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猪年春节将临，店家忙着年节销售，西北地区的兰州，有一家新世界百货商场，门口有一幅“朱年大吉”的祝福画，舆论哗然。“朱年大吉”应是“猪年大吉”，但为避讳改“猪”为“朱”，避讳原因，不言自明。

“猪年大吉”变成“朱年大吉”反映了什么?其中虽有某些民族群体的生活习俗等原因，实则是近些年来因宗教势力的扩张，让某些民族群体的生活习俗着宗教之名，使伊斯兰教的影响深入到社会深层里去了。

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中国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伊斯兰教在西北也有不可忽视的蔓延趋势，据亲耳听到西北的汉族人说，有周围教民的影响和有尊重宗教的要求，“我们在生活习俗上已经与穆斯林没什么两样了，就算到内地，见到大肉也会恶心，我们也不会吃。”

信伊斯兰教的，在吃上最大的忌讳是“猪”，若说宗教在教义里规范教民们的吃，不只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圣经里对吃的也做了规定，告诉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为什么可以吃为什么不能吃。这段经文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全章里，什么分蹄的，倒嚼的，有鳞无鳞的，什么爬行的，能吃的不能吃的，都点到了具体的动物名字，其中猪为什么不能吃，它说：“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不能吃的还有骆驼，兔子，鹰，蝙蝠，水里无翅无鳞的，地上的爬物，等等，等等，比古兰经规定得更为具体而且多得多。古兰经经文里规定了四种不能吃的，“(第二章173)他只禁戒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凡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圣经规定的比古兰经繁多，依越简单越容易执行的规律，实际上信基督教的人在吃上反没有信伊斯兰教的那么教条。而伊斯兰教经文里也没有绝对说不能吃禁物，在为势所迫，不是出自自愿，也不过分的时候，是可以吃的，可见，规定是比较人道和仁慈的，也可见，禁食猪肉，也不只伊斯兰教一家，基督教却比它要早得多，但在基督教社会里从未见或听闻“闻猪色变”的极端化现象。

抛开人类的自然进化科学不说，只以宗教的说法而言，真主在大地上造化了万物，没有对任何一种造化是不经心如同“游戏”一般的创造，都有它的目的和价值，包括猪。而人，是所有之中最特别的造化，并负有其它生物不能代替的重任，是大地的代治者，有比任何生物都强大的思想和行为能力与自由，但又赋予了人可恶的缺点。所以在吃上，人不同于别的生物，它说：“(第二章168)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经文限制人对食物的选择，吃合法和佳美的食物，主要是出于对人类健康的保护，而不是其它。造化的万物，都是对人的生存有利的，这是造化之妙，但禁止人食用的生物，也决不是造化之恶。所以，猪是不仅主的造化物，而且它与除人之外的所有造化物一样，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猪是造化之恶，又为何要造化它呢?如果错误地造化了它，也并没有在启示里命令消灭猪和与猪有关的所有文化，只是禁食它的肉而已，而已。

在漫长的人类进化中，每个民族和文明，在吃上，都有自己科学理性的选择，特别中国，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饮食文化。在各自传承中，首先要相互包容，而不是敌对式排斥，如依圣经规定，谁知兔肉是那么的鲜嫩啊，甲鱼是那么的大补啊，螃蟹是那么的鲜美啊，不用规定，蝙蝠，蜥蜴，蚊蝇这类生物，又有哪个民族会选择吃呢?

猪这种动物，并无罪过，它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提高了农业文明，奉献了丰富的肉食和皮革，它位牛马驴羊家畜之列，列入了十二生肖文化，在中国文化里，宝盖头的汉字大都与“家”有关，“豕”是猪的古称，有“豕”“即为“家”，如“宅”“宝”。

宗教视猪这种动物为不洁，所以禁食其肉，但没有禁看禁说禁听，但宗教极端分子，把自己在饮食上的禁忌，超出领域扩大到社会方方面面上去，这不是宗教该有的教行，它是一种借宗教之名的严重侵犯，它不仅自己先行违背了教义，而且也干涉了他人的自由和社会自由。从禁食猪肉到“朱年大吉”即是典型。

如果“猪年大吉”必须“朱年大吉”，“辛亥革命”又该如何?“血液”又该改成什么?医院还要不要呢?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包括饮食禁忌，饮食禁忌最好只限定在某些民族群体的生活习俗里，但又不能否认的是，某些民族习俗来源于宗教，并借近些年宗教的扩张将饮食禁忌泛化，泛化下的民族习俗很容易就披上了宗教的外衣。

自己禁食，在食物上自己做到即可，都应相互尊重对方的民族习俗，但不能强迫别人也跟着必须无条件禁食，更不能将一群体的民族习俗或者宗教习俗，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或将习俗上升为宗教禁忌并借宗教之名搞泛化禁忌。如果从禁食扩大到别人提到、自己听到和写“猪”字都视为侵犯了“禁忌”的话，是在制造社会纷争，是在撕裂社会。

我们五十六个民族，是千百年共同接受和生活在中华文明之中的大家庭，从未视说和写“猪”字为禁忌。今天出现的问题，难道不值得认真反思吗?

2019年1月30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