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文化：郭老师您好！您以前是一个军人，还是一名飞行员，从新世纪初年开始发表时评和杂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职业转向？

郭松民：我喜欢观察，也喜欢思考，观察与思考之后，自然就有了表达的冲动。军人的职业和评论员的工作有相通的地方，一个不善于观察，不善于发现敌情并抓住战机的军人，一定不是一个好军人，上得了战场也下不了战场。同样，一个不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评论员。

进步文化：您的身份或标签似乎比较复杂：从影评人、时事评论员、独立学者，到左翼批评家，还有人称您为“极左”……请问您看重或认可哪一种身份和标签？这些标签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

郭松民：我反对任何标签，因为任何标签都可能导致对一个人片面化的、错误的认知，根据标签来判断一个人是愚蠢的。

我对所有想了解我的人都只有一个建议：读我的文章。

如果一定要我选一个标签的话，那我就选“独立评论员”或“独立学者”吧。

进步文化：2005年，您的《感恩老兵》一文获得了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对业内人士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殊荣，获奖人往往会名利双收。但您似乎仍是业余写作，您当时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

郭松民：九十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的舆论氛围和今天截然不同，当时好像完全忘记了新中国是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诞生的，对革命传统、革命烈士和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老战士，都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一些地方还传出了平毁烈士陵园开发商业楼盘的新闻。

当时写这篇评论就是为了对这种现象进行抨击。

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对国民党军队里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也应该给予关心。应该说，我是国内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舆论界人士之一，《感恩老兵》的获奖也扩大了这个问题的影响。当时我只是出于老兵关爱老兵的朴素情感，但没有料到的是这个问题以后会发酵成一个政治议题，并逐渐向闹剧、丑剧的方向发展。

简单点说，关心国军抗战老兵（仅指那些抗战胜利后没有参加过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的极少数人），只能是在建立了正确抗战历史叙述前提下的“落实政策”行为。但今天，所谓“关爱国军抗战老兵运动”已经变成了一种颠覆抗战历史的政治行动。

进步文化：从2013年开始，旧《炎黄春秋》的两位执行主编向您和梅新育提起名誉权诉讼，这场官司持续了近三年，直到2016年才最后胜诉，您在第一次庭审时的《最后陈述》客观上起到动员爱国力量奋起维护英雄烈士荣誉的作用。这场司法斗争对胜利也最终催生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这被认为是九十年代以来，左翼爱国力量在文化战线取得的第一次胜利。现在，三年过去了，您如何评价旧《炎黄春秋》以及这场斗争？

郭松民：旧《炎黄春秋》可以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这本杂志以二十年如一日的耐心解构中国革命，其中直接攻击毛主席的文章就有300多篇。

和旧《炎黄春秋》这场法律斗争的直接后果，就是旧《炎黄春秋》编辑部的被改组，“老人小组”中的李*锐、杜导正等都不能再对刊物有任何干预。直截了当地说，旧《炎黄春秋》已经死亡。

几年过去，我仍然认为这场斗争有一点像解放战争期间的孟良崮战役。即一方面，这是一个比较辉煌的胜利，另一方面，这一胜利并没有根本改变敌强我弱，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态势。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仍然任重道远。

进步文化：您如何评价《英雄烈士保护法》？

郭松民：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是必要的，目前看效果也是积极的。但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单靠一部法律是不行的，要靠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英雄烈士的主流价值观，人民群众可以自发地对侮辱英雄烈士的人采取“社会驱逐”行动，这才是最有力的威慑，也是最有力的保护。而要做到这一点，党的各级组织，主流媒体，宣传部门等都要动员起来。

《英雄烈士保护法》只是最后一道防线。

当然，保护英雄烈士，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我们的社会建设成像英雄烈士所希望的并且为之奋斗牺牲的那样的美好社会。

进步文化：2016年，您对原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反映建国初期土地改革题材的长篇小说《RUANMAI》展开了批判，连续撰写了九篇文章，在舆论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引发了关于《RUANMAI》和土改的大讨论。您如何评价这场斗争？

郭松民：从早期的《白鹿原》开始，打着文学的旗号，否定中国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的作品就层出不穷。这些年来，这样的作品似乎快乐地生活在一个没有天敌的伊甸园中，尽管这些作品事实上是在质疑、否定新中国的正当性、道德合法性，但却没有受到任何批判，反而屡屡获奖，作者也名利双收。

批判《RUANMAI》，是一场很悲壮的阻击战，有点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后在三河坝进行的阻击战——为保护主力而进行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但主力部队却已经溃散了。虽然《RUANMAI》已停止印刷和发行，但我没有任何胜利的快感，因为这股思潮总体上仍然极为强势，并没有得到扭转。

进步文化：您最早的关注点是财经领域，写过许多财经评论，还曾经担任过网站和央视大国商道栏目的财经评论员、《国企》杂志社的理论部主任等，您还曾经在广东卫视和郎咸平面对面地辩论国企问题。最近几年，您的关注点似乎转向了影视文化领域，写了大量的影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您的观点特立独行，您现在已经是影评领域的一个方面军，您的关注重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郭松民：2007年《色戒》在中国市场大卖，并且得到主流媒体的大肆追捧，令我蓦然发现，电影、电视在塑造大众的价值观、历史观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电影、电视可以用一种类似“腹语术”的方式，即主要是暗示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原本比较排斥的观念植入你的潜意识，这就是人们俗称的“洗脑”。

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觉得，把导演精心掩饰、深藏不露的意识形态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使其暴露在阳光下，简直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有趣，我因此乐此不疲。

当然，更重要的，我认为现在政治斗争的主要战场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的斗争方式是争夺文化领导权，而影视评论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

进步文化：您曾经对《钢的琴》、《暴雪将至》和《我不是药神》等影片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新左翼电影”在中国出现的标志。请您谈谈这些作品出现的意义及产生的原因。

郭松民：这些作品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属于“反思改革”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我们只要想一想伤痕文学在七、八十年代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就能理解这些作品的意义。

在今天，一个严肃认真的、不回避问题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变成“左翼”，这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但二十一世纪的“新左翼电影”和二十世纪的“左翼电影”不同，“新左翼电影”缺乏能够自洽的理论支持，也缺乏张望未来的能力，所以它还仅仅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道德控诉。总的来说，左翼文艺尚未走出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阴影。在理论界能够正确地总结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教训，并绘制出新的社会蓝图之前，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真正走向高潮之前，“新左翼电影”或“新左翼文艺”都很难真正走向高潮。

进步文化：您曾经对《集结号》、《芳华》、《风筝》和《无问西东》等影视作品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否定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历史，美化西方和民国，在文艺界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您如何评论这一现象？

郭松民：本质是主流文化精英不认同中国革命、也不认同新中国。他们幻想能够回到民国重新开始。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影响日积月累，有可能在中国诱发一场苏东式的“剧变”。

这种现象的另一面是，晚近四十年来，中国在文化上已经变成了美国和西方的殖民地，失去了自己的话语，主流文化精英只能追随或复述西方的话语，这些电影证明美国和西方在中国已经确立了比较稳固的文化统治。

进步文化：一些似乎非常受欢迎的“正能量”电影，如《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您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这让很多人觉得无法理解。从您的角度看，这些电影有什么问题？有人说您不注意统一战线，您同意吗？

郭松民：这些电影之所以受欢迎，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好莱坞的对立面，而是因为它们是好莱坞的延伸，或“高仿”。

中国观众的口味已经好莱坞深深塑造了，这是一个现实。

在这些电影里面，没有什么“中国价值观”，只有一种可以被称为“次级帝国*主义”的价值观，有人似乎一直想过一把十九世纪式的强盗帝国*主义的瘾，这令我深感厌恶。

这些电影在票房上的胜利，我打个比方，相当于用高仿美国炸鸡的“中国炸鸡”战胜了“美国炸鸡”，真正的胜利者是美国配方与美国口味。

我们需要的胜利是用“中国辣子鸡”战胜“美国炸鸡”。

我觉得，凡是用“统一战线”指责我的，统统不懂统一战线。他们理解的统一战线其实就是王明式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进步文化：不久前，您发起了对电影《八/佰》的讨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效应。您为什么会关注《八/佰》？您认为《八/佰》的要害在哪里？

郭松民：《八/佰》的要害是用极力推崇“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方式来挑衅新中国的正当性。

至于电影，我认为，应该允许上映，允许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澄清大是大非问题，才能教育群众，教育从业人员。

进步文化：有人乐观地将《八/佰》的撤档，看做“历史虚无主义的空间被压缩”的标志，您赞同吗？

郭松民：“压缩”吗？我没有看到。

进步文化：近年来，您一直依托自媒体进行战斗，您把自媒体账号取名“独立评论员”“散兵观察哨”“高空一万五千米”等，显示出军人特有的战斗姿态，也给人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您能对我们的网友形容一下自己吗？

郭松民：一个与队伍失散的游击队员，带着一支不能连发的步枪，继续和大队敌军战斗、周旋——这就是我。

希望我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

进步文化：您能谈谈您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吗？

郭松民：我坚信人类的未来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只要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其固有矛盾，社会主义的“幽灵”就会永远在欧洲、在北美、在亚洲、在世界各地徘徊。

可以设想，未来的新社会主义，无疑将继承二十世纪曾经出现过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全部优点，但又将避免最终导致其发生“剧变”的弱点。

新社会主义将解决传统社会主义没有解决好的两个问题：一是公有制与民主的关系，二是计划经济与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功解决这两个问题，新社会主义就将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就将带给人类美好的未来。

进步文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采访|进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