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中期选举（编者按）

罗伯特卡根曾经把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对外逻辑概括成Rogue Superpower（流氓超级大国，出自《特朗普的美国不在乎》，新华社还转载了）。在他的分析模式中，从冷战开始美国在整个西方关系中核心的美欧关系里扮演着利维坦一样的角色——它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合理霸权。

霸权来自于美国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一种对外庇护人的角色，对内却是鼓励扩张的传统文化（杰克逊主义的拓殖精神），在欧洲黄金三十年结束之前，北约的军事联动和美国核心的盟友体系是欧洲依赖的保护伞。而美国本身的采取的干涉主义措施，在这一个阶段的欧洲是有合理性的，也是受欧洲人欢迎的。

合理性在于，冷战的通过威慑平衡和有限合作带来的冷战秩序本身是以美国为核心来支撑起西方世界宽大的战略平面。

但是在苏联解体后，这种秩序中的美欧关系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先不说诸如法国和统一后的德国这种中等强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本身就秉承搭便车和投机的意味——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外交主体性，同时也绝不会完全离开美国搭建的后冷战秩序。

这使得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预防性的军事战略，军事存在维系的地缘架构从90年代被欧洲盟友放置play——我需要你的庇护但是我绝对不配合你——底牌在于在他们看来，战略上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弃欧洲。在这个框架下开始寻求欧洲整合的统一主体性，包括欧元区体系，坦佩雷体系和里斯本条约体系，以及马克龙和德国防长提出的欧洲从军事合作上升到军事整合的想法。这是一种不对称策略。

正如同卡根在《天堂与权力》的论点中所说，在美国的权力架构中，苏联的实质威胁消除后，欧洲人理所应当的选择了一种不对称博弈——默认美国的庇护体系是可用的，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着重发展产业升级，内政完善，欧洲内部国际秩序的整合以及独立的利益考量。甚至不少人就默认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军事采购订单是不必要的，欧洲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矛盾已经被一种冷战后永久和平替代了。于是美欧慢慢从冷战时候中期全方位整合的盟友关系变成了互相分化的盟友关系，欧洲用低成本变成了一个“天堂”。

而后冷战时代，美国单边主义架构的合法性开始崩解，于是在80-90年代短暂的帝国辉煌以后，美国的国关学人实际上就需要解答一个问题：后冷战的美国定位是什么？

新制度主义的学人把美国定位成一个所谓自由秩序的维护者，主张美国应通过主导国际社会制度化，主导国际组织的多边协调框架，介入和干涉诸多地区事物来维护美国建立的全球化治理系统，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模式情况维护这套秩序做实际的治理机器。

而相互依赖理论和地区整合理论继续深化了这一个视点：

1.世界秩序的稳定和永久和平是所有主权机器的共识，而美国的定位是通过预防性地缘介入和地区干涉来提供永久和平这个公共品。

2.经济全球化是政治全球化的核心驱动力，维护自由贸易秩序和共同市场。

但是这种通过提供公共品建构的整合体系本身就有一定的矛盾性：

1.美国的积极干涉和预防性地缘介入到底是增加了国际社会风险还是维护了稳定，这件事情严重值得商榷。起码不是所有国家都欢迎这种介入，尤其是正在成长需要保证主体性的国家。

2.美国的利益点到底是主权机器还是全球化治理中的代理人？这两个主体的利益往往并不是一致的。或者说，美国作为全球秩序建构者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是不是总是有利的。

而罗伯特卡根的新保守主义前辈们，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亨廷顿，某种程度还是在以美国为主体建构战略空间论，即战略空间论”来认知，就会产生“软性扩张主义”。与军事扩张主义不同就在于，战略空间更依托军事存在，外交捆绑和经济向心力来进行扩张。

这符合卡根自己对于美国本身的扩张性概括。但是他似乎遇见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美国可能会衰落的。

但他反对美国必然会衰落——所以他实际上在说其他国家会相对崛起并且作为另些个有主体的秩序节点。他认为美国本身的单边主义是后冷战国际秩序里不可或缺的。

当然在《美国建构的世界》中，他没有前辈尼尔·弗格森那么意识形态化，让美国承担起所谓维护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帝国责任（真当你是最后的罗马么？）。

他更多在强调，现秩序的稳定和永久和平，不是多元化和自由秩序的公共理论建构的，不是激进的社会运动，而是依然伴随稳定的主权机器间的妥协存在，或者说不是用爱发电造和平，而是建立在某种实际权力基础之上，当然在他眼中这个实际权力就是指美国。

正如同冷战那种阴云密布的和平是建立在核政策博弈的平衡和两极政权有限摩擦基础上，即用“恐惧替换死亡”。于是从美国利益立场出发，美国的霸权被卡根按照这种模型把美国的霸权站在美国利益立场上辩护为作为秩序基础的暴力垄断者。

但是美国的衰落是逐步的，他对于几乎在他看来分道扬镳的欧洲如此说：

“对于欧洲人来说，一个更有序的世界应该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而不是权力基础之上的理想，对此，美国人甚至也赞赏，——但是，当这种共同的理念与理想在形成大西洋两岸的对外政策时，它们却无法抵消欧洲与美国在关于世界秩序和国际事务中权力的作用等问题上观念冲突”。

美欧关系中，卡根希望的是欧洲人要知道分寸，他们的分歧和主体诉求需要建立在共同维护美国这个西方世界维护者的权力结构之上，美国的制度性和欧洲多元主义的现实诉求在逻辑上同源，只是表现上有所分歧。如果美国的确被削弱或者衰落，这会导致美国经营的所谓后冷战秩序完全退化。这对欧洲来说也是糟糕的。

而显然欧洲并不屑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学人的呼吁。而这个时候特朗普冒了出来，本身和特朗普不应该有共识的新保守主义者反而务实性地看到了一些惊喜：

特朗普的流氓帝国主义（Rogue Superpower）。

从根子上来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已经坐实了卡根所说的“退化”，即美国已经无力支持再平衡和介入行成全球治理网络，并且默认了这套体系的利益主体和作为主权机器的美国完全不一致，即：其他盟友（尤其是欧洲人）在占美国便宜，并且没有付钱。

于是美国就陷入了我刚才论述的那个矛盾，美国作为主权机器的利益和全球治理主体的利益不一致，而且使得作为主权机器的美国背上了庞大的成本。而从奥巴马开始，实际上美国应对自己的衰退，从伊拉克脱身，或者是亚太再平衡从存在到介入的退缩，都预示着美国本身政策矛盾在衰退大背景下的战略收缩。

普世主义作为一种观念输出和认同，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推广是保障西方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但是到今天，美国作为维护者越来越无力去提供承诺和保障。

美国最大的一个自我矛盾就是在后冷战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谁。

于是特朗普必然会出现战略收缩，无非是收缩的方式吃相太难看。流氓超级大国政策的本身是既不孤立主义，也不全球主义，对全球权力有限掌握，全球责任一概不接。

说白了，流氓帝国主义已经把中左和新制度主义者建立的美国全球治理体系和战略空间，包括自由市场承诺，盟友间的国家信誉以及全球多边议事体系这个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是美国影响力的核心，当做了完全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政治遗产。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在做的事情，从表面上是耍流氓找人要钱，实质上是类似于公司对于不良资产的“出清”，大约是 美国治下的所谓“自由秩序”西方已经让美国不堪重负特朗普本质是把这个国家信誉出清。

然后出清并不是完全抛售，那就是靠着主权机器的美国作为缔约主体来重新通过主权机器和主权机器之间的双边协定来替代多边协调体系。

就如同曾经代表美国资本的通用电气集团，除却本行以外在各个领域都有多元化经营，在2008年金融风暴一直在不断出清资产，裁剪业务，又通过并购强化他们认为可以赚钱的核心业务。特朗普是在用商人的逻辑处理美国国家信誉这个东西。所以凡是新制度主义者认为能够构建美国国际信誉和可信承诺的所有多边框架，在特朗普看来几乎都是可以被贱卖的。

当然卡根倒不是希望特朗普把家底卖光，他期待的是两点：

1.他希望美国耍流氓能够引起西方世界盟友和亚洲世界盟友的重视，美国要是陷入衰退，西方秩序退化，他们拥有的一切可能都会成泡影，他不像特朗普只要钱，他希望盟友加大个体贡献和积极参与。

2.他希望回复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中期（二十世纪初）那种完全由主权机器为主体构成的贸易和金融体系，而不是跨国资本为主体的经济秩序。全球化贸易其实没有达成较优均衡，只是扩大了大国优势。世界经济要以本国利益为基础，用主权机器之前的协调取代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

但是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也遗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作为社会组织体的美国和作为主权机器的美国也是不一致的。他们根本忽视了美国现在能够内政一致的难度有多大。

如今美国政治极化，反建制的公民行动主义对主流政治的反制，甚至主流政治在主动和公共政治融合。

共和党面临着取悦白右受众而导致的越来越保守的立场，而在公共舆论上被打成道德反面教材的困境。

民主党面临着青年左派的激进化和行动主义政治使得青年反建制偶像脱颖而出，越来越激进化，比如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Julia Salazar。在民主党激进小（桑德斯的追随者们）看来，建制派这伙人从来没住过自己代表的选区，和保守阵营其实没太多分别。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能带的起越来越左，越来越反建制的民主党小将们么？两年后能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的到底能是什么人呢？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几乎符合预测，特朗普保住了参院，丢了众院。这看起来参院不会影响特朗普的外交，总统行政令似乎也可以和众院在某些方面达成制衡。但是特朗普整个美国流氓超级大国的一揽子政策可能要在后半任期很难受了：

他的逻辑是内政减税率但是期望经济增长加税基——政府在缺钱的情况下还要加大对庞大基础建设换新和军工的投入——缺钱通过流氓超级大国把能够出清的政治遗产出掉，能折现成钱的折现，国内预算集中弥补基建和军工投资的需要，甚至砍教育和科研经费——通过他认为划算的双边经济协议来替代多边经贸合作，从而获得认为的经济利好，不惜动用一切经济制裁和政治手段（和第一项行成闭环）。

我们先不说特朗普的流氓超级大国算盘到底有没有用，起码他后半个任期很难保证内外政逻辑的一致性。

所以，作为同样将作为未来至少某一部分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需要想一下，我们是谁，我们缔造的秩序中我们是什么角色。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体——主权机器——全球治理主体三者间，如何很好得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