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王佳寅

近几年兴起的中外联合军演，让我们见识了外军之优长，理念之不同，实战之浓厚。同样外军也赞叹我军治军之严谨，训练之严格，装备之进步。但如果光听夸赞，联演似乎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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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与俄军交流，中方参演官兵谈起我军的实战化训练。俄军某部一名中校军官很是惊讶：“什么是实战化训练？难道还有非实战化训练吗？”不光如此，俄军对我有一句非常中肯而又发人深省的评价：中国军队是管理型和生活型的部队。

对，你没看错，老毛子就是这么直白。

俄军对我军的评价并非没有道理。作战部队，堂堂偌大个师旅团，认认真真研究作战的人也许并不多。基层需要会抓管理的，体能素质优秀的，有一技之长的。甚至篮球打的好的，合唱会指挥的，会弄板报的都要比研究作战的更受欢迎。

除了在院校所学军事理论外，到了基层部队，很少有人再进行研究作战。从教员嘴里套出来的知识，考完试就硬生生的吐了出去。所学非所用，大概是整个军官队伍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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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在写下《战争论》的时候，也仅仅是一名少校。提出制空权理论的意大利人杜黑，在出任营长助手期间就向陆军部提出了航空兵研究报告，成为意大利空军建设的基本框架。再看美军，对于世界军事领先的地位和作用，莫过于大量研究作战形成的战略和理论。

冷战后，“由海向陆”理论由海军提出，空军在1995年一口气提出“全球快速机动”和“全球攻击”两个理论，海军陆战队紧随其后提出“由海向陆作战机动”概念，并于2000年更新“舰对目标机动”概念。这都不禁让我们汗颜。

同时期的我军，还在考虑用坦克打飞机，还在机械化的道路上缓缓前行，提出多年的信息化始终看不到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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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本职就是打仗，打仗的前提就要弄清楚作战。如果连作战都没有人研究，上战场的人不懂作战、不了解作战规律，试问我们何来的勇气去喊“能打胜仗”这句口号？

一些作战部队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作战研究靠院校、靠专家、靠更高一级的机关来，基层只需负责把研究成果执行即可。试问，如果基层没有研究作战的人员，那如何充分理解上级的作战意图？如何完美执行每一个环节的任务？如何有效地对自身进行作战评估？如何进一步改进作战样式？

倘若每逢开会前，只把投影仪架起来，只把香烟茶叶摆起来，几个人吭哧瘪肚，搜刮墨水，把没干的工作写成干的，把干的一般的工作写成精品，把本职工作写成突出贡献，即便是几个晚上不睡觉整出了会议发言、经验材料，那又有什么用呢？

开会时谁坐在什么位置，吃饭时谁坐谁的左右手，上级领导来，打乱训练规划全方位高标准迎检。可以说，个别单位对于一些俗务缛节的用力程度、努力程度，远高于对带兵打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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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部队每年能够检验作战成果的只有演习，剩余的时间被保安全、求稳定、抓管理、开会议占据了不少的精力，进一步导致缺乏研究作战的氛围。少了作战研究的土壤，怎么可能结出研究的果实？

“军队只有两种状态，打仗和准备打仗”。改革不仅仅改的是体制编制，更重要的是要改人的思想，改旧的陋习，改不符合当今部队发展潮流的陈规。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作战部队目前仍有不少工作是不必要的，不是围着战斗力的。

世界一流军队搞推演演习，指挥官自己拿尺子，做计算，讨论问题就事论事，一切按照实战要求。我们的极个别指挥官，需要两三个参谋人员协助指挥也罢了，但连战前准备这么实际的问题，开会稿都需要手下人准备好。就这种状态，怎能不负所托，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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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最后被蒙古铁骑一马平川。试想，军队中大量军官从作战本职转向管理、材料，我们又怎能完成新时期的新使命？

研究见效慢，但并不是我们放弃作战研究的理由。只有配足了充分的研究型人才，部队才可能走得更长远。未来作战面对更强的敌手，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应对。

基层要提供研究平台，给予作战研究人员足够的空间时间，立足本单位现有人员武器装备，更新老旧观念，提出创新方法。同时要树立鲜明导向，为研究出成果的人员提供优厚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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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不断的改革进步，破除旧思想，旧理念、旧习惯，才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完成历史使命的保证。

胡服骑射，车战兵阵，三湾改编，中国从来不缺乏军事改革的历史传统。

在改革强军进展如火如荼的今天，让我们多看到新思想、新面貌、新改观，让作战研究能够真正成为军人的主业，让部队的明天增添胜利的砝码，让国家的安全有更强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