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战争——经济战前线的美国情报部门

点击：作者：【法】阿里·拉伊迪来源：察网发布时间:2019-08-24 11:13:39

噩梦一般是从美国的政府部门（美国司法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出的一封信件开始的。美国人在信中怀疑某公司在某个国家的市场中存在欺诈行为，因此开始他们热衷的大话骰游戏。公司无法知道这些美国政府部门到底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真的掌握了可靠的信息。它们手上有什么信息？它们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难道公司有内鬼？这是不是在捕风捉影？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11年启动了一个鼓励告密者揭露其公司非法交易的项目。这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项目，因为报酬很丰厚：罚款总额的10%-30%。在2011-2016年，共有34个告密者获得了总计1.11亿美元的报酬，

【“而且不排除这些线人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另外的酬劳，譬如让情报部门或者美国警方在国际事务中为其提供方便”。】

信息本身及其来源并不重要，被盯上的公司无论如何都会陷入困境。搞清楚美国人是否在虚张声势对陷入困境的公司来说根本无济于事。反抗美国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简直是天方夜谭。在经济情报领域，几乎没有人能够躲过美国“大耳朵”电子监控系统。监控任务都是由美国各调查部门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来联合执行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以及美国国家税务局，也就是在1931年以逃税的名义扳倒了著名的阿尔·卡彭领导下的芝加哥黑手党的团伙。仅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800名特工负责打击腐败，其中包括一个由30人组成的特别小组。而联邦警察的工作则是接收美国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的消息，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安全局。

另外，美国情报界在搜集和分析商业情报方面拥有悠久的传统。情报界的一些杰出探员在经济领域的履历相当亮眼：先后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时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曾经是一名商业律师，里根政府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曾经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在花旗银行工作时遇到了后来在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的同事诺拉·斯拉特金，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戴夫·多尔蒂之前曾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在中央情报局负责经济间谍活动的弗兰克·乔治·威斯纳曾是美国国际集团的副总裁。

面对这些经验丰富的美国信息猎手，各大公司绝无任何躲过“卡夫丁轭形门”的侥幸（“卡夫丁轭形门”是指，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译者注）。它们最隐秘的经济勾当终究逃不过美国人的监控。这其实与主动打开水龙头，让信息流入美国情报部门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经济情报界蓄势待发

如果没有情报武器，美国打击腐败和制裁违犯经济禁运令企业的效率会大大降低。美国情报部门搜集、分析经济与金融情报的工作臻乎完美，自苏联解体后，世间无出其右者。美国间谍个个都是令人生畏的经济战士，忠实地为美国利益服务。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在冷战期间的情报工作不出色，只是当时这并非他们的优先事项，那时他们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打击共产主义的事业中。在那个时期，美国各部门之间就已经有了一些共享竞争对手情报的渠道。譬如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及由美国国防和安保行业牵线的特别安全官。同时，从1977年开始，情报联络处成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两大情报部门与美国商务部分享情报的桥梁，后来又改名为行政支援办公室。显然，情报联络处将搜集的情报提供给营利机构是不被容许的。但这并不妨碍中央情报局定期在兰利总部组织研讨会，与美国的企业家一起探讨譬如半导体之类的敏感科技话题。总之，中央情报局定期在国内资源部会见美国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即使在今天，美国大企业的负责人依旧会欣然前往中央情报局的兰利总部做客。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全面参与经济领域的活动。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当过好莱坞演员的罗纳德·里根。他不享有情报专家的头衔，也不是中央情报局文件的忠实读者。然而，他重新给予了中央情报局一定的自主权，至少恢复了它在水门事件前享有的权限。罗纳德·里根签署的第12333号“美国情报活动”行政命令，使情报间谍有借口与美国公司勾结，一起谋划组织海外行动，而且他们无须随时向美国司法部长报告行动进展。里根另外签署了其他两份官方文件（第12331号和第12334号行政命令），重新启用被前任总统吉米·卡特打入冷宫的情报部门。根据新指令，情报机构可以在非官方部门的掩护下开展秘密行动。

下面这个例子就具有代表性。1982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卡卢奇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杰拉尔德·福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时期又再次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一起加入西尔斯国际贸易公司的领导层。这家公司的运作方式与日本崇光百货公司类似，其价值都体现在搜集商业信息上。西尔斯公司在数年后宣告破产。不久后，谣言四起，声称弗兰克·卡卢奇其实是利用西尔斯公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打掩护。卡卢奇亲自打理的西尔斯旗下子公司“国际规划与分析中心”被指控贩卖武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1983年，弗兰克·卡卢奇除了在西尔斯公司担任董事外，还是卫康和公司的领导人。这家私人安保公司耳目众多，刺探情报的方式也极为激进，其在比利时的一家子公司很快被锁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延伸。

柏林墙倒塌而经济监控却只增不减

1991年11月15日，彼时的苏联即将解体，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便急不可待地发表了“国家安全审查”NSR-29号文件。该份文件针对美国所有政府部门，汇总这些政府部门各自所需要的信息类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部门则随时待命，满足它们的需求。NSR-29号文件要求美国情报界继续对苏联的一举一动保持高度警惕，同时监视其他领域的情况。“美国情报界要灵活应对各种问题，从传统的警惕苏联军事力量到眼下流行的环境保护，从经济战争到预防艾滋病等”，监控范围非常广泛。

美国情报部门被要求完成不可能的任务：监测一切并和盘托出。随着苏联解体，“主要目标”“优先事项”“死对头”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美国特工突然失去了明确的方向，其凝聚力受到威胁。

而1992年3月30日，白宫签署并发布了NSD-67号的“国家安全指令”，这个安全指令为特工找到了新的目标方向。打击腐败与工业科技间谍活动成为美国的最新优先事项。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提出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情报改革。

事实上，这次改革的原因是，美国情报界经过了一个低谷期，其始终无法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阿富汗特工米尔顿·比尔登解释说：

【“以前，中央情报局不是一个普通的机构，它是独一无二的，带有神秘色彩。它肩负使命，而且对它来说，这个使命就如十字军东征那般神圣。现在苏联消失了，我们也变得一无所有。我们没有过去，也算不上英雄。我们的功绩本身需要保密。而现在任务完成了，一切都结束了。”】

美国情报界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彻底被打入冷宫。克林顿上台后未明确指示美国情报工作将何去何从。美国希望享受“和平红利”，减少国家安全事务的财政支出。那该如何处理成千上万的不再适应新时代的美国特工呢？有些情报人员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便退休离开了，也有些情报人员去了私营部门就职。至于情报机构，则必须给它们找点事做。在全球化时代，它们的任务就是监听全球经济发展动态。

白宫不是唯一关注经济安全的机构。美国国会也开始反思冷战结束后情报与安全部门应当在全球扮演怎样的角色。哈罗德·布朗与沃伦·拉德曼领导的委员会负责研究这个问题。该委员会在1994年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情报评估”的报告。该报告不赞成中央情报部门为了美国公司的利益而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但是支持情报部门搜集经济信息。换句话说，只要不是直接使美国公司受益，情报间谍就可以搜集经济、商业、科技等方面的数据信息。这等于允许美国情报部门窃取外国公司和政府的商业机密。

那用什么方法搜集信息呢？这不是问题。只需将“大耳朵”系统的监听目标调整至经济市场中就足够了。1947年，美国及其四个主要盟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组成“五眼联盟”，这是一个情报联盟组织。它们拥有一个代号叫“梯队”的全球监听网络系统，用以渗透苏联及东欧地区。它能够拦截各种媒介的通信情报：移动电话、固定电话、传真、卫星、电子邮件、互联网……在美国，“梯队”系统由国家安全局操纵。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梯队”系统俨然已成为一个令人生畏且非常高效的全球监听工具。

早在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全球监听计划之前，欧洲议会就已对美国的监听行为感到不满，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表的两份报告中揭露了盟友美国的商业监听手段：《拦截能力2000——“梯队”及其在信号情报中的作用》和《监听技术的发展和滥用经济情报的风险》。欧洲议员写道：

【“如果‘梯队’系统仅用于搜集情报，那么它与欧盟的法律没有任何冲突……但是如果滥用‘梯队’系统进行商业间谍活动，这不仅违反了忠诚义务，而且损害了公共市场中自由竞争的理念；如果有成员国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意味着它违犯了欧盟的法律。”】

这两份报告的作者感到非常遗憾，尽管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但美国人仍然认为它的盟友是欧洲原子能保障措施的实施者，“山姆大叔”的被窥视妄想症已经病入膏肓，仍旧幻想着到处都是窃取经济情报的间谍。不过，报告的作者在最后还是认可了美国人的疑心病，认为这些经济情报间谍能帮助其他国家打击腐败。至少他们在报告中表现出了深信不疑的样子。

【“鉴于美国情报部门……以打击腐败的借口拦截公司在贸易往来中的通信记录，而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风险：搜集到的信息没有被用于打击腐败，而是被用于偷窥商业竞争对手。即使美国人声称从未实施过后一种行为……”】

但是报告中提供的一组数字也反映出欧洲议员的担忧：

【“在临时委员会代表团访问美国期间，有权威消息来源证实了报告内容，在通过非公开渠道搜集到的信息中，有5%被用于商业目的。预估这种监听行为能帮助美国企业占领大约价值70多亿美元的市场份额……”】

法国的公司因此被抢过好几单生意。巴西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合同是关于在亚马孙部分区域建立电子监控系统。1994年，在法国的汤姆逊半导体公司即将与巴西政府签署合同之际，美国国家安全局决定对其实施监听。巴西媒体迅速响应，大肆宣扬法方的行贿企图。法国因此被迫退出价值14亿美元的巴西市场，而合同最终落入美国雷神公司囊中。美国情报部门直接干预市场竞争的情形在1994-1997年屡次上演：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黎巴嫩、以色列、秘鲁、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每次美国公司都能打败竞争对手占领市场，其手下败将包括法国、英国、荷兰、丹麦……

美国人以打击腐败的名义无所顾忌地插手盟友事务。欧洲政治界对此了然于胸，但却不愿大动干戈。因为欧洲议会的数份报告发表于2001年初，美国人在这一年过得非常糟糕，华盛顿和纽约在2001年9月先后遭到两次大规模袭击。欧洲人显然不能在美国盟友讨伐本·拉登极端宗教分子的时候落井下石。

这些欧洲报告证实了美国情报部门前成员的声明。他们公开承认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以反腐败的名义，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监视欧洲企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1993-1995年任职）于2000年3月17日在《华尔街日报》开了一个评论专栏。评论专栏的标题足以说明一切：

【“为什么我们要暗中监视我们的盟友？”】

答案虽简洁，但却直接：

【“是的，亲爱的欧洲大陆朋友，我们监视你们是为了遏制你们的行贿行为。你们公司的产品与美国的竞争对手相比，要么成本高昂，要么技术落后，或者两者兼有。因此，你们经常为了拿下合同而行贿。”】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首席间谍官夸张地讽刺欧洲人反应迟钝，声称欧洲的守护神是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而美国的守护神则是亚当·斯密。前者让欧洲陷入腐败的深渊，而后者则带来了冒险和创新精神！

詹姆斯·伍尔西

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詹姆斯·伍尔西一直将经济情报作为重中之重。1993年，他一上任就加强了经济情报的搜集工作，将情报联络处改名为行政支援办公室。创建于1977年的情报联络处负责归纳整理来自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经济情报，这些情报帮助美国商务部官员加强对世界经济趋势的了解。

詹姆斯·伍尔西在1993-1995年领导中央情报局期间发起了至今仍在运作的三个重要项目。首先，他参与建立了宣传中心，这是一个在美国主要政府部门中以捍卫国家经济利益为目的，用来搜集和共享情报的网络，包括美国商务部、美国财政部、美国国防部。其次，他撰写并发布了美国《国家工业安全计划》，保障私营部门安全访问分级的工业信息。最后，他与其他部门人员一起创立了美国国家反间谍中心，主要负责经济领域的反间谍工作。2002年，他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反间谍执行局，专门搜集和分析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的商业、工业和科技情报。2000年，美国国家反间谍中心发布过一份关于美国受到的经济威胁的年度报告。但近年来，美国国家反间谍执行局的报告产出很少。难道美国间谍担心会透露过多的信息给他们的敌人吗？美国国家反间谍执行局的最后一份报告发布于2011年。在2014年，美国国家反间谍执行局更名为美国国家反间谍和安全中心，进一步加强打击经济间谍活动：

【“今天，外国情报部门、犯罪分子以及公司间谍都对美国工业虎视眈眈……我们的敌人使用传统的情报技术对付处于弱势的美国公司，同时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字环境’渗透我们的经济命脉，这是一种快速有效且可靠的方法，因为‘数字环境’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商业和科技信息。他们不遗余力地破坏美国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以及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科技发展。针对私营部门的间谍活动已经对美国的长期繁荣造成了威胁。”】

面对这些威胁，美国人开始采取行动。他们通过立法来防范那些觊觎美国企业的技术和商业秘密的人。1996年通过的美国《经济间谍法案》和《经济安全法案》均旨在保护美国企业的商业秘密、技术专利和机密的经济信息不被外人窃取。违法者将面临50万美元罚款和15年监禁的风险。

一边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一边保护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双管齐下，“山姆大叔”的这套机制真是毫无漏洞。美国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暗中监视市场，搜集并分析情报后，再将其提供给司法部门。20多年来，它们的监视目标主要是欧洲的银行和跨国企业，而美国企业从来就不是它们的打击对象。

斯诺登事件后的低谷时期

在信息数字化时代，美国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监控市场。欧洲领导人虽然对此有所怀疑，但却苦于没有证据，直到一个告密者站出来现身说法，才让欧洲的精英领导人接受现实。

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为这一敏感的猜测添上了确凿的证据。他曝光的机密文件证实了美国所进行的大规模间谍活动。移动电话、固定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短信、互联网……没有什么可以逃脱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范围。美国对此供认不讳。从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喊出的著名口号“Yes,we can”（是的，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立刻联想到“Yes,we scan！”（是的，我们在监视你！）。白宫回应称，这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安全着想，其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全球犯罪。

爱德华·斯诺登

恐怖主义成了替罪羊，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真实的版本。追捕本·拉登与监听欧洲、巴西等国家领导人的私人电话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这纯属无稽之谈。专家一致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只分配了35%的资源用来打击恐怖主义，那剩下的65%则是用于搜集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

【“在20世纪90年代，情报部门遭遇了低谷。美国白宫和中央情报局接到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的命令，为国家安全局重新设定新的防御与攻击目标。经济间谍活动成了美国的优先事项，除了搜集关于外国竞争者的经济情报外，还要追捕腐败分子、监听商业信息。”】

在爱德华·斯诺登泄露的文件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情报部门的目标公司名单上赫然列着美国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巴西石油公司、石油输出国组织、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法国航空航天军工集团泰雷兹……众所周知，所有这些公司都与伊斯兰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

我们甚至从这位前秘密特工身上得知，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有一个特别部门，专门负责监控全球金融交易。这个金融情报部门代号“碟火”，美国间谍通过“碟火”搜集了70多家银行客户信用卡中的机密信息。全球8000多家金融机构都使用SWIFT系统来完成金融交易，尽管欧盟已经与美国签订协议共享SWIFT系统的信息，但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是启动了一个特别项目，直接获取这家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国际合作组织的所有信息。

【“当然，所有项目机制都是以打击洗钱、恐怖主义、贩卖武器和毒品等名义进行的。”】

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其他官方文件显示，美国在监控法国各领域公司的交易活动：电信、能源（天然气、电力、石油、可再生能源、核能等）、健康与环境、交通、建筑。美国国家安全局搜集了法国公司和银行正在谈判的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所有合同与投资信息。

最糟糕的是，有些国家直接引狼入室。法国就使用美国的安全技术作为国家机密的载体。2016年以来，法国内政部安全总局一直使用美国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开发的一个软件来搜集、存储与分析情报。帕兰提尔科技公司是一家大数据分析软件供应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旗下的风险投资公司IQT投资。公司名字的灵感来自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的史诗级作品《魔戒》中的“真知晶石”。IQT公司与美国情报界关系甚密，其主要客户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海军部队、空军部队和特种部队等。一位法国前内政部长承认：

【“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无法深入开展情报工作。正是他们恢复了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始作俑者删除的医疗报销单。”】

这说明了美国情报工具的高效。不仅仅是法国国内情报的机构，诸如空中客车等欧洲企业也同样喜欢使用帕兰提尔科技公司的大数据分析软件。

从里根到特朗普：经济战争的总指挥

无论是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美国领导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监听市场信息。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优先事项就变为维持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从里根到奥巴马，所有的“白宫租客”都认同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观点：

【“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

与比尔·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伎俩如出一辙，唐纳德·特朗普凭借复苏美国经济的口号，赢得了2016年美国大选。他上台后做出的头两个决定都是有关经济的：一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二是冻结与欧盟就大西洋贸易协定的谈判。唐纳德·特朗普既反对不受节制的自由贸易，也不相信多边贸易主义。他的信条是双边主义，即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在入主白宫几个月后，他动摇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稳定性。这个亿万富翁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很简单的目标，但为了实现它，他将实施一个并不简单的计划。他的目标是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他的计划是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在2017年，美国人抱怨美国的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总额高达5670亿美元，其中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占了很大比重（3750亿美元）。然而，其实美国远没有到破产的边缘，而且美国的宏观经济一派向好：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左右，失业率维持在最低水平（4.1%）。所以，美国人民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是唐纳德·特朗普嫉妒其合作伙伴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欧盟、德国，还有中国。

特朗普认为美国公司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认为其竞争对手受到其国家的过多保护，甚至包括政府补贴。在他看来，外国公司是不遵守全球化规则的卑鄙小人。他在2018年3月1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7年度贸易报告》中提到了这些问题。

【“美国不会再对各种违法行为、欺诈行为与经济侵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贸易政策将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并加强我们的经济建设。”】

这份奠定美国贸易理念的官方文件指出，美国人将会采取一切措施来保障“美国制造”的地位，甚至包括单方面的行动。这是对他们的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以及敌人的警告：美国将加强立法，打击世界各地的经济欺诈和经济侵略行为。唐纳德·特朗普热衷于贸易战，而且他认为美国能轻易获胜。

中国感到自己被特别针对不足为奇。由于特朗普政府惧怕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常常成为总统顾问的攻击对象，其中包括彼得·纳瓦罗，这个人是对华战略中“鹰派中的鹰派”。中国被指责利用多边贸易体系不公平地从美国手中夺走大量的市场份额。美国还指责中国过度保护其国内市场，甚至窃取美国公司的秘密技术。最终，特朗普于2018年3月正式向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宣布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机制。虽然这套新机制面向所有国家，但中国仍旧是其主要目标。该机制主要是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调查手段。该委员会负责监管外国投资事宜，若外国企业想要收购美国企业，就需要征得它的同意。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保护的公司都或多或少与国家安全相关——国防、能源、交通、电子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来自美国商务、能源、国防以及国土安全等部门。该委员会自1975年成立以来，几乎没有处理过什么案子，也没有行使过否决权。但只要它表示对某项并购案有兴趣，就足以让潜在买家立刻打消收购念头。下面这个案例就证明了其强大的影响力。

2017年，美国政府禁止中国投资莱迪斯半导体公司，2018年3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反对博通公司公开标价收购美国另一个半导体巨头高通公司，就因为博通公司总部位于新加坡！

【“离中国太近，这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特朗普在2018年3月12日发布的行政令中如此解释。这是史无前例的奇闻，因为从未有一个国家在两家公司达成协议之前就介入交易并叫停收购协议的。

尽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已经具有强大的效力，但美国议员仍想给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多的权力。它希望扩大委员会在经济部门的监管权限，同时将合资企业和少数股东也纳入其监管范围。因此，2017年11月，《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被提上日程，并在2018年8月6日经特朗普总统签署正式生效。它给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情报间谍更多调查案件的时间。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表示：

【“这是为应对中国前所未有的投资增速而做出的恰当反应。”】

2018年6月底，美国甚至想禁止中国人持股25%以上的公司投资美国的科技领域。

“这项法律具有强大的和潜在的域外管辖效力，”说客帕斯卡尔·迪佩拉是战略领域的专家，他表示，

【“实际上，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干涉其盟友和经济合作伙伴的决定，迫使其也配置类似的监控机制，从而方便与美国机制间的相互协调。这还不算一种域外法权，但是从域外法权的历史沿革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前奏。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将外国投资项目置于美国人的监管之下，甚至包括在美国境外实施的投资项目。”】

该法案的依据是爱思强收购案，美国立法者将它写入法律，使其具有普遍效力。爱思强是一家制造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德国公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子公司。它发展的尖端科技可用于制造激光武器、天线和雷达。爱思强在2016年陷入困难时期，中国宏芯投资基金提出以6.7亿多欧元收购该公司。然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在2016年12月4日发布行政命令，禁止该公司收购爱思强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子公司。原本德国联邦经济部已经批准了这件商业并购案，但由于美国方面施压，德国人被迫放弃了这项并购计划。

《云法案》：一部旨在获取数据信息的法案

在美国参议员看来，为了巩固美国经济至上的地位，应做出另一个“恰当反应”——通过一项极具侵略性的法案，使美国人能够更便捷地跨境调取他国公司和个人的隐私数据。这项金融法案由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共同通过，规定美国司法部门可以直接访问美国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数据，无论数据是存储在美国境内，还是存储在海外任何角落。2018年3月23日，由唐纳德·特朗普签署并通过该法案，其全称为美国《澄清合法使用境外数据法案》，又称《云法案》。从那以后，美国当地警方以及联邦安全和情报部门能够访问微软、脸书、亚马逊、谷歌等公司服务器上的所有信息，而且是在没有通知主要当事人的情况下。

奇怪的是，硅谷的科技公司竟然对《云法案》的出台表示很满意。在2018年2月6日寄给奥林·哈奇、林赛·格雷厄姆、克里斯托夫·孔斯和谢尔登·怀特豪斯等参议员的一封信中，谷歌、脸书、苹果和微软等公司表示支持这项法案，认为“其反映了保护全世界网络用户安全的重要共识。这项法案是迈向保护个人隐私权的重要一步”。这些互联网巨头关心的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而这些参议员考虑的则是国家安全。

美国《云法案》刚好填补了大数据领域的法律空白。2014年，微软拒绝向美国司法部提供存储在爱尔兰服务器上的电子邮件数据。它认为美国的法律在境外并不适用，因为美国司法部发出的搜查令只在美国境内有效。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存储通信法案》不适用于存储在海外服务器上的数据，因而有必要制定新的法案予以规定。于是，《云法案》应运而生，美国国会声称该法案的出台是为了“打击严重犯罪”。这个概念宽泛模糊，能作为任何入侵数据库行为的正当理由：打击恐怖主义及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打击黑手党和犯罪集团，以及打击欺诈和腐败。

换言之，它打开了全方位监控的大门。这意味着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以及市场监督和监管等部门要求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提供信息，它们无权拒绝。它们甚至要在没有告知用户的情况下，将其数据提供给美国相关部门。除非其用户在与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的合同中加入一项特别条款要求它们在访问前提前告知。

那么，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可以拒绝向美国当局提供数据吗？针对这种情况，美国《云法案》规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用户（个人或公司）必须是“非美国人”，也就是说与美国没有任何联系。第二，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信息违犯了用户所属国家的法律，而且该国必须是“合格的外国政府”，即已经与美国签署了“执行协议”的政府。截至2018年夏天，还没有一个国家与美国签署这样的协议。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前提条件交由一位负责解决云计算案件的法官来审议。奥利维尔·多尔冈律师称：

【“这授予法官很大的裁量权，他要自行评估美国利益风险处在哪种范围内，以及这个风险是否可以作为强制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执行美国司法部门命令的理由。”】

总而言之，美国人仍旧是游戏的主宰。

一方面，《云法案》的通过意味着美国人违背了国际司法协助方面的承诺；另一方面，《云法案》又与欧洲旨在保护欧洲公民个人数据的法律相冲突。而这些背信弃义的行为对美国当局来说算不上什么。

多尔冈律师表示：

【“这项法律是一个规避条约的新工具，确立了各国在刑事、民事与商业案件调查的范围内交换数据的框架。”】

它取代了美国与其合作伙伴签署的信息交换协议，因为美国人认为后者规定的程序太慢了。美国《云法案》通过后，他们能够直接访问跨国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库，而这触发了信息交换协议中规定的保留条款，譬如禁止提交可能会损害国家安全、主权或重要利益的信息。

美国《云法案》同时还与《海牙公约》存在冲突。根据《海牙公约》的规定，各国可通过签发国际调查委托书交换贸易和经济信息，而且一国可以拒绝提交可能会损害其主权的信息。美国《云法案》根本没有把《海牙公约》放在眼里。它对1968年的《封锁法》同样不屑一顾，尽管该法令禁止任何人未经司法援助的法律程序就对外提交商业和经济信息。

那么，欧盟最近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意味着什么呢？这部知名的欧洲法律在2018年5月25日正式生效，尽管其背后的推动者声称它是世界上最能保护欧洲公民个人数据的法律文本，但它却完全不能抵挡《云法案》的入侵。很多互联网巨头将其公司的数据存储在欧洲，认为这样就能避免受到美国的监控。它们真是大错特错。实际上，存储在美国服务器上的欧洲人的数据反而受到欧盟与美国《隐私保护协议》的保护。这份在2016年签署的协议取代了之前的《安全港协议》。奥地利的一位法律专业的学生马克斯·施雷姆斯，因为特别担心个人数据被非法使用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诉讼，最终2015年欧洲联盟法院裁定《安全港协议》无效。欧盟法院发现，即使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全球监听计划，也无法保障欧洲公民的个人数据信息安全。《隐私保护协议》在美国《云法案》面前算得了什么呢？简直是螳臂当车。尤其是美国当局似乎也没有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因此欧洲议员在2018年6月中旬提议中止该协议。

美国《云法案》与保护数据安全的整个欧洲法律框架背道而驰。欧盟承诺会对此做出回应。欧盟委员会拟制定一项有关获取刑事案件电子证据的新条例。它会借此机会与跨大西洋盟友彻底了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