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春，纽约一名排字工人安德烈亚·萨尔塞多被联邦调查局秘密逮捕。他被关押了8周之久，其间无法会见家人和律师。

不久后，他的尸体在人行横道上被发现，血肉模糊，而当局声称他是跳楼自杀，而对于原因却语焉不详。

他的另外两名朋友尼古拉·萨科和巴特洛米欧·范塞蒂也惹上麻烦，他们被指与当年4月份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起枪杀案有关联。

当局指控他们在一家制鞋店抢劫后杀人，但引发大量争议。有许多法学专家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现场子弹是从二人随身携带的枪支里发射出去的。

这场官司十分轰动，连教皇也写信希望赦免两名被告。但最终，经过7年旷日持久的争论，他们被判处死刑。

在萨科和范塞蒂1927年8月22日坐上电刑椅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游行和示威罢工。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除了证据学意义上的争议之外，更重要的是原因是，许多人相信这是一次基于意识形态而非事实的判决。

一直到50年后1977年，萨科和范塞蒂的这起冤案才最终得以平反。

“抓住那个赤色分子！”

许多人认为，当局对他们的扣押、监禁和判决，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的美国，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被当局视为潜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是必须被及时扼杀的。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赤色恐惧”。萨尔塞多、萨科和范塞蒂，是这次浪潮中众多“赤色分子”的一个剪影。

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一战刚刚结束的美国，许多公众以为战争结束了，生活会变得更好一点。然而事与愿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数百万人失业，民生艰难。威尔逊政府又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各地罢工此起彼伏。

仅1919年一年里，美国共发生2600多起罢工事件，涉及工人达400多万。虽然这些罢工绝大多数都是由劳资纠纷引起，但在当时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的大环境之下，美国政府认为这些罢工“并不简单”，而是企图颠覆政权的“社会主义猛兽”。

在罢工、炸弹、共产主义传单交织的1919年里，美国的赤色恐惧如洪水水位线一般日益攀升。

1919年夏天，一枚炸弹在时任威尔逊政府的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家门口爆炸。

遭到袭击的帕尔默住所

这枚炸弹显然激怒了他，并让他认为，如果再不对这些“敌对分子”施以铁腕手段，社会主义的风暴就可能将美国吞没。

6个月之后，帕尔默开始了他对外国侨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

根据美国国会在一战临近结束时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那些反对现政府和支持破坏私有财产的外国人将被驱逐出境。1919年12月21日，在帕尔默的指挥下，司法部把抓获249名俄国侨民塞进了一艘货轮强行驱逐到了苏维埃俄国。

这一举动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欢迎。它们欢呼“联合起来庆祝不受欢迎的人离开”，“布福德号即苏维埃方舟，保证美国的延续”，“五月花号带来建设者，苏维埃方舟送走破坏者”。

4000人大搜捕，

赤色恐惧最高点

主流媒体的一片赞扬，令帕尔默深受鼓舞。

1920年1月20日，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一夜之间，全美33个城市中有4000多名“赤色分子”被逮捕，公共集会被冲击，私人住宅遭到搜查，共产主义政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被扔进监狱。其中，共产主义劳工党就有39名负责人被提起诉讼。

在美国的共产党几乎被一夜摧毁。

当时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则政治漫画。

面对这一夜之间搜捕出来的4000多名“布尔什维克”，美国众议院要求帕尔默就搜捕过程中所发生的违法、侵犯公民权以及不正当搜集证据作出回应。但帕尔默表示，这些人都是“激进分子”，不屑对众议院的要求予以回应。

《华盛顿邮报》甚至公开撰文为帕尔默开脱。它宣称，公众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司法部侵犯公民权上。

这些“布尔什维克”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他们在接受长期隔离、秘密审讯之后，许多人被驱逐出境，还有一些人和萨尔塞多、萨科和范塞蒂经历着相似的结局。

在波士顿，司法部密探在地方警察的协助下用突袭会议大厅或凌晨入室的方式抓获了600人。这些人被戴上脚镣手铐游街示众。

至此，美国的“赤色恐惧”达到最高潮。

但它也意味着退潮的开始。经过了一年的提心吊胆和人人自危，美国民众开始厌弃这样无休止的意识形态打压，对“赤色分子”的突袭远远比不上提高生活水平来得重要。

在这一年的总统大选中，打出“回归常态”竞选口号的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哈定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美国第29任总统。

意识形态恐惧，美国的顽疾

“赤色恐惧”发生在美国，并非偶然。

从本质上讲，美国是一个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通过自身价值和意识形态来界定“自己人”和“外人”，是美国从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固有视角。

1917年在俄国成立的苏维埃政权，产生出一种在世界上极具号召力的全新意识形态，这也让美国第一次从外部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三年后骇人听闻的“赤色恐惧大搜捕”，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在与苏维埃俄国暗暗较劲之下的必然结果。

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对将要前往波兰前线的红军发表讲话。

当时，威尔逊的顾问约瑟夫•塔马尔蒂曾经提醒总统说，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面临着共同的威胁——社会主义。他还说，相比之下，两党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次要的，“因为在这个工业化和社会动荡的时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两党都已声名狼藉……”

虽然这次“赤色恐惧”很快黯淡下去，但美国价值体系中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视角，决定了类似的“恐惧症”在美国历史中会反复地不定期发作，比如在50年代更加来势汹汹的“麦卡锡主义”。

即便在对外战争中，美国也不像欧洲那样首先寻求建立稳定的秩序，而要试图一直打到意识形态上不再面临挑战，它才会感觉自己真正安全了。

如果以中国人传统的中庸视角来看美国外交，往往容易迷失其本质的东西。从“赤色恐惧”到“麦卡锡主义”，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国家行为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以贯之。

如今意识形态担忧在美国再次抬头。从关闭孔子学院到排查“千人计划”学者，再到“每一个留学生都是间谍”。一方面，美国一些精英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从美国“盗取”的，侵犯了所谓的“美国知识产权”，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一些主流精英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担忧日渐升温。

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美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了解这不意味着中美必然发生全面冲突。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在战略上保持谦虚和守势，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动挑衅美国，也不主动向美国示强，遭到美国挤压时坚决抵制，同时不搞过度抵制；另外一方面，尽最大努力避免中美发生军事冲突，并在非中国核心利益上多与美国开展合作，认真寻找双赢的模式，探讨打破零和博弈的现实方式。

时代的逻辑已经改变。贯穿20世纪的陈旧思维，在新的世纪未必适用。对美国来说，一旦合作的吸引力大于对抗的吸引力，中美关系就有可能避免成为美苏关系在21世纪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