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还乡团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点击：  作者：党人碑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9-08-04 09:11:53

  

 

 

“还乡”本来是个好字眼儿。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这是东坡翁老来还萦绕心头的初恋滋味，以致“不思量，自难忘。”

 

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广大翻身农民来说，“还乡”再加一个字，不管是叫“还乡团”，还是叫“还乡队”的那批坏种，都绝对是刷新人类底线的邪恶之灵。

 

1947年4月，河北正定县北孙村解放后，群众抓获了原还乡队队长仝堂。在其指认下，伪大乡旧址附近，连续挖出死尸四十余具。

 

他们的身份既有军属、进步群众、贫协成员，也有大量的无辜群众。

 

仝堂被抓住的时候，气焰依旧嚣张，说没杀够：“可惜八路军来了，不然再给我半个月，我再杀你们四五十个，凑够一百个也保不住牌！”

 

群众问他：“四、五个月就杀了那么多人，心眼里就忍下去了吗？”

 

仝堂面露轻蔑，答曰：“这样干，上级还老是说我草包哪！去年这个大乡还没有下手的时候，人家叩村大乡就已经杀掉十来个了，上级便说我们这个大乡无能。”

 

仝堂真的“无能”吗？

 

老乡们跟他算了笔账，不算北孙还乡队，仅这家伙自己手里的人命，两个月里就有47条。可不光是杀我们的人，无辜群众，看谁不顺眼，他就杀谁，有人跟着群众游行队伍从他家和他主子门口过了，他知道了，就把人家杀了，还有的就是跟他老婆说说玩笑话，也给灭门了。

 

长工仝小堂儿子老傻，才十几岁，因为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满二尺高，在村外拾过柴禾，就被这家伙堂捉去，硬说是给八路军当探子，一棒子把人孩子打得脑浆迸裂，不问死活，顺手踹沟里就给埋了，说起来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

 

所以同村的，本族的，都骂这个还乡队长：“六亲不认，简直还不如一条狗，常说好人护二村，好狗还护二邻里呢？！”

 

而冀中北孙村的这一幕，并非解放战争中的单独事件。距离这里五百公里外，东南方向上的山东潍北（今属潍坊），国民党还乡团肆虐荼毒的花样更加翻新，灭绝人性，令人发指。

 

1948年4月11日，华野九纵收到了潍北县委写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详细列举了还乡团在当地的累累罪行。

 

“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

 

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

 

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

 

 

被“还乡团”烧死的解文卿

 

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

 

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

 

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所谓“还乡团”，即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返回家乡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地主武装，并不局限于解放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苏区和解放区、根据地的敌我拉锯战中，还乡团一直存在。

 

如果我们把还乡团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站在整部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待，不难发现这背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时代特征，简单说就是个四个字：艰苦卓绝。说得更通俗点，就是不容易。

 

1840年之后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核心问题在农村。不把亿万农民从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我们就无法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砸碎一个旧世界，再建设一个新世界，使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尽量争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积累，走向民族复兴的强国之路。

 

而农村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核心是解决土地归谁所有？

 

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之下，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买办阶层所鲸吞，剩下的残羹冷炙，才能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分配。佃户原本用于弥补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在洋货倾销浪潮中基本破产，已不足维持基本生活，更无法负担地主的地租，老实缴租就可能饿死。而地主阶层在洋货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标准大为提高，维持消费就需要加紧剥削。

 

以河南南阳为例，这里的佃耕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大佃，耕牛和大小农具都是佃户的，收获的粮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种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农具全是地主的，收获的粮食，小麦二八分，秋粮三七分，地主占大头。 

 

传统产业的农民是最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灾人祸，水旱蝗兵起来，除了死就是造反，而地主阶级也分化严重，逆淘汰日趋明显。土豪劣绅成为农村的统治阶层，他们架设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体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却无可化解。

 

于是革命来解套了，旧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必然被打破，地主阶级作为农村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当然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仇恨，而为广大贫苦农民阶级所衷心拥护，敌我双方的斗争是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此消彼长。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逃亡地主、恶霸土豪，憎恨一切终结他们万年江山的“僭越者”，为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组织队伍回乡报复。

 

“各位父老乡亲们，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正如今，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若是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帐，那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

 

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反派台词，却是二十二年中国革命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和斗争反复性的写照。

 

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对比悬殊，美械、日械装备不说了，完全是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军队员额4:1，国民党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共军”，所以我们只能放弃一部分根据地，大踏步向北撤退。

 

这是战略决战的不得已之策，但对被放弃地区的党员干部、进步群众，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却意味着一场灾难。

 

相较此前，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的成分更为复杂，不但有逃亡地主、土豪劣绅和土匪，它还集结起以往和解放区军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为职业的日伪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分子。如果说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于追租追田，而过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汉奸及为非作恶的特务分子，在求财之外更求“命”，为保自己的命，去要别人的命，土豪劣绅和土匪则是他们的积极追随者和帮凶。所以，这部分“政治还乡团”，对根据地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疯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残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线。

 

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因为你说不说这些，人家就不这么干。

 

关于这点，国民党内部也有认识，蒋介石就有特别训令，要求：

 

“至对奸匪政训工作与情报宣传等工作，更应特加研究，积极增强，以加速军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互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为重要。”

 

怎么抓政治工作，怎么收复地方行政？

 

那只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区军民打生打死，完全没有和解可能的汉奸和特务，他们知根知底，更“坚决坚定”啊！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英烈，这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烈士。捉杀刘胡兰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县当地的“奋斗复仇自卫队”，听名字就能感觉到浓浓的血腥气。

 

 

 

这支“复仇队”的队长吕德芳，是恶霸地主，他的哥哥吕善卿，时任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是“三料特务”、“三朝元老”，抗战前是阎锡山的特务，后来跟了鬼子，光复后又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整个文水县，针对我军民开展的“复仇”行动，基本都是这兄弟俩为主，勾结阎锡山所部驻扎该县的72师所为。

 

顺便说句，国民党军队虐杀我军民的“兴趣”，并不比还乡团差。

 

72师师长艾子谦就专门训令配合“复仇队”行动的215团1营：

 

“该营此次开展工作进行松懈，做法太软。今后做法要硬，去掉书生习气，勿存妇人之仁，速将陈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

 

不言阎锡山的军队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对还乡团也完全是纵容的态度。随该部行动的鲁南还乡团，在当地大开杀戒，手段极其残忍，以致中央社的随军记者翁鲜豪都看不下去了，规劝几个还乡团团长无效后，将虐杀现场拍了照片，找张灵甫告状。

 

希望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名将”，能够出于爱护党国党军声誉，更好更快怀柔地方的需要，约束下这些家伙，总不能学着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这样下去还不民心丧尽，怎么长治久安？

 

结果却遭到张灵甫的讥笑：

 

“他们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样，人家当然要出出气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记者真是书呆子啊!”

 

张灵甫的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论残害老百姓的花样和力度，并不比还乡团差。

 

 

张灵甫

在临沂张官村（今属山东莒南），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整74师就将做鞋垫9名妇女全部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他们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不算，还把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枪杀。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下令“就地补给”，纵兵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

 

隔壁李天霞的整编83师更没书呆子气，不但没有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还带着还乡团干各种坏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罗炳辉烈士的坟墓，把忠骸拖出来，百般凌辱。

 

如果是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政权的“虎”，还乡团就是为虎作伥的“伥”。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国民党政权在不少新占领地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秩序”。

 

以华中地区为例，我各级留守党组织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1946年秋至1947年3月，华中第一、第二地委的党支部就由1641个锐减为989个，党员由84498名减少到71206名。从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华中第九地委的党员由37907名减少到13715名。

 

熟悉历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国在南越搞了个“凤凰计划（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阵，帮着南越伪政权版的还乡团，对越共进行“整肃”。

 

从账面来看，越共组织受到了极大伤害，然而同样肆无忌惮的暴力虐杀，导致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势必增加南越人民对美伪政权的仇恨。而且南越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一样腐朽堕落，战术层面的胜利，对战略决战并无太大帮助，反而让更多的群众看清了美帝的反动本质和伪政权的走狗底色，选择支持“抗美救国战争”，抵制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

 

同样在中国，当年美帝也积极支持国民党类似的行动。1946年8月，“苏中七战七捷”中的五战丁堰、林梓，在歼灭军统武装交警总队后，在丁堰（今属江苏如皋）缴获几屋子数不尽的镌刻有USA字样的脚镣手铐，这些东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这一地区的还乡团，也的确对得起美国人和军统。泰县（今属江苏泰州）姜南区三太乡的还乡团，在一夜之间，抓捕了该区108名乡、村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当夜就活埋了28人。黄桥地区浩堡乡的还乡团，一次就烧掉61户民宅，将6户人家无论男女老少，悉数灭门。

 

苏中的老百姓说：

 

“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还比鬼子坏，烧杀抢掠胜‘二黄（伪军）’！”

 

这样的还乡团，与其说是竭泽而渔，不如说是为渊驱鱼。

 

就连原先对我党我军持中立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国民党卷土重来的士绅、地主和富农，也被逼得不得不向左站队。他们固然不喜欢我党的土地政策，但两害择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的倒行逆施，更让人难以容忍。

 

有的地主都给我们的干部写信，说这些家伙是狼入鸡群、胡作非为，必然难以长久，虽然我们收回了土地，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赶快打回来，不然这日子没法过啊！

 

海安、高邮和宝应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都唱起类似的民歌：

 

“蚕豆开花，干部回家；蚕豆排挂，新四军要来；蚕豆结英儿，还乡团翘壳儿。”

 

应当承认，我们的土改执行中存在着问题，不少老百姓有怨气，但“还乡团”来了，很快就给大家上了一课。听过还乡团的教育后，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了，无数的农民自发地团结起来服从党的领导，拼了命也要推翻国民党，憋足了劲也要找还乡团报仇。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进行，我军各个战场陆续发起大反攻，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被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还乡团，自然也随之土崩瓦解。

 

这是武装的“还乡团”，这些年没有武装，却借助媒体的力量杀回来的还乡团，又做了些什么呢？

 

想必不少朋友都能感受到，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潍北县委写给华野九纵的那封信里，还有一句说：“潍北县广大人民把复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军队身上。”

 

 

我们如今要战胜历史虚无主义，希望首先要寄托在自己身上，时不我待，舍我其谁，这是持久战，是人民战争，我们要和这些精神上的“还乡团”，斗争下去！死磕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