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之际，多种负面评价此起彼伏，不是“一带一路”出了问题，而是西方国家的心态出了问题。当然，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不应给国际社会的印象都是重资产、硬联通项目，也需要多些轻资产、软联通项目，特别是要有扎实的学理支撑、话语权支撑。

据《经济学人》报道称，非洲整体目前的债务率为50%。按国际标准来看，这个数字并不是很高，然而由于去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经济增长放缓，非洲国家的税收收入看起来很难偿还债务以及逐年增长的利息。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发出警告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正在陷入“债务危机”。对此，印度以及西方国家习惯性地联想到这与“一带一路”有关。

2017年底，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债权帝国主义》（China’s Creditor Imperialism）的评论文章，勾勒中国借用主权债务强迫他国依附的“帝国主义形象”。文中提及中国近年来“一带一路”的重资产项目，如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希腊比雷埃夫斯、吉布提、肯尼亚蒙巴萨等海上港口要冲，惊呼中国正在使“从阿根廷到纳米比亚再到老挝等许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文章的论述逻辑是：中国迫使这些国家为避免债务违约，痛苦地选择让中国控制本国资源，并丧失本国主权。作者将中国描述成“一个新帝国巨人，用天鹅绒手套隐藏着铁拳，压制着那些小国”，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旨在实现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计划。

 “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不同于“传统全球化”。后者即世界体系理论所叙述的西方现代化，而“一带一路”要实现共同现代化。世界体系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首次提出的理论。他认为，“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两个最主要特征。首先，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两条主线将各个国家牢固地粘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但是，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从而以制度话语权维护其政治优越地位。

“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基本逻辑是“去中心”，将边缘激活成为节点，彻底消除“孤岛”，由此将节点连接为全球网格，从而体现公平与普惠发展。因此，“一带一路”本质上是反对依附关系或结盟政治的，更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径。在过去五年，“一带一路”建设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大多数项目建在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如中亚五国、中东欧十六国等。这些国家很多是“内锁国”（老挝、埃塞俄比亚、捷克等），即锁在大陆腹地，无法连通海洋，无法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即要将内锁国变为陆联国，使其成为全球化网格中不可或缺的节点，这充分体现中国全球治理观中所强调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为什么说“中国债权帝国主义”是一个伪命题，需要聚焦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优先领域，但不是唯一。在过去，就西方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FDI）并不一定意味着跨国资本到别国投资建厂。很多资金可能只是出于避税或寻求高杠杆收益的目的流入他国。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以点带面，不仅能够走出去，更希望走进去，即帮助相关国家提升其产业基础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可以发现公路、铁路、电站、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之后，中国企业致力于推动产能合作项目以及健康、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如产业园区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发展产业基础，一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是出口导向，帮助这些国家换取外汇。同时，中国投资会带动当地私营部门投资，推动私营部门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

笔者6月份去埃塞俄比亚调研，让埃塞官员选择，但他们心目中，以下项目，他们满意度最高的是：1、亚吉铁路；2、亚的斯亚贝巴轻轨；3、东方工业园；4、其他。对方选择最多的是亚吉铁路。原因是亚吉铁路在对方看来真正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联通，使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联通了吉布提，从而有了出海口。埃塞是内陆国家，95%的进出口货物通过吉布提港转运，亚吉铁路为埃塞打通了出海通道，极大地提高了物流效率，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的运输时间从公路运输的5-7天降至15个小时。对吉布提来说，亚吉铁路将有效扩大吉布提港辐射范围和吞吐效率，奠定其非洲之角物流中枢的地位。亚吉铁路是非洲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代表性项目，被媒体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

有了中国企业、中国产业园，相关国家不仅解决了就业，也有了外汇。例如，华坚国际轻工业城在埃塞是非常受欢迎的企业。非洲园区大多不提供食宿，而华坚为员工提供吃、住、车辆接送等福利。埃塞老百姓爱吃英吉拉（英吉拉是埃塞俄比亚的传统主食，有3000年的历史，外观类似大摊饼，味道偏酸），这里无上限，想吃多少吃多少。员工宿舍一间房有两张上下铺，可以住四个人（笔者在埃塞期间，首都到处可见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截至2017年底，华坚成为中国在埃塞最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已累计出口创汇超过1.22亿美元，为当地解决了7500多人就业。该企业年产超过500万双女鞋，是埃塞最大的鞋业出口企业，占埃塞鞋业出口的65%以上。

就债务与发展的关系而言，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有债务，有发展。第二种，有债务，无发展。第三种，无债务，无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不希望看到第二种、第三种，而是要努力做到第一种模式。不怕有债务，关键是债务要能够解决关键问题。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城市，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有大量政府债务，甚至很多领导最初为此饱受质疑。但要让时间来检验成效，即投资能不能找准发展“痛点”，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获得感，能够让相关项目产生“化学反应”。有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经济发展一定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没有投资，没有健康的跨境资本流动就不会有经济复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资本流动进入低谷期。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8月的报告，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债券和股票投资、银行借贷和其他投资）相比2007年缩水65%，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规模由1.8万亿美元下降至近1万亿美元。在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跑到世界各地慷慨投资，而纷纷提出“XX优先”的口号。本国的工人就业比海外投资更加重要。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动力熄火，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却与日俱增，稳定在1200亿美元的规模。

笔者去年12月赴荷兰、捷克、奥地利调研，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普遍看好中国同奥地利以及中国同中东欧的合作前景。他们认为，中东欧经济向好有几个主要原因：第一，就整个地区而言，前几年投资少，是因为没有信心，现在经济总体形势向好，故投资加大。第二，企业很长一段时间推迟投资，但不能不投资，现在进入投资风口。可见，投资以及健康的资本流动是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路径。与之相反，美国发动“史诗级”的贸易战，不仅不利于企业放手投资，更减弱了各国的经济粘性，必然导致政治保守以及民粹主义抬头，这对全球经济而言是“雪上加霜”。

剪羊毛不是健康的资本流动，是美国霸权的具体体现。简单的说，就是国际金融资本先向某国投入大量“热钱”，炒高该国的房地产、股市、期市、汇市等，当泡沫吹大后再将热钱迅速抽走，造成民众恐慌和跟风撤出，造成该国股市、房市暴跌，引发经济危机。然后这些金融资本再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该国的核心资产，洗劫该国积累的财富，国际金融资本则赚的盆满钵满。最后，通过剪羊毛，国际金融资本还会控制该国经济，以达到间接控制该国政治的目的。在实践中，美国交替使用量化宽松与加息两手政策，维护其美元霸权，通过美元剪羊毛收割别国。

第一手，量化宽松，即持续注入流动性，向市场投放大量货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政府的贷款量已从570亿美元激增到2016年的2600亿美元。其主要原因为，西方国家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国际投资机构将业务方向转至发展中国家。其中，非洲国家是重头。放贷机构希望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贷款，以获得更高的利率回报。

第二手，美元加息，即美元升值导致各国外储缩水。4月以来美元的升值，正对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尤以阿根廷为重。阿根廷政府为了稳住汇率、八天之内连续加息三次，将其基准利率从27.25%上调至40%，但市场依然没有明显稳定迹象。在历史上，阿根廷曾遭遇过三次严重的债务危机，第一次在19世纪末，第二次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是2001年。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那次、还是本次的阿根廷债务危机，均发生在美元加息和缩表（缩减资产负债表）周期。美联储近期表态，称今年将会加息三至四次；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债市风向标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也突破3%——强势美元会让美国在全球资本争夺战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使得美元加速从新兴市场撤出，并流向美国。

最近，英国朱比利债务活动研究机构公布的一份数据表明，南部非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在过去两年内增加了50%，为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该数据指出，导致历次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美国利率回升所致，“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自2014年来，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下跌幅度已超过40%，而美元升值幅度已达15%”。对所有新兴市场来说，美元加息意味着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将会不断提高，而且外资将加快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撤离，其货币很可能将短期内大幅贬值，没有外汇从国际市场购买所需产品，更直接停滞其出国，经济出现恶性循环。

在埃塞期间，笔者得知中国车企纷纷落地埃塞市场。埃塞每年大概有18000台各种车辆的进口，大部分为二手车，在为数不多的大约3000台新车销售中，力帆汽车的销售总量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份额。但是，力帆已经很长时间关停了生产线。其实企业不是缺乏订单，当地也不缺乏需求，力帆在埃塞的工厂年产能有3千至5千台，但实际年产量只有1千台左右，主要是因为埃塞现在外汇不足，导致企业无法申请到足够的外汇进口零部件。

第三，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辐射范围：“一带一路”在美国、印度等国基本没有项目，但这些国家的债务也很高。201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全球债务规模已经膨胀至创纪录的164万亿美元，这一趋势可能令各国更难应对下一次经济衰退，或是在融资状况收紧时更难偿还债务。IMF指出，全球债务现在是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的两倍多，占全球GDP总值的225%，现在比上一个债务高峰期——2009年的债务水平高出12%。

很多国家担心，美国的事态发展令人堪忧，因为该国除了以更快速度增加债务之外，还在加息，导致借贷成本上升，并有可能导致违约激增，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2018年6月26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公布最新的长期预算展望报告指出，美国公共债务目前占GDP的78%，处于二战后不久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一年之后，美国债务规模增长一万多亿，美国全国债务规模首度超过21万亿美元大关。IMF最新报告显示，到2023年，美国债务与GDP的比率预计将扩大至116.9%，而意大利将缩小至116.6%；就财政负担而言，美国也将“领先”莫桑比克和布隆迪；日本债务与GDP的比率为全球最高，预计将连续第六年收窄，但到2023年仍居首位，达到229.6%。

随着经济放缓，印度企业大量出现无法偿还贷款的问题，尤其是电力、钢铁和电信公司。根据印度NSDL的数据，截至2018年4月底，印度净流出资本2.44亿美元。与此同时，包括印度银行和印度工业发展银行在内的很多银行均在抛售自身资产，以应对高企的债务和严重的不良贷款。

一句话，美印等国自身债务水平不低，却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归咎于“一带一路”，是典型的“不厚道”。

第四，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实践效果：“一带一路”要打造“赢联盟”，不是“落井下石”，而是“雪中送炭”。中国落后贫穷过，对“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骂”感同身受。只有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才希望建立“依附关系”，中国希望合作共赢，这不是中国的策略，而是中国的历史观、格局观、价值观。

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认为，非洲靠自身难以避免此次危机。西方资本是“有事就溜”，而中国人希望患难与共，从长远大局看待利益得失。目前，非洲仍将需要大量投资来建设基础设施进而推动发展。但非洲目前是全球财政收入占GDP比率最低的大陆，基建投资所需的大量资金很难依靠非洲自给自足，需要找到负责任的合作者。

在几内亚，中国魏桥携手新加坡韦立国际集团、烟台港、几内亚UMS公司组成魏桥赢联盟经济联合体，在几内亚博凯地区建设铝土矿出口基地。矿区周边农村大都不通电不通水。过去，村民喝的是雨水、坑水，赢联盟为当地村民打了井，喝上了干净的水。村里有很多人在矿上作工，挣到了钱，盖起了房子。中企还在村里办了一个妇女技术培训班，学习电工。

就环境保护而言，在开采完毕的矿区，每隔三米就种植着一株腰果树，平均树高已达50公分，成活率80%以上。赢联盟在开采矿石之前，就把地表土堆存起来，开采完毕后，再把地表土复填，趁雨季到来之前种上腰果、芒果等经济树木，总计复垦面积达85万平方米。魏桥非洲项目负责人介绍说：“等树木长成之后，中国企业就把这片腰果林免费送给村民。”

三年来，赢联盟为所在地居民修路、修桥、打水井、安路灯、维修学校房屋，进驻仅仅两年多，就为周边137个村庄打了80多口压水井。魏桥打算未来三年，投资800万美元，为企业周围200个村庄解决通电、吃水困难。几内亚总理接受记者采访，“‘一带一路’倡议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渠道，中国经济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中国的参与增强了国际行动的执行力。中国企业在几的投资激发了其他投资者的信心。”

有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负债构成比例为：38%来自商业银行、36%的债务属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还有26%的债务来源于其他国家政府。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主要属于后者，债务数量不大，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小。

 “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之际，多种负面评价此起彼伏，不是“一带一路”出了问题，而是西方国家的心态出了问题。当然，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不应给国际社会的印象都是重资产、硬联通项目，也需要多些轻资产、软联通项目，特别是要有扎实的学理支撑、话语权支撑。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FT中文网》2018年8月6日，原题目为：《“一带一路”造“债权危机”？》

赵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企业青联委员、中央党校“一带一路”重点研究课题主持人，【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首席专家。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网络智库”专家委员，“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

出版专著《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数十篇“一带一路”研究报告上报中央，是多部委与省市“一带一路”规划的特聘专家，并为数十个省市委中心组、央企中心组讲授《“一带一路”与中国跨越式发展》、《“一带一路”的文化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包括：《纠正“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错误认知》、《找准“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痛点》、《“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城市》、《“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企业》、《在西欧寻求“一带一路”突破口》、《“一带一路”的新加坡思路》、《文化经济学中的“一带一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