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变成有钱人的特权，‘山顶世界’不仅垄断了财富和机会，也垄断了‘美德’。”
国产动画片《哪吒之魔童转世》引发观影热潮，讨论却很冷清；韩国电影《寄生虫》还没有在国内公映，但却引发了讨论热潮。《寄生虫》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其获得今年的“金棕榈奖”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欧洲和北美，仍然在文化上“统治”、“殖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着亚洲，尽管承认这一点会让人心里不舒服。《寄生虫》引起广泛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让“我们”都觉得受到刺激。“我们”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我们”当中既包含了“我们”，也包含了“他们”，导演奉俊昊对富人和穷人给予了双重同情。《寄生虫》很像一个寓言，讲述了生活在贫富两极的两家人之间的故事。一极是金基泽（宋康昊 饰）一家，他中年失业，妻子忠淑（张慧珍 饰）也没有工作，儿子基宇（崔宇植 饰）、女儿基婷（朴素丹 饰）高中毕业了却考不上大学，一家人只能栖居在一处半地下室，靠给披萨饼店叠纸盒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另一极是生活在山顶富人区的公司老板朴社长（李善均 饰）和太太莲乔（赵茹珍 饰）一家。
生活在两极的两家人，本来毫无交集，但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基宇经同学介绍，拿着伪造的学历到朴社长家担任家教，于是两个平行世界发生了碰撞，由此引爆了一连串意外事件。《寄生虫》中，朴社长一家单纯、善良、有教养，尽管有一点布尔乔亚阶级特有的伪善，但无伤大雅，他们礼貌、温和地对待所有的人，却突然遭遇飞来横祸；穷人金基泽一家，虽然利用了朴社长和莲乔的善良与轻信，但他们的困境令人同情，出发点也只是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占一些小便宜，并非十恶不赦。但是，双重同情往往意味着双重伤害，也意味着观众从影片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答案，觉得自己手指上被扎进一个刺，又痛又痒，热烈讨论就是为了把这根刺拔出来。
2013年，他在自己同样引发热议的影片《雪国列车》中，就把精英和富人安排在列车的前半部，并掌控驾驶室；而把穷人安排在列车的后部和尾部。通过列车前后两部分的对立展示贫富两个世界的对立。而在《寄生虫》中，朴社长一家的独栋别墅，高居山顶。基宇到朴社长家应聘，需要爬坡、再爬坡，进了大门，还要再上两层台阶，才能来到阳光明媚，视野开阔的庭院。但在那个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的夜晚，金基泽带着基宇、基婷“像蟑螂一样”从朴社长家逃回的时候，却要下一个坡，再下一个坡，穿过一条向下的隧道，再走过一条向下的街道，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家”是城市最低处的半地下室，在大雨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污水池。奉俊昊的这一表现手法，明显借鉴了黑泽明1963年拍摄的犯罪悬疑片《天国与地狱》。在这部电影中，富人的别墅也是高踞山顶，像天国一样灿烂夺目，而山脚下的贫民窟，则破败、肮脏，像地狱一样阴森可怖，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成为犯罪的诱因。奉俊昊的过人之处在于，不仅展示了平行空间，而且还告诉观众，按照现行游戏规则，想从地下世界挤入山顶世界是不可能的，再怎么计谋百出，聪明过人，所能够排挤的，也只能是自己的同类，要想改变自己的阶级属性，真正成为山顶世界的一员，让自己的父亲可以坦然地走在阳光下，就只能靠做梦了。
相对于对空间语言的巧妙运用，奉俊昊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就逊色多了。《寄生虫》中，为了凸显主题而“硬拗”之处不少，人物性格出现了“断裂”。影片前半段，金基泽一家人个个机敏过人，沉稳老练，不仅骗过了莲乔，还巧设圈套，令朴社长和莲乔先后解雇了司机和女管家，并成功诱使他们把空出来的位置让基泽和妻子忠淑填补。这样费尽心机得来的机会，本应该万般珍惜才对，可影片后半段的“情节团块”中，作为他们最主要性格特征的机敏、老练都不见了，忽然变成了《小鬼当家》中的两个“笨贼”。主人一家外出露营时，他们居然不考虑主人一家有随时返回的可能，没有任何预案就在主人的客厅里酗酒狂欢；当被他们圈套陷害而遭解聘的前女管家雯光午夜按门铃，要求到地下室取东西时，居然不疑有他，不怕受到雯光报复，也不怕自己背着主人的狂欢被发现，放着现成的借口“太太不在家，不方便让你进来”不用而打开了大门；当雯光进入地下室，为躲藏在其中的丈夫送饭时，基泽、基宇、基婷居然同时从楼梯上跌下来，并被雯光用手机拍成视频，这些都太不合情理，太像喜剧片中专事搞笑的“笨贼”了。其实，奉俊昊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情节设计：雯光既然从别墅的第一任主人，也是别墅的设计者南宫贤子住在这里的时候就开始在别墅服务，并且掌握着朴社长和太太都不知道的秘密地下室，那么她也应该掌握一条进入别墅的秘密通道，以确保自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进入别墅，防止躲在地下室的丈夫被活活饿死。只有在不需要新女管家忠淑开门就可以进入别墅的情况下，发现金基泽一家的秘密才是合理的。另外，奉俊昊对“北韩”满满的恶意，损害了影片的品味。雯光在“俘虏”了金基泽一家后，骑在老公的腰上，模仿北朝鲜著名女主播李英姬的这一段是影片最搞笑镜头，但非常低级，除了使观众意识到“北韩”成功拥核令韩国感到焦灼外，对推动剧情没有任何用处。
一定程度上，《寄生虫》可以说是向法国著名导演夏布洛尔1995年执导的《冷酷祭奠》致敬！在《冷酷祭奠》中，“布尔乔亚”乐里芙一家雇佣了一位女佣苏菲。乐里芙一家宽容、慷慨，对苏菲充满善意，但主仆之间的不同等级也在这一过程被昭示。终于有一天，苏菲不识字的“秘密”被发现了，这最终引发了一场血腥屠杀——乐里芙一家四口被苏菲和她的伙伴枪杀。这部电影最伟大的地方就是，看起来乐里芙一家似乎什么都没做错，他们夫妻恩爱，品味高雅，乐于助人，女儿善解人意，非常愿意帮助苏菲识字，小儿子则天真无邪。但是，观众却感受到了他们一家与苏菲之间逐渐积聚的恐怖与仇恨的气息。无论是《死亡祭奠》还是《寄生虫》，其中的富人，已经不再像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的地主、中国电影《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那样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甚至也不像曹禺名剧《日出》中的潘经理那样刻薄寡恩，一毛不拔。他们彬彬有礼，行为无可挑剔——他们之给人带来压迫感，之遭人痛恨，已经不再是行为，而是存在本身。“这部电影的精妙就在于社长一家做的事情其实都非常合理，但是从穷人的眼光去看，就变味了。”
“朴社长一家真的真的善良单纯，但是你就是忍不住恨他们，恨他们，恨他们。”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制造业的分散与转移，十九、二十世纪一望而知的压迫与剥削关系越来越逸出人们的视野，隐身到社会关系的深处，传统的工人阶级VS资产阶级的对立，逐步演化成为穷人VS富人乃至草根VS精英的对立，并且以生活方式、教养、品味、甚至“气味”的形式表现出来。后工业时代，穷人和富人，不再同时出现在流水线、车间、工厂，各有各的生活空间，各有各的价值体系，“美德”只有在“自己的空间”、“自己的世界”里才是“美德”。这里最令人恐惧的信号扭曲与畸变在于，当两个“平行空间”泾渭分明并且咫尺天涯不可逾越的时候，在“地下世界”看来，“山顶世界”的全部“美德”，包括所谓的善良、优雅、宽容、同情心乃至多才多艺，客观上都是对“地下世界”的一种压迫，因为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种logo，标示，甚至一面旗帜，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大字——“我们并非同类！我们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善良”变成有钱人的特权，“山顶世界”不仅垄断了财富和机会，而且也垄断了“美德”，只给“地下世界”的人留了一条出路：心理变态！
更冷酷的现实还在于，如果说“冷战”或者“冷战前”时代，这种压迫还可以通过政治性的反抗、政治性的批判、政治性的张望未来得到消除，至少是缓解的话，那么后冷战时代，当“地下世界”失去了总体性理论的支持，失去了有效的政治语言，不能进行政治上反抗，甚至也不能进行“话语”上的反抗之后，在变态心理驱使下的犯罪几乎成了唯一的反抗方式。对醉汉在自己家的门口撒尿都保持隐忍的金基泽，最后居然把刀刺进了朴社长的胸膛——这当然是犯罪，犯罪的动因是心理变态，而导致他心理变态的恰恰是变态的社会，是极度压迫性的等级结构。
这就是《寄生虫》为我们展示的当代社会的精神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我们每个人都不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却未必能够找到出路。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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