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既包括民族国家间的不公平，也包括民族国家内部各群体间的不公平，还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不公平。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版全球化过度依赖市场机制作用，缺少强有力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力量对市场势力进行制衡，从而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国际格局。构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理论框架，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交往理论为基础，通过生产力的进步，促进各民族国家经济的世界化，使经济活动脱离狭隘的民族属性，普遍形成世界属性，从而规避当今建立在各自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借助无道德属性市场机制的利己主义弊端，建立起更接近公平正义的全球化新模式。

“丝路金桥”彰显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美好愿望

 

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取得了重大的建设成果，正在成为一种崭新的全球化模式，推动着新型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道路优越性

 

在有文字记载3000年人类文明史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中华文明是领先于世界的。英国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Needham）在《剑桥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佐证了这个论断。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在传统科学技术方面一直领先于世界。从欧洲文艺复兴结束的16世纪开始，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我们的国际影响力降到了最低点。

 

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还占全球32.9%，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的GDP只占全球的4.6%。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改革是逐渐向西方的发展模式靠拢，其学界政界大多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将会符合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欧洲的统一和北约东扩使美国得以完成确保“边缘地带”西侧的安全，但美国还要关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东侧的安全，特别是东侧有两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和印度。为此，美国应该着力鼓励中国参与中段边缘地带（包括中东和中亚）的地缘经济建设，并邀请中国加入“跨洲的安全安排”，即“扩大后的北约与俄罗斯、中国、日本建立的合作性安全协定”。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很多学者从历史类比的角度出发，认定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发展的普遍模式，中国迟早会与之并轨，这时的中国发展模式还未显现出其特殊性。

 

2001年，中国经过十余年艰苦的谈判加入WTO，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世界。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从2001年的4.6%，增长到2011年的10.43%；美国则从32.4%下降到21.72%。从2010年起，我国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一的经济大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一反常态，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乐见其成，转而坚决把中国排斥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发展态度转变的动机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全方位地阻遏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执政伊始，就决定美国退出此前一手组织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中国提出的各项政策和主张横加指责、频频搅局。从2018年起，美国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使出种种解数，企图阻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特别是中国在无线通信领域技术发展的势头引起美国的恐慌，为此不惜拿出麦卡锡时代的手段，无理由逮捕华裔科学家、驱逐中国学者，限制人才的流动和交流，企图迟滞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进程。美国政府的做法和手段，完全置斯文于不顾，几乎到了图穷匕首见的程度。

 

中国坚持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摸索出了一条优于美国、也优于现行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体制的自主之路。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共同发展进步，互利共赢。这种源于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发展理念，最集中的写照就是“一带一路”，它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全球化中国版本。

 

“一带一路”：全球化中国版本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倡议，是有着深刻理论与现实背景的。

 

从17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出现端倪开始，由于经济的发展，贸易活动越出了地域界限、走出国界，各国不断出现争端乃至战争。为了消弭战争，促进欧洲经济的发展，欧陆国家签订了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领土主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国家边界空间形态的演化受到国际法的限制。领土空间控制的范围受到约束的同时，经济空间的开拓行为就表现为经济交往空间范围的拓展。与此同时，由昂格鲁-撒克逊国家主导的海洋秩序，却为人们展现出另一种理论情境，即整个世界要在海洋观约束下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一法则下，每个民族均可以与另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地从事贸易。这可能就是当今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利益单元、而经济却在不断全球化这种现实悖论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理论诱因。这一要素流动自由与国家利益分置的悖论，经过数百年博弈，演变成为当今全球化的理论悖论，即生产要素要求全球自由流动，而民族国家基于主权却排斥完全意义上的要素自由流动。

 

“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在于全球相互依赖正在接近他们的制度限度，制度合法性正在褪色。”“旧有全球治理结构的提升空间有限，中国为此需要提出新的国际制度战略，应对全球治理问题。”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国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构建了一种不同国家可以共同发展、不同文化与文明可以求同存异的地缘政治想象，从而超越了主要由近代西方国家构建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也就超越了西方世界在面对域外世界的文化与文明方面的差异时，要么进行征服、要么坚持同化的既有路径。“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离的格局，推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成陆海一体化，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和地缘政治格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够帮助中西南亚等国家发展经济，从而带动中国西部进出口，西部经济的活跃，东部企业也会融入，进而平衡东西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理论悖论的路径。世界主义观点认为，人们要有“世界意识，无国别意识”，“推崇世界的多样性”，承认“一切都是平等相同的，但每个人却又都是不同的”，“国家若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合作”。

 

然而，国家间的合作又受到许多限制。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内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等；现实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实现的，总是存在各种难以突破的障碍。现代西方地缘政治想象将世界划分为具有等级制的空间、集团与国家，并赋予它们政治意义：这里是现代的，那里是落后的；将世界区分为“平稳地区”与“狂暴地区”、“稳定的中心”与“威胁重重的边缘”，这不利于全球化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西方的地缘政治想象，超越了历史类比与通感的惯性思维，改善了重商主义的地缘经济学，代之以合作开放、合作共赢的新地缘经济学，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缘经济学。“一带一路”要求的国际环境就是国家平等，文化文明多元共生，生产要素得以最大范围地在全球流动。关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北京“习奥会晤”时阐述的那样：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主张和倡议都秉持开放包容原则。”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矛盾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竞争和美国贸易霸权基础之上的，多数主体是私有单元，奉行激烈竞争的生存方式，政府和民众力量很难参与进去，也难以实现利益单元之间的公平。

 

“这一现实使得一切政治方案都要顺应经济的逻辑，否则便无法落实，世界秩序也必须得与世界市场的逻辑有同构性，这正是美国所主导的当代世界秩序的根本特征。”

 

这样一种具有鲜明市场霸权与资本主义特征的全球化，在公平方面是存在制度缺陷的。在现实的全球化环境条件下，市场力量很容易形成霸权，并对其他市场主体造成损害。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客观结果，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的经济调控能力都被削弱。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形成的全球化框架，很难顾及到其中的大多数参与者，而是让具有竞争优势的少数市场主体得以张显自身的诉求，缺乏竞争能力的大多数市场主体则只会在市场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甚至蒙受屈辱。如果全球化不能解决公平发展的问题，那么这一全球化的模式就是不可持续的。就像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说的那样：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其经济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的脱离，在于其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力量，它可以随时带动强大的经济力量摧毁和破坏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从教育、医疗、住房到婚姻、家庭、亲情，无不被市场经济的力量所渗透、影响。”

 

这种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脱离，是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而逐渐形成的。在前全球化时代，一国内的经济活动会受到国家政治的约束，而不至于对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形成很大的伤害，而当前的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已然越出国界，但是跨国政府却无从谈起，市场力量成了失去控制的脱缰野马，变得为所欲为，这可能就是当今全球化存在显失公平现象的重要原因。

 

“各种地缘政治思维同经济全球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种地缘政治思维都着眼于‘占领’、‘统治’、‘控制’，而经济全球化则诉诸于‘自由’、‘交换’、‘开放’。所以，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基础；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

 

这种矛盾、对立的原因，是基于现行的全球化构架，其中西方理论界主张的斗争、冲突，是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

 

“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求。”

 

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在《边缘地带论》中对二战的描述：

 

“现在我们面对着这样一幅场景：全球的主要国家都正在参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其目的是争夺物质力量。”“每个国家都会觉得，它们一定要保护自己视若珍宝的价值观，必要时可以为此动用武力。”

 

这种文明冲突的观念在西方人的思想里仍占主导地位，并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实践。在当今世界，

 

“制造业是以能够带来规模效应的区域性集聚为前提的，基于非连续性政治空间观的民族主义政治不会太过影响制造业的效率。金融资本则天然地以全球为单位，倘是民族主义政治，则无法有效地主导金融秩序”。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产出水平的大幅提升，世界各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导致全球化进程与日加快，全球统一的市场业已形成。中国奉行的是文化包容政策，与任何文化都能和谐相处，这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市场培育方面，就有明显优于现实全球化的特征，也势必成为未来全球化的新版本，从而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做出我们的贡献。

 

目前全球化奉行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的地缘政治经济观，难以推动不同发展模式国家地区间和谐发展。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分析西方现实世界时写道：西方人普遍认为，

 

“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非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西方，特别是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

 

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

 

“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

 

相对于西方学者普遍持有的不平等的地缘政治经济观，我国学者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相对于‘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僵硬地将世界地缘政治空间区分为中心与边缘，‘一带一路’构想实现了一种典范转换，即传统的以中心与边缘之间区分为特征的地缘政治想象及相关（如政治、经济、道德等）等级关系的崩溃，代之以不同国家、地区、文化或文明的互为中心、互为边疆的空间思维。”对此，汪晖教授进行了评价，

 

“这种历史观是必要的，因为所谓互为中心、互为边缘、起源的非起源化，就是超越自我中心的等级史观，不是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样，将世界建立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其余地区为依附于这个中心的边缘或亚边缘的等级体系。”

 

西方人信奉的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是基于自身感受并运用历史类比方法得出的武断判断，它们并不能真实反映当今全球化发展的现实，而且是当今全球化面临巨大困难的重要主观原因。它认为世界的发展进步是线性的，所有国家都会循着西方模式的路径演进，而没有考虑世界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这一现实，这就把全球化带入了死胡同。它以市场力量推进全球化进程，就是为了让自身通过“带血的”经济发展优势地位得以巩固，让后发展国家为自己的发展做垫脚石。如此，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很可能是非西方经济的灾难，它不能真正解决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与融入全球化的问题。

 

西方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源泉是分工理论，也可以说，是分工理论发展了国际经济学，并支撑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是所有分工理论的源头，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国际贸易理论则与分工理论紧密联系。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引领者奉行中心——外围、核心——边缘世界观，导致世界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享有相同的发展环境条件，不同等级国家的民众不能自由的跨国流动。这恰恰违背了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从而形成最优的配置效益。这其中最难以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也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这也就让市场经济体制效率大打折扣。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民族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立法排斥，和国家内各民族间基于文化差异的隐性排拒，这使得全球化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障碍的源起都是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和利益的分置。我们在此引入民族经济学理论，进行一个全新视角的新纬度研究。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全球化理论

 

中国自古就拥有文化包容发展的禀性，民族间融合多于分解，从而形成了今天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大市场，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时间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

 

“数千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为了达到经济生活上的相互需要而彼此交往，相互补充，绵延不断，最终把我国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需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中华大地各民族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灿烂文明。”

 

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正如马克思说的样：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

 

图 1 全球化中国版本 “一带一路”理论框架图

 

基于民族文化视角的经济学研究，正是当今现实版全球化面临的短板，也是源于西方中心——外围世界观的西方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提出了用民族文化纬度研究中国版全球化面临的经济学问题，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诠释世界经济，寻找到解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案，对领未来的经济实践并有所裨益。

 

我们的研究不仅提出一种有别于现实版全球化的理论框架。在独具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框架之下，我们希望推出关注公平、具有道德含义的世界观、互为核心的地缘政治观的全球化新模式，以取代广为世人诟病的美国版世界观，造福人类社会。

 

第一个问题是公平问题。当今世界，既包括民族国家间的不公平，也包括民族国家内部各群体间的不公平，还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不公平。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版全球化过度依赖市场机制作用，缺少强有力的具有道德含义的力量对市场势力进行制衡，从而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国际格局。构建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理论框架，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交往理论为基础，通过生产力的进步，促进各民族国家经济的世界化，使经济活动脱离狭隘的民族属性，普遍形成世界属性，从而规避当今建立在各自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借助无道德属性市场机制的利己主义弊端，建立起更接近公平正义的全球化新模式。

 

第二是世界观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的世界观，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观，美国寻找并不断变换着“敌人”，冷战结束后的多极化时代，先是伊拉克等“恐怖主义国家”，现在又把矛头转向对美国具有“威胁”的中国。在西方所谓“敌人”的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同质性或异质性是一个重要标准，它倾向于将文化具有异质性的国家当作敌人。而中华民族自古强调文化包容，正是包容性才有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和规模巨大的市场。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民族都进行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中华民族所倡导和引领的全球化，将可以形成规模范围最大的全球市场，形成开放包容的全球观，带来世界市场规模范围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是地缘政治观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地缘政治观，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非西方是世界的外围，在他们的概念中，世界的发展就是以西方为榜样的线性发展过程。在这种地缘政治观指导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拒绝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平等合作，拒绝承认非西方模式的价值，片面要求这些国家效仿西方模式。实际上只是将广大非西方国家作为其发展的附庸。这样只能引致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反弹。因此，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开放包容地缘政治观，摒弃西方中心论，也不奉行自我中心论，强调尊重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平等相待，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形成了彼此联系、和谐一体的地缘政治观，用来指导发展新型全球化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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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来源：察网摘自《经济导刊》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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