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香港不安宁，7月1日更发生了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恶性事件。现在的信息表明，这是由香港反对派、“港独”分子与西方反华势力联手发动的一场乱港、祸港事件。而在幕后的西方反华势力中，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NGO）扮演了操盘手的角色，还为冲在台前的“泛民”进行组织、策划、培训、资金和物质供应、舆论引导等一条龙服务，其中核心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NED是美国“第二中情局”？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也称“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成立源自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讲，提出要在全球“推广民主”。1983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正式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且依据《美国国内税收法》第501条第3款，让其享受免税待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宗旨是以非政府组织渠道对海外“民主”运动进行支持，推行美国的价值理念，扶植亲美势力，扩大美国在这些地区的有效影响，确保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基金会的活动只受国会监督，理事会成员不由总统提名。

表面上看，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美国200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一个，但该基金会历任主要负责人都有官方背景或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首任代理主席为当时的国会众议员法塞尔，首任主席为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约翰•理查德森，现任主席卡尔•格什曼曾是美前驻联合国高级顾问。该基金会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23名成员中，有3名参议员、2名众议员、5名前议员，还有5名前驻外大使。

国家民主基金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关系更是密切。据俄罗斯媒体披露，例如该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小沃尔特·雷蒙德，1970-1982年间一直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至于该基金从事的活动，其创始人之一的艾伦·温斯顿曾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过的”。由此可见，国家民主基金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换了马甲的中央情报局。但由于其有非政府组织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所以西方的研究报告都说，“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比秘密支援更可靠”。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国家民主基金会运营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议会审批的政府拨款。1984-1990年，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从美国新闻署那里领1500-1800万美元；1991-1993年，每年可领到2500-3000万美元。但是在1993年，美国众议院投票决定取消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使得国家民主基金会面临断顿。所幸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成员大都是美国官方人员，人脉很广，再加上该基金会又有众多的支持者，因此最终得以继续吃美国的财政饭，而且获得的拨款还增加到了每年3500万美元，具体负责拨款的政府部门也换成了美国国际开发署。201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增加了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例如2004年为7900万美元，2005年为1.13亿美元，2006年为1.09亿美元，2007年为1.06亿美元，2008年为1.34亿美元，2009年为1.31亿美元，2010年为1.35亿美元，2011年到现在基本上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除了美国政府拨款，国家民主基金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还多了两个资金渠道，一个是美国国会对外民主项目资助，近年来每年近2000万美元；另一个是美国国务院人权民主基金拨款。此项拨款始于1999年，当时只有165万美元，以后逐年递增，到现在达到1000万美元左右。此外，该基金还接受其他机构（包括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约翰·奥林基金会、布莱德雷基金会等）的捐款，只是份额很少。

国家民主基金会拿到资金之后，再转拨给旗下的4家非政府组织，即负责多元化与“自由公正”选举的国际共和学会（IRI）与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NDI），负责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国际私有企业中心（CIPE），以及负责建立独立工会组织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此外，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还将多项经费提供给亚洲、中东欧、拉美、中东、非洲以及前苏联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对这些地区美国看不顺眼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

向中国渗透

中国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民主基金会每年用于中国活动项目的预算都在600万美元以上，其中针对中国内地的预算就接近500万美元，用于支持中国企业、学术机构、媒体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并频频资助境内外的“民运”、“藏独”、“疆独”等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针对中国内地的项目，主要采取由基金会资助课题合作、项目研发、人才交流、专题报告等方式，重点是中国内地学界。从该基金会网站发布的预算情况看，资金往往经由美国商会、劳联-产联等机构，流向中国内地。它通过委托这些机构举办研讨会、邀请中国内地学者访问、派遣美国学者访华以及通过杂志发表中国内地学者论文等方式，实施渗透计划。如曾拨款3.65万美元资助北京某文化传播公司，用于“资助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保护”；在2009年之前曾多年向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于1994年，2005年初更名为北京知爱行信息咨询中心，2007年中更名为北京知爱行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资助达25万美元以上。由于该基金会针对中国内地开展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以市场化手段操作，因而带有很强的隐蔽性。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中国内地学界的资金投入，并不期望获取多少有价值的情报，而是想把握中国内地学界关注的是什么，努力寻求中国内地学界按照美国划定的路线图思维，增加美国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确定性。也就是说，该基金会致力于长期改造中国内地学界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系统工程。

该基金会对“民运”、“藏独”、“疆独”等势力的资金投入每年在100万美元以上，进行赤裸裸的颠覆活动。在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背后，都有该基金会的影子。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针对香港的活动项目主要是由其下属的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负责，长期资助香港“民主党”、“思想政策研究所”、“新力量网络”、“香港职工联盟”、“香港人权监察”等非政府组织，专门培训“港独”分子如何上街闹事，事后如何逃避追责，如何嫁祸他人，如何恶人先告状。从2003年至今，香港每次大型街头运动都少不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幕后的组织、策划、指挥、资金和物质提供。

培养“港独”骨干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重要工作。除了像李柱铭、陈方安生这类“港独”大佬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之外，一些草根“港独”分子也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扶持起来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中“一战成名”的香港前“学生运动领袖”黄之锋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精心培植的“港独”骨干。2012年11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临时拨款10万美元，通过“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干事叶宝琳交给黄之锋，作为活动经费。2014年3月，美国势力又通过“陈某某”交给黄之锋160万港元。不仅如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向黄之锋承诺，如被警方检控，将获安排全额资助赴美英留学等等，为其安排好了“后路”。有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大力撑腰，黄之锋的“港独”活动愈加活跃，不仅在政治上指向性更明确，而且与其他“港独”组织相勾连。

黄之锋，男，1996年10月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其父黄伟明是公民党的一员。黄之锋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之一。也曾为“占中”发起人之一。

有着“播独”温床之称的香港大学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渗透的重点。多年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直通过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资助香港大学比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CCPL），而非法“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曾担任该中心管理层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着多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颠覆和“颜色革命”的丰富经验，对街头政治这一套做法玩得很娴熟。2003年阻挠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的50万人街头运动，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幕后组织、策划和指挥的。由此可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已经成为影响香港稳定的最大黑手，其危害性远超那些台前的“港独”分子。

不安分的索罗斯基金会

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美籍匈牙利犹太人乔治·索罗斯一直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家，另一方面是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掌控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SF）目前有37个地区办公室，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项目。开放社会基金会称，他们致力于建立“有活力、有包容的民主体制，政府值得信任，并且开放全民参与”。

乔治·索罗斯

但实际上，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所进行的活动大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通过在其他国家教育、媒体、医疗卫生、法制、艺术、交通、经济和人权等领域进行的援助和扶贫等活动，大肆输出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尤其是在所在国的“街头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之前东欧国家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就与索罗斯基金会有着很大关系。正因如此，近年来索罗斯基金会在很多国家的活动受挫，例如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都取消了该基金会的注册资格。2015年，索罗斯基金会在俄罗斯被禁。俄方称其为“不良分子”，对俄罗斯的安全和宪法秩序构成威胁。2017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索罗斯试图分裂土耳其，随后索罗斯基金会决定停止在土耳其的运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一直指责索罗斯基金会及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移民和阴谋破坏欧洲的文化结构。2018年初，匈牙利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了“阻止索罗斯”的一揽子法案。在此情况下，索罗斯基金会在同年5月15日发表声明撤出匈牙利。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

对于中国，索罗斯基金会很早就将鳄鱼爪伸进了非政府领域。1986年初，索罗斯基金会曾向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此后，他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计划在中国筹建索罗斯基金会中国分部。截至1989年，索罗斯已向中国相关机构提供了250万美元捐款。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撤离中国。

2004年之后，索罗斯基金会又开始悄然进入中国，行为模式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相似，也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以市场化手段操作，向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及相关机构捐赠款项，主要集中于法律援助、公共利益诉讼、环境保护以及艾滋病防治等领域。据报道，索罗斯基金会仅在2005年就向中国非政府组织及相关机构捐赠了近200万美元，前面提到的“知爱行”也是其中之一，在2005年共得到了索罗斯基金会23.5952万美元的资助。除了直接资助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索罗斯还通过其他境外组织对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资助。此外，索罗斯基金会还在公共健康、信息与课题组与中国的一些大学进行合作，开展学术讨论和课题项目研究。

索罗斯基金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活动近年来很是活跃，而且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样重点渗透香港大学。2017年3月香港《大公报》翻查DC Leaks网上公开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内部机密文件，独家披露了索罗斯基金会从2015年起活跃于戴耀廷现职的港大法律学院、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以及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合办多个工作室、“公民领袖计划”、“人权奖学金”及环球学术研讨会等，并且还出资给戴耀廷出版书刊。在香港“街头政治”的背后，索罗斯基金会显然脱不了干系。

全美国际事务民主研究协会对于香港大学的渗透力度不亚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基金会，例如港大的“民意研究所”就是由全美国际事务民主研究协会出钱资助，并提供技术支持。而这个“民意研究所”，完全是奔着政党发展和城市政治而去。全美国际事务民主研究协会与美国政界的关系很密切，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曾担任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席。

小心才不会出大错

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呢？我国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曾在2012年3月30日发布了一份长达110页的《美国NGO（非政府组织）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首次通过大量文献信息和数据调查，描述并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基本情况。根据这份报告，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在华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总数达1000家之多。

比较知名的除了上述几家之外，还有亚洲基金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美国发展基金会、团结中心、国际关怀、美国家庭健康国际、美国特灵格研究中心、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孟山都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陶氏化学公司基金会、柯达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会、摩托罗拉基金会、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基金会、德意志银行美国基金会、世界宣明会（美国）、德国米索尔基金会、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等。

虽然美国非政府组织名义上都不是官方机构，但它们实际上都无法割断与美国政府、企业或宗教界的联系。例如亚洲基金会是美国国会在1954拨款成立的，美国众议院曾在1983年关于《公法》的决议中专门列有关于亚洲基金会的条款，对亚洲基金会的工作予以肯定和表扬，从中可以看出亚洲基金会复杂的政治背景。

据《美国NGO（非政府组织）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显示，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主要是通过捐赠进行。在30年时间里，美国非政府组织通过捐赠输入中国的资金约为200亿元人民币，其中82%流入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也就是说，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主要资助对象并非中国的民间组织，而是体制内机构，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对此，《美国NGO（非政府组织）在华慈善活动分析报告》主编刘佑平表示，“这200亿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美国企业2万个亿的影响还要大。”

对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也不可能掉以轻心。要想让在华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真正将心思放在帮助中国上，而不是捣乱上，最关键的还是要实行依法监管。2016年4月28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1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这项法律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包括慈善及环保团体，在中国要向警方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而由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捐赠在华开展活动，因此有必要对资金来源和去向进行有效监管。

（新民晚报深海区工作室特约撰稿人 熊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