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核心技术突破不畅，高端产业低端环节困境有待破解。”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戚湧说，江苏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绝大多数企业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尤其是大多数出口企业属于贴牌和代工，自主品牌比重略高于15%，而浙江达到25%，广东接近23%，韩国超过60%。

无锡江阴民营经济发达，现有企业多脱胎于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纺织、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比重很大，原材料工业占2/3。“民营经济门槛低，收益快，在发展初期非常需要。但几十年来只知道埋头走路，人家早已鸟枪换炮，我们的烟囱还在冒黑烟。”江苏开放大学副校长吴进说，南京高新技术企业总共1850来家，深圳仅半年的新增量就有这么多。

“应该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李世收认为，深圳有华为、腾讯，杭州有阿里巴巴，南京有高原却不见高峰，说到底还在于有没有适合企业生长的环境。数据显示，广东“双一流”高校数量比江苏少，两院院士数也不到江苏的一半。但在2017年中国区域创新榜上，广东区域创新能力位居第一。江苏虽然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但知识创新能力低于北京，知识获取能力低于上海。

科技创新离不开科技人才的努力，人才是支撑创新链发展的第一资源。但如今，杰出青年、长江学者等“帽子”成了青年学者评职称、申请项目的必需品，每天忙于写材料、准备答辩。李世收指出，急于戴“帽子”会让青年人专挑“短平快”的项目，以便早发论文。

“近几年，江苏引进了数以万计的海外人才，但实际上他们的科研重心仍在原属团队，引得进人却引不进心、引不进才，在引进过程中也很少考虑地区发展需要。”江苏省科技镇长团首届成员、南京大学教授祁林说。

扬州市邗江区围绕装备制造产业提档升级，与清华大学共建智能装备科技园，在装备制造领域智能化、柔性化发展道路上掌握主动权。清华大学缘何关注到一个县市区，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答案就在江苏科技镇长团。

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在他研究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与邗江有着广泛合作基础。邗江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清华大学交流时，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希望清华大学帮助邗江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借助科技镇长团平台，尤政院士把得意门生、精密仪器系李滨博士派来挂职，任扬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邗江区科技局副局长。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科技园从规划蓝图到落地建设再到成长壮大，37家高成长、科技型企业落户园区，与邗江主导产业紧密相关的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化36项。

江苏省研发投入超过2000亿元，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全国领先，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仅10%左右。病症上看是“科教资源多、成果转化少”，病理分析就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研活动充满浓厚的行政色彩。”李世收说，国家财政资助的科研设施和科技成果在内部封闭运行，根本不需要经历市场竞争，造成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动力不足，难与市场贴近。

现行考核体系下，“重研发、轻转化”“重论文、轻专利”的现象仍然存在。“一项成果在科研人员眼中完成的标准是论文多，引用率高。”祁林说，政府负责审批高校的科研项目，并向其拨款，评审标准也由官方制定，导致“管标准的不专业，专业的不管标准”。

“从论文到技术，要经过二次开发、中试放大，才能形成产品。”李世收指出，由于缺少专业中介在科研院校和企业之间牵线搭桥，科技成果转化常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付诸东流，这在江苏屡有发生。

“眼皮底下的宝贝，我们遍寻不着，硬是到国外花了一笔冤枉钱。”江苏擎天信息科技集团董事长辛颖梅说，“几年前，我们决定开发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软件，但在算法研究上遇到了困难。”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和国内高校合作攻关，但找不到相关的技术成果和专家，只能到国外购买。软件推出后不久，公司的技术总监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做报告，提及这一技术，结果在场的一位大学教授站起来说，他3年前就研究出这个成果了。

“与北上广相比，江苏专门从事二次开发、转移服务的技术经理人数量少，质量低。”李世收说，大学科技处实际扮演着技术经理人的角色，但他们大多是单纯的行政工作人员，无论是专业度还是配备上都比较薄弱。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聚集着60多个不同专业背景的技术经理人。

为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江苏兴建了一批科技产业园。在南京建邺区的新城科技园，展厅内没有太多展品，但却布满了餐饮店铺。如此这般，不少地方为何还抢着申请？“除了因为政绩工程，科技园往往还带有行政级别，比地方还高半级。”吴进表示，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往往会兼任当地科技园党工委书记或管委会主任一职，这样可以提高级别待遇。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过于前沿，企业用不上；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技术难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又不愿做。”李世收说。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科技创新大会上，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共同为未来网络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揭牌。

“未来网络的这套国产网络操作系统，已完全实现自主可控，而且跟国际接轨。一旦网络受到国外攻击，未来网络可保证我国互联网不受影响。”江苏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刘韵洁介绍，互联网下的一个变革就是要跟实体经济融合，江苏工业经济发达，经济转型亟待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建设未来网络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紫金山网络通信与安全实验室，就是要把江苏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2017年，江苏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为51.4万件、22.7万件，发明专利申请量18.7万件。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从国内首份科技领域获得感报告来看，在各省（市、区）科技领域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排名中，广东、北京、山东位居前三，江苏排在第七。

一边是专利拥有量年年领先，另一边是百姓对科技发展的感知度低。科研只开花、不结果。

“专利制度给智慧之火添加了利益之油。”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指出，不少高校教师存在以获得晋升或荣誉为目的的专利申请动机，而非技术市场化。高校很少建立对科研人员的技术转移考核指标体系，在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中，专利数量是验收标准之一，成果转化极少成为标准。

一方面是为专利而专利产生的大量垃圾专利，另一方面是脱离社会需求产生的无用专利，真正能够服务群众的技术反被束之高阁。

医院就医，挂号、检查、配药、缴费等关键小事往往事关重大。江苏、浙江的医疗水平都很高，但就医体验却差别显著。浙江用互联网构建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网上预约诊疗服务平台，实现看病免挂号，离院再付费，“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延伸到方方面面。在南京，挂不上号的无奈，烦琐的就医流程，漫长的等待过程，匆忙的诊疗过程等传统弊病仍然困扰着百姓。

“虽然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推进，江苏智慧城市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建设方式采取的仍然是自上而下、以政府为主的运行机制。”从事智慧城市建设研究的东南大学副教授袁竞峰说，政府主导模式在推广运用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运作维护方面，主要由政府部门内设机构直接负责，效率低，效果差，特别是公共部门不能根据老百姓实际需求或环境变化做出快速响应和调整，科技成果的存在感大大降低。

发展科技的目的是要对人有关怀，服务于人类。针对堵点难点，此次大会为科技创新松绑，出台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新政，加速推进科研成果向惠民成果转化。

江苏省老年人口总数已逾1650万，并以每年递增70万的速度不断攀升。江苏主动出击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苏哈适老科技创新中心”，精准开发适老产品。如针对老人味觉和嗅觉退化导致的食欲食量减退带来的健康问题，研发老人食品增味剂；为减轻护工在搬运和移位失能老人时的负担，开发软体机器人。

如何发展增量、盘活存量，让科技创新顶天立地，是江苏必须回答好的考题。

“把江苏丰富的科教资源激活起来、把实验室沉淀的科技成果转化出来、把世界高端创新要素集聚过来，这是我们要重点做的三件事。”娄勤俭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