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既是工作方法，也是领导责任。批评别人体现领导能力，回应批评反映格局担当，反思批评彰显党性修养

1942年，沂蒙根据地遭日寇封锁蚕食，山东抗战工作陷入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刘少奇奉命赴根据地调研后，向山东分局严肃地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为什么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为什么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少奇之问”直截了当，不讲情面，直触问题。山东分局围绕“三问”查原因、找答案，回答同样无隐无饰：就是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没有通过群众斗争推行减租减息，没有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调研过后，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对“少奇之问”的“按语”：党是无产阶级，是群众的儿子，群众和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母亲。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随时可被人勒死。一问、一答、一按语，语挟风雷，心向光明，八百里沂蒙自此焕然一新，谱写了“最后一口饭当军粮，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革命故事，上演了“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的英雄壮举。“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就此而言，老一辈革命家用坚强党性对待批评，值得学习。

严格批评的最高标准，就是当头棒喝、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虚不空不偏。面对山东分局被动落后局面，“少奇之问”以党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不搞温吞水大道理式的说教，问得凌厉刚直，直击痛处，令人感受深切，刻骨铭心。“苟利国家，祸福不避”。敢以公心对批评，是一种胸怀魄力，也是一种党性修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也有一些人，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不敢批评；工作状态庸懒散软，不愿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会批评。由此产生了一些“老好人”“墙头草”，这与新的形势任务要求极不相称。批评既是工作方法，也是领导责任。领导干部在政治方向问题上，必须一是一、二是二，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发声，敢于亮剑，划出歪风邪气的红线，不搞庸俗的好人主义，决不做骑墙派。在矛盾困难面前，应当勇于任事，敢抓敢管，不怕困难、不畏风险、不惧担责，让群众感到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在危机危险面前，要勇于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敢于决断、敢于负责。

接受批评的唯一标尺，就是针对所犯错误，直接回应症结所在。诚恳接受批评，既彰显胸怀，也体现担当。然而反观时下有些人，面对批评找理由辩解，找借口开脱，就是不聚焦自身问题病灶。勇于接受批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有信念，为官做事，出于公心，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怕受委屈，始终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真理。要有能力，善于把握事物规律，养成科学思维，不断提高从全局和长远角度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意志，志存高远，心忧天下，有坚强的内心、宽广的眼界和顽强的精神，做到坚忍不拔、愈挫愈勇。

反思批评的整改依据，就是举一反三，对症下药，以此打扫思想灰尘，触及灵魂深处，做到亡羊补牢、吃堑长智。“萧华之按”不以问题的回答而结束思想的整改，而是反躬自省、反求诸己。这启示我们，面对批评，不要局限于对照眼前问题个案，更要从灵魂深处找原因，把失误失败的教训作为宝贵财富，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反思批评不是接受批评的结束，而是重新振作的开始。无独有偶，秦邦宪（又名博古）24岁就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因路线错误，遵义会议上受到组织严厉批评。但他没有从此意志消沉或产生对抗，而是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磊落胸怀。面对组织人事调整，他对周恩来说：“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保证完成任务。”此后他志坚行苦，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组建新四军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七大发言中，他总结道：“我是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试想，如果没有深刻的反思，怎能对自己剖析如此深刻，怎能如此坚决地“知耻而后勇”？

事业征程，从来少有康庄大道；蟾宫折桂，自古未见轻而易举。批评是工作的一种日常状态。批评别人体现领导能力，回应批评反映格局担当，反思批评彰显党性修养。如何对待批评，时刻考验我们的意志和作为，也决定着我们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

解放军报·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