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把浸透鲜血与荣耀的军号。它那悲凉雄壮、深沉悠远的旋律，恰似晨钟暮鼓，警醒着我们，鞭策着我们，教导着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什么是我党我军的初心，什么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光荣传统，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继往开来的使命……

电影《古田军号》取材于1929年古田会议前后的一段历史，真实再现了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艰难历程。很明显，这一题材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将对创作构成最大的挑战。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挑战面前，方能显示出编导高度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艺术驾驭能力。

首先是戏剧冲突的把握恰到好处。古田会议是党内、军内斗争的产物，是正确思想战胜错误思想、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产物。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安恭等领导人物当中。编导一方面不回避矛盾，大胆地揭示这种矛盾，另一方面又准确地把握这种斗争的“火候”。影片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这四位领导人的极为鲜明的个性：毛泽东原则性极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后退一步；朱德善气迎人，又有其倔强的一面；陈毅为人随和，但不失知错即纠的党性原则；刘安恭处事刻板、教条，却富于牺牲精神，可谓姚黄魏紫、各有千秋；但是他们的性格又有其一脉相通的共性，这就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磊落襟怀。正是这种共性，使得他们即使发生再大的冲突也不会破坏纯洁的同志关系；正是这种共性，使得他们经过激烈的冲突后能够形成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和新的基础上的紧密团结。这种矛盾冲突的把握，是历史逻辑、性格逻辑和艺术逻辑的统一。如果为了某种考虑而把他们的矛盾冲突人为地降低强度，则不足以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如果人为地夸大他们的矛盾冲突，则有可能产生某种消极的社会后果，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就是艺术分寸的绝妙所在。

其次是自觉的唯物史观。我党我军来自人民，又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人民群众是我党我军的生存之基、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党和军队的一切都无从谈起。编导匠心独运，在有限的艺术空间内尽量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充分展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从而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例如林裁缝的形象，虽然戏份不多，但是凭借孙维民同志的出色表演，却极为生动地表现了闽西人民的政治诉求和精神风貌。

再次是宏大叙事与艺术细节的完美结合。整部作品气势磅礴而不失于粗疏，精致典雅而不失于匠气，使人如入“大伽蓝中，但见全体非常宏丽，炫人眼目，令观者心神飞越，而细看一雕栏一画础，虽然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鲁迅《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语）。比如毛泽东与刘安恭在红军领章设计的问题上曾发生分歧，但在刘安恭牺牲以后，毛泽东却主动选择了刘安恭生前选定的那种款式。看到这里，谁人不被毛泽东的宽阔胸怀和真挚的战友情义所深深感染呢？再如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站在高坡上目送朱德率队出征，朱德则高高举起舞板凳龙用的凳子阔步向前，这一细节昭示给观众的，是毛泽东与朱德、闽西人民与红军战士的心心相印，是他们在暴风雨过后的如洗心境，是历经挫折后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序曲。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然而，越是接近成功，越是倍加艰难，越是容易懈怠，越是有可能出现功亏一篑的错误，越是需要慎终如始、日乾夕惕。正是出于对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正确把握和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在全党深入开展一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而《古田军号》的上映，恰好为这种教育增添了一份助力。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红色文化网，编辑稿原载2019年7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