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已攻破藤县城防，我方援军至今杳无音讯……”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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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来按照“高大全”的原则重塑国军形象的《铁血昆仑关》、《喋血孤城》、《捍卫者》、《大轰炸》以及即将上映的《800》等不同，《血战台儿庄》还是暴露了国军的一些致命缺陷。

蒋介石作为抗战期间国军的最高统帅，私心自用，将国军分为嫡系“中央军”和非嫡系的“杂牌军”，根据同自己关系的远近给予不同待遇，甚至视抗战为消灭杂牌部队，造就清一色黄埔系军队的绝佳机会，这是导致一系列败绩的重要原因。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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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战台儿庄》的前半部分，处决韩复榘是重要情节。

韩复榘在日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战而弃黄河天险，弃战略重镇济南、泰安，使津浦路北段门户洞开，日军得以长驱直入，处决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也应该看到另一点，韩复榘不战而退，和蒋介石临战调走了原本配属给他重炮旅，并将其交给汤恩伯的二十军团有关。

汤恩伯所部此时并未和日军接战，对重炮旅没有军事上的迫切需要，而韩复榘如果在失去了炮兵掩护的情况下坚守济南，就只能以血肉之躯和日寇血拼了。

韩复榘的问题在于，抗战是大是大非，他和蒋介石、汤恩伯的个人恩怨是小是小非。因为对蒋介石的怨气就放弃一个军人保家卫国的责任，等于自寻死路。

蒋介石的问题在于，身为最高统帅，应该时时处处从抗战大局考虑问题，但蒋介石却只顾派系私利，不惜自毁长城。济南、泰安不战而弃，韩复榘固然罪不可赦，但蒋介石又如何能够脱得了干系呢？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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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战台儿庄》中，川军122师在师长王铭章指挥下守藤县的情节，尤其令人动容。

王铭章已身负重伤，端坐于城墙之上，一个参谋向他报告：

“报告师长，城南、城东、城北三面阵地已被日军占领。”

“我方援军现在在什么地方？”

“联系不上，没有一点消息。”

“既然如此，你马上替我发个电报。”

“是”

“十万火急。徐州李长官，并转蒋委员长，目前，日军已攻破藤县城防，我方援军至今杳无音讯，职部王铭章及全师官兵决心以死报效国家，以遂成仁之志。谨此急电。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下午三时。”

王铭章最后的这份电报，充满了无言的悲愤。

他所说的“援军”，即指配备了重炮旅的中央军汤恩伯二十军团。汤军团食丰履厚，德式配备，为国军精华。

但汤恩伯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严令下进至距滕县只有15公里的官桥后，竟36小时按兵不动，坐看122师全军覆没，藤县陷落。

而汤恩伯之所以不怕重蹈韩复榘覆辙，和他深受蒋介石宠信，并得到蒋“保存实力”的暗示有关。

王铭章师长殉国后，蒋介石在王铭章灵前大抹眼泪，侈谈“我要在王师长的家乡修建一座大大的墓”，“我们身为军人，要以王师长为榜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要以王师长杀身成仁的军人气概为楷模”，这简直就是吃王铭章的人血馒头，蒋先生不愧为民国第一戏精。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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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台儿庄》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没有将民国表现为一座和谐的伊甸园，而是通过将领们的交谈，使观众感受到了此前的军阀混战留下的历史伤口。

李宗仁在派张自忠驰援临沂庞炳勋之前，犹豫再三，理由是不能“强人所难”。张自忠则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请缨，他也说出了原委——

“我和庞炳勋都是冯老总（冯玉祥）一手带出来，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庞炳勋收了委员长的袁大头，一天夜里突然包围了我的司令部，我身负重伤，若不是警卫营长带人拼死相救，我早就一命呜呼了。现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一切私仇旧怨就不提他了。”

李宗仁也感叹道——

“提起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那实在荒唐，荩臣老弟，你我这辈军人，在内战的漩涡里，搅了二十多年，败虽不足耻，就是那些依仗权势、机诈、靠吞并别人发了横财的，又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老弟不计前嫌，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大计为重，这种豁达的气度，宗仁十分佩服！”

对参与军阀混战，并且因此导致国家残破招致外敌入侵感到羞愧与忏悔，希望能够在抗日战争中赎罪，这是抗战初期，即国军抗战“比较积极”（毛主席的评价）阶段，许多国军将领的共同心理。

王铭章师长在率部赴藤县设防之前，就对李宗仁慨然道：“我们122师愿与藤县共存亡，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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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台儿庄》之后，以国军为主角的抗战电影对国军将领的这一心理就避而不谈，似乎国军将领的“爱国情怀”是与生俱来的，这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排除异己的做法愈加明显，国军将领在抗战初期出于赎罪心理而产生的抗战热情也随之消失，再次走上了保存实力，畏战怯战的老路，类似台儿庄战役这样的胜利，就再也没有了。

（续完，3/3）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