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后，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化，反腐败，扫黑除恶，扫荡宗教极端势力，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得到了应有的惩治。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让普通百姓安居乐业、有幸福感的时代。也是“80后”群体经历过的最好的时代。

即便在这个时代，照样有人唧唧歪歪，一提到西方国家就是“高大上”，一提到中国就是“矮矬穷”。在他们的意识里，越是把中国批评得一无是处，就越能彰显其“独立思想”。放在二三十年前，这一套还能忽悠不少人，甚至一度掀起学潮。但是时代已经变了，老调重弹愈发令人感到厌恶。比如，有些人不厌其烦地鼓吹“西方才有自由，中国缺少自由”这类论调，这就很无聊了。

踏实养家、认真做事的普通群众，现在几乎不会抱怨“中国缺少自由”。原因显而易见——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先前为了控制社会流动性而制订的限制个人自由的手段，几乎全部消失了，这当然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

40年前，乘坐民航飞机、在大城市住宾馆需要介绍信，当时绝无“自助游”的概念；现在你想去哪就去哪，用手机APP就能预订机票、宾馆。

40年前，在个人意愿下换个城市工作，几乎没法操作，因为这涉及计划经济下的“交换劳动指标”；现在换个城市工作则是很正常的事情，求职网站和猎头就能帮你做到这一点。

40年前，普通群众事实上没有迁徙自由，一旦迁徙政府就难以管理；现在城乡二元体系已转向城乡融合发展，普通群众办理户口“农转非”、在一般城市落户，是很容易实现的事情。

40年前，公安机关极少发放因私护照，“海外关系”甚至是敏感词；现在普通群众可以随便申请护照，办理起来也非常快捷，出国旅游、求学、工作，都不成问题。

对普通群众而言，不仅生活中多了很多自由和便利，实际享有的言论自由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许多缺乏社会阅历的人，误以为在西方国家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完全没有顾忌，这真是大错特错。其实，西方国家有很多不能触碰的“政治正确”，比如LGBT、种族话题等等。而且，西方国家的国家机器也并不秉承“客观中立”的立场——德国联邦情报局自1999年以来监听外国媒体记者或编辑部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有至少50个监听线路。在美国，人们在媒体上可以批评个别的政府官员，但是不能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如果谁公开说，美国的宪法不好，两党制不好，金融资本对政界的影响不好，那他就要被永久的封杀了。不仅如此，还可能享受被情报机构长期关注的“待遇”。

反观中国，舆论场上对政治制度的批评意见司空见惯。批评意见的激烈程度，岂是美国媒体能比的？尽管很多批评并不是正确的，但是批评者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和清算。鼓吹“中国缺少自由”的人，现在还在玩智能手机，而不是在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讯问。可见“中国缺少自由”实属逻辑悖论——真要是缺少自由，就看不到很多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了。

既然“中国缺少自由”是一个伪命题，那么现阶段鼓吹“中国缺少自由”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大致有两类。

一类人是带有“小资”、“白左”倾向的在校大学生或小白领。其特点是养尊处优，但阅历贫乏、见识浅薄。这些人喜欢标榜“独立思想”，但其知识储备压根就不足以支撑什么“独立思想”，他们平日里不过是人云亦云赶时髦罢了。前些年，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管理还比较混乱，“公知”一度兴风作浪，以造谣的手段抹黑中国，对很多阅历贫乏的青年起到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好在中国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群众对外部环境的了解也不断增加，“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之类的谣言逐渐破灭。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一度被错误观念迷惑的青年，会逐渐迷途知返。

另一类人则非常坚定地认为“中国缺少自由”。这个群体主要是改革开放造就的一些暴发户，以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无耻文人。“小资”大学生和小白领只是有些缺心眼，而暴发户却是实打实的坏心眼。暴发户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是极为不满的。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权力高于私人资本；而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资本高于公权力，政府官员本质上是私人资本的“勤务员”，帮助私人资本实现对社会的全盘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发户痛恨中国的社会制度，向往西方的社会制度，实乃阶级立场使然。

这些年在商界，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所以颇为了解暴发户的眼界和世界观。暴发户抱怨“中国缺少自由”，其实是觉得“私人资本缺少特权”。与他们不切实际的期待相比，中国的私人资本享受的特权确实太少了。暴发户特别向往美国，因为美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诚心诚意地为私人资本保驾护航。例如1994年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财力左右司法的典型案例。身为橄榄球明星和演员的辛普森拥有雄厚的财力，邀请到了豪华的律师阵容，以“证据合法性”为由碾压了公诉人，使辛普森9个月后无罪开释。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为私人资本提供这样的特权。2002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徐建平杀妻分尸案”。案犯徐建平时为绍兴轻纺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被害人丁遐是徐的妻子、该公司董事长。徐建平被捕后，近200人上书法院为他求情，其中多数为知识阶层人士，理由是他为中国纺织行业做出过突出贡献，开发出许多有很高商业价值的专利技术。但是法院并不买账，二审维持了对徐建平的死刑判决，2003年底即对其执行死刑。

正因为如此，暴发户才会感到寝食难安——他们嫌自己的特权太少了，还不足以对国家机器指手画脚：哎呀，我建个厂竟然还要接受环评，中国缺少自由啊。哎呀，市场监督管理局竟然还真敢处罚我的企业，中国缺少自由啊。哎呀，我叫个鸡、玩弄几个幼女，竟然用钱都不能摆平，中国缺少自由啊。哎呀，我的马仔们遭遇了“扫黑除恶”、我不能在地盘上呼风唤雨了，中国缺少自由啊……

其实暴发户的价值观很简单，那就是一切从极为狭隘的个人利益出发，凡是对他个人有利的事物就是好的，别人的死活并不重要。现实中还真有不少这样的丑恶嘴脸：一边开着数百万元的豪车，一边骂《劳动合同法》对员工的保护太多了。在暴发户的眼里，普通群众不过就是屌丝、奴隶，哪里算得上是“人”呀？只有他们自己这些有头有脸的才算“人”，“自由”、“民主”都是他们的专有特权，与屌丝和奴隶无关。斯诺登爆出“棱镜门”，举世哗然。美国国家安全局经营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监听网络，被监听的亿万民众的“自由”得到了保障吗？美国的“法制”又跑到哪里去了？暴发户对此视而不见，掩耳盗铃。

暴发户的政治观点来源于其价值观，其突出特点是“两个否定”。

1. 否定20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认为社会主义的所有探索都是瞎折腾，还不如直接跪西方当孙子。

2. 否定中共十八大以来确立的社会建设路线。因为党中央强调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暴发户们拿钱摆平事情那一套不好使了，所以他们无不在背地里咒骂执政党“巩固专制”、“背离普世价值”。

暴发户眼巴巴地期盼有朝一日红旗落地，私人资本可以凌驾于公权力之上。只有当党委被他们踩成肉泥、政府官员在他们面前唯唯诺诺的时候，他们才会觉得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只不过现在他们还不敢过于张扬，只能鼓吹“小政府”，希望政府乖乖地把社会的治理权让渡给私人资本。欲壑难填，政府无论给暴发户什么权利和待遇，都不可能让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感到满意。

说到这里，不由得感慨：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其实是阶级立场的差距。某些小知识分子喜欢念叨什么“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本身就是阅历极为贫乏、观念极为幼稚的表现——殊不知，国家机器的本质就是暴力机关，就是用来制造恐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差别，在于哪个阶级控制国家机器，而不在于国家机器是否掌握暴力。更何况，阶级社会中，终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倘若黄世仁免于恐惧，喜儿就得日日恐惧了。某些反动势力心中的“理想社会”，对于劳动人民而言将是无穷的噩梦。

（作者系博士、资深生物制药专家，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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