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筹划关乎全局。美国在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小的殖民地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历届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深远谋划,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数次陷入低谷,教训亦值得深刻警醒。

“生者有功挂玉印,死者谁复招孤魂。”战争带给世人的是伤痛,带给一个国家和民族更多的是伤及国运或饱受欺凌。提起战争,多数国家都唯恐避之不及,唯有美国不然。从建国伊始,美国就多次运用战争手段增进国家利益。240年的历史中,美国先后打了十几场重要的大仗,美国的战争史既展现了其战略运筹的成功与辉煌,亦显示了其战略失误之切肤教训。

在大陆扩张和海洋扩张时期,从独立战争到第二次美英战争,再到美西战争,新生的美国不仅给了欧洲列强一个下马威,还用战争手段解决了国家生存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并成功站上了世界权力的顶峰,握住了全球霸主的权杖。这个时期,美国关于战争决策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打一仗进一步”,尤其是利用美西战争这场“小而辉煌”的战争,美国将贸易边疆推进到了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腹地,并向全世界展示了要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决心和能力。此后的一战、二战期间,美国在欧洲列强困顿衰败后选择参战,并在战后取代英国成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霸主。总体而言,在大陆扩张和海外扩张时期,美国历届政府在战争决策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在目标、对象和战略选择上都比较成功,达到了不断增进和累积美国国家利益的效果。

二战后,美国进入霸权扩张战争时代。出于争夺和维护全球霸权的需要,美国多次在力所不及的地方用兵,导致开始出现颓势和败笔。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付出了高昂代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更是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美国以战争起家,却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变成“战争是战争的继续”,逐步步入“兵久国害”的困境。以二战结束为转折点,美国的战争决策从“打一仗进一步”滑入了“得不偿失”的境地。

在美国国家战争学院罗斯福纪念堂的主楼梯上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写着:“世事多变,唯有地理因素不变。”美国的崛起曾深深得益于其历代政府宏观而精准的地缘谋划。美国地缘战略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以陆权和海权的冲突对立为前提、以遏制欧亚大陆陆权国家为主要目标、以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和维持欧亚大陆均势为手段。

自美国完成大陆扩张并取得“两洋”国家的地缘优势之后,海洋空间成为其经营重点,马汉的《海权论》也被美国奉为经略海洋之圭臬,在美国海外扩张史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验证。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代替西班牙成为了加勒比海新的领导者,获得了走向更广阔太平洋的战略航道和重要垫脚石。

二战后,美国的地缘战略谋划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参战国激战正酣之际,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对美国二战后的全球地缘战略布局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联盟体系控制了这个世界岛的三大边缘地带:1949年美欧签订《北大西洋公约》,控制了包括欧洲大陆西部近海地区的西边缘地带；随后在亚太地区又通过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安全条约,控制了包括亚洲东部沿海的东边缘地带；1955年,美国推动英国签订了《巴格达条约》,希望打造中东版本的北约,实现对南边缘地带的掌控,但这个组织因内部矛盾于1979年解散,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南边缘地带也成为美国地缘战略布局的短板弱项。

冷战时期,通过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建立一系列桥头堡,美国控制了欧亚大陆外缘的重要岛屿、海峡和通道,以强大的海上力量完成了对欧亚大陆的包围,并成功遏制了苏联的陆权扩张。两极结构解体后,冷战时期的联盟体系被保留下来,在此基础上,美国奉行了冷战后时期以两洋战略为内核、以遏制中俄为重心的全球战略:在大西洋方向,极力推动北约东扩,在太平洋方向,美国则不断巩固美日军事同盟,推动美日安保条约西扩,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就是这一地缘战略布局在新时期的延续。

回顾历史,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取得,既不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他国自愿依附,而是精准的战略谋划与实施的结果。而美国二战后所遇到的挫折则是战略谋划失误所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历史对当前的中美战略博弈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首先,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与手段的平衡与否是国家盛衰的重要因素。二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自信心不断膨胀,在实力评估和目标定位上日渐丧失清醒。冷战期间,遏制共产主义传播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超越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都是美国肆意扩大干涉规模造成的恶果,是美国战略目标与手段逐渐失衡的反映。美国追求的目标是无限的,而力量与手段却是有限的,决策者在战略目标与战略实力不相匹配的背景下过度扩张,最终导致战略目标与实力手段脱节,国家实力受损。

其次,国家安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应避免对战争手段的依赖与滥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经历了海湾战争的短暂理性之后,遭遇了改变美国人集体精神状态的“9·11”事件。这是美国成年以来其本土遭受的第一次严重袭击,造成了美国人的集体不安全感。在此冲击之下,美国战争决策再次走形,其对战争手段的滥用最终将其拖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这场先发制人战略指导下的战争,不仅因师出无名而饱受谴责,还直接导致美国经济实力受损、军事自信受挫,并最终严重牵制了奥巴马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事实证明,美军大举进入伊拉克,能赢得军事,却赢不了政治；能够征服土地,却征服不了人心；能赢得战争,却输掉了中东地区的和平。

再次,在战略思维层面要突破遏制与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冷战时期,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遏制战略拖垮了前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取得了地缘政治优势,为美国战后称霸全球提供了便利。但是,遏制战略也导致美苏之间的激烈对抗和无节制军备竞赛,同时,也消耗了美国自身国力,使西欧和日本一时成为冷战的赢家。从全球范围看,冷战也加剧了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与后果。要清楚地看到,遏制战略虽已成为历史,但美国遏制战略产生的思维定势并没有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而改变。新时期,面对不可逆转的国际力量多极化趋势,美国只有走出遏制与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才能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创造更好的条件。

最后,谨慎选择与运用联盟战略,避免陷入联盟困境。近年来,美国曾提出要构建“基于原则的亚洲安全网络”,企图进一步整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安全同盟及伙伴关系,构建一个新的亚太联盟安全体系,以强化对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作为美国实现其战略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美国联盟战略在帮助美国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同时,也对世界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作为盟主的美国自身也不得不承担过多责任与义务,在全球各地背负起沉重的联盟代价,甚至陷入“抛弃”与“牵连”的联盟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