。朴槿惠当政时期，包括“萨德入韩”的重大决策都与崔顺实有关。朴槿惠也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成功弹劾的总统。

绝大多数历史上的韩国总统都是信教的教徒。不多的是，1979年接替被刺杀的朴正熙总统职务并随后通过选举担任韩国第十届总统的崔圭夏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执政不到一年，被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推翻。

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此次韩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大邱市、庆尚北道是佛教徒的聚集地。大邱市佛教徒占23.8%，新教徒占12%，天主教占7.7%；庆尚北道佛教徒占25.3%，新教徒占13.3%，天主教徒占5.2%。在2017年第十九届韩国总统选举中，信奉天主教的文在寅在这两个地区远低于竞争对手信仰信仰基督教洪准杓。文在寅在大邱得票率为21.8%，庆尚北道为21.7%。而洪准杓在大邱的得票率为45.4%，庆尚北道为48.9%。2019年11月30日韩国爆发了数十万人的“倒文在寅”群众游行。其中一个团体异常亮眼，韩国基督教联合总会。基督教联合会会长全光勋表示，文在寅必须下台。文在寅政府要想取得抗疫的胜利，首先要摆平这些宗教势力。

二、财阀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疫情防控需要平衡财阀利益。

受益于越战，韩国获得美国高达10亿美元以上军需订单，1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依靠这些美金，朴正熙总统提出“经济发展第一”的战略，扶植财阀，造就了韩国经济的“汉江奇迹”。民主转型之后，韩国逐渐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治经济格局。据统计，2012年十大财阀的资产占到韩国GDP的85%，最富的10%阶层占据国民总收入的48.95%。财阀居于韩国经济的垄断地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有人曾戏称韩国人一辈子躲不开的几件事“生老病死和三星”，还把韩国称为“三星共和国”。

财阀们需要政府权力的关照，自然提供政治献金满足政治人物的需要；政治人物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财阀们的垄断地位。尽管韩国制定了《公职选举与防止不正当选举法》、《政治资金法》，但是相关的体制机制并不完善，缺乏有力的监督。除此之外，财阀与政治家、社会各方面的精英阶层广泛联姻，形成一个贵族权力网络，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帮派政治”。帮派政治是以“血缘”（裙带关系）、“学缘”（同门关系）、“地缘”（老乡关系）为基础，在地域较小的韩国，只要有相互的利益需求，以上三种关系很容易攀附至其中一种。韩国的政治人物很难超脱于这种网络，一旦哪位政治人物想独善其身，必定会以悲剧收场。

财阀对于韩国政治具有关键性影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让韩国政府很难做出有损财阀利益的决定。2009年韩国女星张紫妍在家中自杀，遗书中披露其提供性服务精英人士的名单，最后法院认定“性招待说证据不足”，不了了之。2019年韩国爆出李胜利夜店门事件，文在寅总统亲自下令彻查，但因为牵扯众多财阀和政界人士，至今毫无进展。由此可见，文在寅政府要想在全国实行更为严厉的封锁隔离措施还得过财阀这一关。

三、MERS疫情暴露的韩国医疗体系弱点至今仍然存在。

2012年沙特出现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后，之后扩散至世界20多个其他国家和地区，但病例都停留在个位数。唯独韩国在短时间内爆发了大规模流行。究其原因，与韩国的医疗体系是分不开的。韩国90%的医院都是私立性质的，在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中公立医院比例更小，分别只有3.8%（全国总数为82家）、5.3%（全国总数为1547家）。

2015年韩国MERS疫情第一震源地平泽圣母医院和第二震源地三星首尔医院均是私立医院，私立医院都是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的。只有患者确诊之后，私立医院才采取隔离措施，并且只把隔离范围控制在尽量小的范围内，尽量不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行。5月20日第一患者确诊，平泽圣母医院只把患者曾经就诊的医院大楼8楼关闭，8楼所有患者转移到7楼，7楼不能容纳的患者转移至其他医院。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造成了疫情的第一波扩散。三星首尔医院在确诊第14例患者后也并未隔离整座医院楼，只是将患者曾经长时间滞留的楼层关闭，曾经就医的急诊室也没有立即停止使用，其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在医院的指令下继续工作。后来调查发现，这两家医院是疫情主要扩散地。韩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不力，与公立医疗资源匮乏有很大关系，不得已采取以家庭隔离为主，医院隔离为辅的防控措施。这种家庭自助式的隔离最后只是形同虚设，作用微乎其微。新冠疫情面临的依然是这个问题。

四、韩国老年人群体是疫情中最应密切关注的弱势群体。

2016年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韩国5124万总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676万人，约占13.2%，也就是说韩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乡村的老龄化程度远远高于城市，这与韩国人口流动密不可分。2017年韩国国民养老金调研机构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老年人要想维持“最低标准生活方式”平均每人每月需要145万韩元，而基础养老金的发放金额仅为平均每人每月10-20万韩元不等，65岁以上老年人的给付人群也仅为200多万人。

事实上，韩国老年人的贫困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最高，约占50%左右。韩国老年人不仅要赡养自己，还要继续支持子女的教育和生活，从事的工作多为快递、清洁工等经常接触不特定人群的工作。

众所周知，老年人由于免疫力降低，是新冠病毒主要攻击对象，而农村是老年人聚集的地方，农村的医疗资源最差，很难应对高致病性病毒。由于医疗保障不到位，韩国老年人又去不起私立医院，还必须外出工作。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硬性隔离措施显然会招来老年人群体的激烈对抗。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体也是政治人物竞选需要争取的对象，政府制定政策时不免会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有所顾忌。

五、韩国经济回旋余地小，难以承受疫情失控之重。

韩国国土面积狭小，人口集中在平原地区，经济回转空间很小。韩国首都圈（首尔、仁川、京畿道）人口接近2600万，占总人口的一半，人口密集度很高，一旦疫情在首都圈蔓延，整个国家将沦陷。韩国的城市与产业根本做不到封城、隔离。韩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无论是自我隔离，还是国际社会对韩国进行隔离，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韩国央行和知识经济部数据显示，从2010年至2012年韩国对外经济依赖度的进出口总额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续三年超过百分之百。韩国是能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几乎没有化石能源储量，可再生能源也很有限。有统计显示，2015年韩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277百万吨油当量，而韩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仅为51百万吨油当量，仅为消费总量的18%。

韩国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其支柱产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石化工业、钢铁工业高度依赖国外的原料和市场，尤其是在面临中国崛起相关产业的竞争情景下，因为疫情而停产停工是绝对不可能的。虽然中国经济也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中国经济回转空间很大，自我调整、自我消化能力很强。

文在寅总统上任初期，提出了三项对外经济合作政策构想“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构想”、“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本质上是促成能源多元化、市场多元化，用增量稳定与主要贸易国的关系，拓展与印度、东盟等新兴国家地区的经济联系，其中诸多构想也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可以预见，疫情过后，文在寅政府将继续推动半岛和平进程，为韩国争取更多经济生存空间。

历史不止一次雄辩的证明，中国大陆的繁荣强大是朝鲜半岛和平的基石，朝鲜半岛的安宁是中国大陆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新冠疫情是对文在寅政府的一次大考，中国顽强抗击疫情，已经为韩国争取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时间和窗口机遇期。希望文在寅政府能够协调各方暂时放下利益纠葛，克服困难，有效防控疫情。2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大邱市和庆尚北道赠送50万只口罩，其中10万只为医用，40万只为KN95口罩。同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为大邱市紧急筹备的2.5万余个医用口罩从首尔起运。货车上，悬挂着新罗旅唐学者崔致远“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的名句。中国与半岛国家唇齿相依、命运与共，半岛有难，中国必鼎力相助。

作者：李建杰（天津基层公务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