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战争到来前，将办公室将军淘汰！

点击：作者：金一南来源：砺剑发布时间:2018-08-06 09:15:25

今天，不是为了歌颂谁，不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剂心灵鸡汤，而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也是困难的时刻，探讨一下我对将军的理解。

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探讨关于将军的话题，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而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卫国战争时期，苏军作战部长什捷缅科大将讲过一句话：“战争到来，首先要淘汰一批和平时期的将帅。”什捷缅科大将作为卓有成就的苏军作战部长，他讲要淘汰一批叫做“拼花地板”的将军，就是和平时期在办公室之间踱步，从这个办公室踱到那个办公室就成为将军的。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

今天，我们万幸在这个时候，在战争到来之前，我们开始变革，我们开始淘汰。否则，到了那一天，一切为时已晚。

将军，在中国是官，在西方是道

将军，什么叫将军？春秋战国第一次出现将军这个名号。最初以卿为统军，卿即为将军，相当于宰相这样的大臣，是一个官职。所以我们的将军一开始就定为官位，战国时代有了前后左右将军这样正式的官名。到了汉代，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位次上卿。这个规定是按照官员的等级规定的。将军首先是一个官，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不同的将军的名号有不同的位次。

《左传》里讲“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将军还愁吃吗？将军还缺待遇吗？将军绝对没有食不果腹的时候。将军是一个待遇，是一个官位，我们自古以来就这么定位的。这点我们和西方有差异，西方的将军不是这么定位的。

西方最早产生将军是希腊伯罗奔尼撒，最初叫是Strategos，就是将军；接着演化到Strategicon将道；再演化到Strategy战略。西方的将军不是官位，是什么呢？是将道。当我们讲“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的时候，西方强调“将军筹之而有不足”，将军是一个筹划者，是一个管全盘、管总体、管大局的。

仅次于拿破仑、汉尼拔的腓特烈大帝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批军人，军队行军之时，他跟着行军；军队扎营之时，他跟着扎营；军队战斗之时，他跟着战斗。对绝大多数军官而言，这就是他们的军旅生涯，跟着打仗，跟着从事日常历行公务，直到须发花白为止。很多的军人日夜忙碌于各种琐事，对于布阵之道，也就日渐生疏。这些人不放胆高翔云端，而只知道如何在泥沼里照老样子爬行，他们永远不会感到困惑，也永不会知道他们致胜或败绩的由来。”

腓特烈大帝

一批军人跟着干的、跟着混的，觉悟的并不多，这种现象东方和西方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要规定未来到底要什么样的军人。

他们提出：军人，首先必须具有分析能力，能够超越孤立的事实或者是某一领域专长，看到并整理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其次，必须是实用主义的，能够有意识地重新构建自己的战略模式，使之符合形势和实际的需要。

第三必须具有创造性，经常要挑战现状。

第四，必须接受过多种教育，是通才，而不是专才。美国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专门提出，“职业军事教育还在培养战略思想家吗？我们的军队是否在战役和武器系统研究方面花费时间太多，没有时间从战略的角度进行思考”。他讲Strategy战略。将军，一定是从这个角度完成统筹。

将军，要能打仗，打胜仗？

巴甫洛夫和朱可夫，20世纪30年代苏军的两颗新星，斯大林最喜欢的两名战将，他俩同时出任坦克实验团团长、军长、军区司令。巴甫洛夫是苏军头号坦克战专家，斯大林对其重视程度超过朱可夫，一直把他放在最重要的方向担任军长、军区司令。朱可夫是一个游击队、救火队，哪有事去哪。大型对抗演习，朱可夫从来担任蓝方司令，巴甫洛夫从来扮演红方司令。

巴甫洛夫大将

作为苏军头号坦克战专家、长期研究实验新型兵种的领导人，还当过苏军装甲兵司令的巴甫洛夫。就这样的人物，最后，你看他脑袋进水了，竟然向斯大林、向军事委员会呈交了一份取消坦克军的报告，致使苏军在二战之前，在德国的军事闪击计划和装甲集团大规模的闪电战开始之时，取消了坦克军。为什么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在这样一个时候做出如此错误的决定？因为苏军大清洗。

1937年3月，提出大纵深作战理论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基辅军区司令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博列维奇、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埃德曼、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等高级将领被清洗。斯大林希望其他的高级将领与图哈切夫斯基，与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划清界线。巴甫洛夫的战略思想，底子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思想。这是非常敏感的时期，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理论是错误的，要跟图哈切夫斯基划清界限。于是巴甫洛夫从西班牙内战回来后，向斯大林、向苏联军事最高当局提出了报告——利用坦克集群奔袭不可能取得胜利。苏军在二战之前犯下了致命错误，德国人正在组织装甲集群，而苏军按照巴甫洛夫的建议取消了坦克军，结果巴甫洛夫方面军在德国装甲集群大纵深机动下全军覆没。这是非常残酷的教训。

1941年6月22日，德军“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就是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和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两只铁钳，五天之内完成对巴甫洛夫最重要的西方方面军的合围，近40万部队被围在里面。巴甫洛夫一直不知道大难临头，他按斯大林的要求，指挥一线部队，还把部队往前面调，一线配置坚决堵住德军的进攻。斯大林6月30日是从德国电台中收听到西方方面军被包围的消息，立即要朱可夫通过无线电台与巴甫洛夫通话，询问德方报告是否属实？巴甫洛夫这时候才如梦初醒。斯大林立即调飞机到明斯克，把方面军的司令、参谋长全部拉到莫斯科。

7月1日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中将等被送交军事法庭。7月8日，包围圈内苏军部队消耗殆尽，30万人被俘虏，包括数名军长、师长，损失坦克2500辆、火炮1500门，西方方面军全军覆没。这是二战初期苏军最惨痛的教训。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和方面军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自德军开始进攻后惊慌失措，指挥无方，致部队瓦解，大量仓库武器流入敌手，擅离方面军岗位，致敌有机可乘，突破方面军防线。方面军通讯处主任格里高利耶夫，理应在方面军司令和作战司令之间建立持续通畅通讯，但惊慌失措，无所作为，未采用无线电联系，致使作战最初几天，各作战部队处于无指挥状态。第四集团军司令科普洛科夫惊慌失措无所作为，可耻地抛弃信任他的部队，致使该军瓦解，导致巨大损失。

这场战争，苏军三个惊慌失措，方面军司令、参谋长惊慌失措，通信主任惊慌失措，集团军司令惊慌失措。

最后的处置是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少将、西方方面军通讯处主任格里高利耶夫少将、第四集团军司令科普洛科夫少将立即枪毙。除了这些西方方面军领导，还有以下将军被解除军职：第六步兵军军长阿列克谢耶夫少将、第五十六集团军参谋长阿鲁沙尼扬少将、国防人民委员部委员伊万诺夫中将、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教研室主任库兹明少将、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列昂诺维奇少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梅列科夫少将、第四坦克师师长波塔图尔切夫少将、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罗曼诺夫少将、第三十步兵军军长谢利瓦诺夫中将、列宁格勒方面军副参谋长谢马什科少将、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特鲁别茨科伊中将、第十五步兵师师长克鲁尼科夫少将。

斯大林在最高统帅部的文告里写道：我警告，无论是谁，如果违背军人的誓言、忘却对祖国的责任，玷污红军战士崇高称号、表现懦弱和惊慌失措、擅离战斗岗位，以及未经战斗即向敌人投降，都将受军法最严厉的惩罚。此命令向团级及以上所有指挥员传达。

卫国战争开始，苏军面临巨大灾难，西方方面军全军覆没，对士气影响巨大，但苏军统帅部对高级军官的严厉惩处，又使失败之中低落的士气开始重新振作。高级指挥员认识到，必须照看好自己的部队，必须消灭当面的敌人，必须取得战斗胜利。

斯大林最信任的两名战友之一——巴甫洛夫被枪毙了，他只能对朱可夫委以重任。但在一开始，斯大林反对朱可夫的作战方案。1941年8月，德军向斯博林斯科进攻，向南方面军大幅度突击。这时候，西南方面军卓有成效的战斗，使德军感到非常头痛，打不进去。但是由于西南方面军的两翼都失败了，西方方面军全军覆没、南方方面军作战失利，西南方面军就形成一个凸出部，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德军隔断，这个凸出部有苏军的部队80万。所以总参谋长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放弃乌克兰首都基辅。斯大林勃然大怒：“你说什么？！把基辅交给敌人？简直胡说八道。”朱可夫回了一句：“你如果认为你的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请你解除我的职务。”斯大林当场把朱可夫解职，派到战事最危险的列宁格勒担任司令。朱可夫的预言不幸言中了，德军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和另一个装甲集群，在乌克兰的洛赫维察完成了对西南方面军全军合围。德军战史记载，世界战史上最大规模合围战——基辅合围战，生俘苏军60多万。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大将、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和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战死。

基辅战役

西南方面军全军覆没，德军向莫斯科逼近。惨痛的教训使斯大林真正认识到了朱可夫的价值。1941年11月，德军中央集群突破加里宁方面军的防线直逼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负责莫斯科城防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我怀着内心的痛苦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守住莫斯科？希望你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诚实地回答我，你告诉我，守不住，你就说实话。”他知道朱可夫是个说实话的人。当时全部驻莫斯科外国大使馆撤离到西伯利亚，斯大林没有走，统帅部没有走，能不能守住？作为西方方面军司令，朱可夫握着电话听筒沉默了一分多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能听到话筒那面斯大林急促的呼吸声”，最后告诉斯大林“我们能守住”。所以才有著名的1941年11月7日的红场阅兵，阅兵完的部队直接开赴前线，甚至是有几辆坦克，刚刚开出红场就掉头，进入莫斯科的城防。在那个严峻的形势下，朱可夫发挥了杰出的作用。

悲壮的1941年红场大阅兵

巴甫洛夫和朱可夫是斯大林最欣赏、最信任，也一直委以重任的两名苏军高级将领，命运却完全不一样。巴甫洛夫，不认识战争模式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主观上将军事问题政治化，用政治上与斯大林保持一致作为最高标准，最终使自己的部队和自己都陷入了灭顶之灾。朱可夫，则以夺取战争胜利为最高标准，虽经沉浮，却最终成为卫国战争中最杰出的将领，四次“英雄”称号获得者，斯大林最欣赏的战将。

红场上的朱可夫元帅雕塑

军人之于国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国家养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说自战争诞生军人这种职业，就不是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但是战争的法则是钢铁一般的地位，战场荣辱，不是军人的选择，是战争的选择。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高级军官无危机感、无紧迫感的军队，一支军人忙着文过饰非、追逐利益却不枕戈待旦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无有不败。

我们有一句话，上级可以欺骗，部署可以欺骗，百姓可以欺骗，只有敌人欺骗不了。一旦发生战事，敌人你欺骗不了，要吃大亏，要满盘皆输。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说军人仅仅是一个官，位次上卿，仅仅是一个待遇，衣食无忧？那军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甲午战败，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定远管带刘汝成、镇远管带林镇宗、济远管带杨若营自杀，自杀了又如何，留下了一纸《马关条约》，空前的割地赔款，就是对国家和民族有交代吗？

八国联军侵华，李秉衡受命抗击八国联军，京城从皇帝到百姓都对他寄予厚望。但刚到北京通县张家湾，李秉衡就自杀，留下遗书“天下事从此不问鬼城”，全军不战自溃。反正我死了，管你们怎么着呢。军人就这样完成责任了吗？牺牲是军人的最高付出，但不是军人的最大奉献。国家和民族养育军队，是让你夺取胜利的，不是让你关键时刻一死了之的。也就是习主席这句话，能打仗，打胜仗，这是对军人最根本的要求，这是军人存在于国家最大的意义，除此无他。当然能做到这一点也很难。

将军，一定要气盛，从灵魂里都是军人

德军名将施里芬，某次搭乘火车旅行，副官为了打破旅途沉寂，谈起车外山川的景色如何美丽，施里芬唯一的答复是“微不足道的障碍”。施里芬根本没心思看什么美丽山川，他看到的就是障碍的问题，能否克服障碍的问题。像施里芬这类人，从灵魂里都是军人。我们很多人穿着军装，吃喝玩乐，他的壳是军人，灵魂一天都不在军营里呆过。我军的名将粟裕也是灵魂里都是军人。胜利进城了，别人在繁华大街上逛商店，看商品，他却琢磨这个街区怎么攻占，那个要点如何防守，他夫人都觉得他真没情趣。和平生活十几年，每晚就寝，他都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可以随时摸到，立刻准备，枕戈待旦。

粟裕（左二）在前线指挥

1958年反教条主义，粟裕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调到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不指挥部队了。但他思想一天都没有松懈，还是这样，随时准备，枕戈待旦。生命垂危，在301医院住院，靠别人帮助穿衣服，但他还是要按照军队条令的要求把毛衣整整齐齐紧紧地扎进裤腰，因为军队条令的要求。

绝不轻视胜利之前的准备，你看施里芬和粟裕的准备，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这些军人对任何一个国家军队来说凤毛麟角，非常少。拿破仑打了一辈子的仗，无数人跟着他成为了将军，无数人愿意成为他的将军。但他最后感叹，很少可以找到愿意打仗的将军。

湘军悍将胡林翼讲，“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盛者，遇事而其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命惟谨，临大难而心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胡林翼强调军人一定要气盛，将军一定要气盛。平时很听话，凡事一一禀报，一到大难临头，一点儿办法没有，表面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你说怎么干，我怎么干，一点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都没有，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你说这是将军吗？将军和士兵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就这么简单概括了将军的全部特质了？我觉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也可以真正体会一下将军的意义。

将军，要有智慧，有勇气?

克劳塞维茨讲：“面对战争中不可预见性，优秀指挥员必备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在和平时期一个也看不出来，但在战争时期是绝对管用。第一，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具有能够发现一线微光的慧眼。第二，敢于跟随这一线微光前进的勇气。前面是智慧，后面是勇气。在战争中才能完成这样的选择，才能激发出在平常、在公开、在审视、在公布，大家提意见，也不能发现的潜在的区别。”

我军指挥员韩先楚，他没有读过《战争论》，肯定也不知道克劳塞维茨的这种理论，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在黑暗中可以发现微光，并且敢于跟随这一线微光前进的优秀指挥员。他是我军上将军衔中作战效能最为杰出的，虽然对他的宣扬不是很多，但海南岛战役，如果当年没有韩先楚的决心、“一意孤行”，现在哪会有海南岛国际旅游的开发啊！什么海南岛房地产、什么到三亚晒太阳，这些根本就不要想了。

韩先楚

当年海南岛战役发起的时候非常危险，我们不知道朝鲜战争要爆发。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军隔断台湾海峡。我们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如果不拿下海南岛，美军同样还要隔断琼州海峡。如果那样，大陆今天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台湾问题，而是海南岛问题了。我们擦着险境边缘走过来，我们战将的主战意识使新中国避免了几乎难以避免的灾难。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突然发电报给参与解放海南岛作战的将领：鉴于三野攻击金门、攻击东部岛两次失利损失很大，四野打海南岛要特别注意，渡海登岛作战跟过去国内战争完全不一样，要谨慎，要等登陆艇，不要着急。所以原定春节解决海南岛问题的作战计划推迟，争取于春夏两季解决。

1950年2月1日，叶剑英元帅领导的广州军政委员会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宣布战役发起时间推迟至6月份。2月9日，邓华领导的主攻海南岛的15兵团，报军委“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15军团党委觉得6月份都并不一定行，1950年底打下来就不错了。6月份？若推迟至6月份，朝鲜战争爆发，就来不及了。若按15兵团推迟到年底，更是黄花菜都凉了。15兵团攻击海南岛的两个军，43军和40军，43军的李作鹏回去按照上级要求，传达作战时间推迟的指示；40军的韩先楚违反上级党委传达到团以上每一个人的规定，他一个都不传达，就自己知道，还是要求部队3月底以前完成作战准备。

当时军委和15兵团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以购买登陆艇为好，争取买一百艘，可能买两百艘，平均每艘20万港元，共需要4000万港元。渡海作战为新问题，困难多，但还有办法，目前主要是钱的问题、装备问题。”现在我们普遍讲钱的问题、装备问题，当年也是这么讲。韩先楚说不是钱的问题，不是装备问题。3月20日，韩先楚致15兵团及四野，主动请战，渡海登陆作战估计无大问题。毛主席都不知道朝鲜战争要爆发，韩先楚也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请战？韩先楚说，只有四月份的季风，顺风顺水，一旦过去就只有九月份的季风了，要隔五个月。他感觉到情况不好，为免夜长梦多，不如及早干。

毛主席要推迟，武汉指挥所的林--彪要推迟，广州军政委员会的叶帅要推迟，15兵团司令邓华要推迟，韩先楚有四级领导在上面，一个军长说要打，电报上去无人理。3月31日，韩先楚与40军党委致15兵团——大规模渡海作战条件已经成熟。照样没人理他。到4月7日，再发电报的时候，军政委都不敢和韩先楚连署在一起了。他自己写电报，一而再、再而三地建议，这是干扰军委的决心。

4月7日的电报，是韩先楚自己拍发的，致15兵团、四野、军委，要求立即发起海南岛战役，如43军未准备好，愿率40军主力渡海作战。一个军打下来，没问题。韩先楚咄咄逼人。当然这份电报比较巧，为什么？他知道直接发15兵团肯定不行，他主要是发林--彪、主要是武汉，通过林-彪说服毛主席，他抓住了主要地方。韩先楚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积极求战呢？像我们今天拍的电影一样，全军将士欢呼雀跃，决心书、请战书一大堆都要请战吗？不是。40军当时牢骚怪话满天飞，很多干部说你韩军长15兵团副司令当得好好的，兼什么我们军长啊，我们要跟你革命到底，就革命到海里去了。

当时四野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别的部队都在转业复员，当地方的乡长、镇长，都在结婚生孩子、过日子，我们还在打仗，很可能黎明之前，最后一拨倒下的是我们。而且再看金门渡海登岛战例，都感到牺牲的可能性非常大，当时的部队不是积极求战。这种情绪不要说一般的官兵，40军参谋长林贤文自伤，想躲避这场战争。他说“特务把我打伤了”，把警卫员叫来审，警卫员保证：我保证我的首长不是被特务打伤，首长怎么伤的，我也不知道。军参谋长自己搬石头把自己脚砸了，伤了，不能上前线。林贤文，40军的虎将，韩先楚当三纵队司令的时候，他是下面三个师的师长之一，并且优先提到参谋长。林贤文看见了毛主席指示的电报，讲攻击金门失利，很大的失误是师级指挥班子没有上去，上去的三个团各自为战，最后的统一协调步骤也不是很好。毛主席要求，攻击海南岛第一拨，军指挥班子必须上。韩先楚军长积极求战，林贤文作为攻击部队军参谋长，谁上？第一拨肯定是他上啊。他害怕了，把自己伤了，最后被撤了40军参谋长的职务。1955年授衔，林贤文本来少将是绝对没有问题，后来很多人出来求情，勉强授了个大校。韩先楚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积极主战的。我们从不否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是更不能否认关键的时刻主官是中流砥柱。没有这样的中流砥柱，听大家的意见，听党委会的意见，大家都不打，都说不行，领导也不打，都推迟，我们何必积极呢？

4月10日，中央军委下达大举强渡作战命令。韩先楚的电报起了作用，说服了林--彪，林--彪说服了主席，然后通知四野15兵团开始干。4月16日，海南岛战役开始。43军之前已传达作战计划推迟，来不及做好准备，船也不够，水手也不够，只有一个半团登岛。40军韩先楚事先不传达，各级都不知道作战计划推迟，40军第一拨六个团登岛，军的指挥班子，他第一个登岛。当时韩先楚开着会，自己也讲，伤心，党委会自己报名第一批登岛。他说那一刻很多干部他都不认识了，韩先楚看谁，谁把脑袋低下来，都不想报第一拨，谁能想到那么大的胜利。

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原来没登岛的全上去了，40军的师长邓悦气得要死，海南岛解放那个大照片，邓悦不照。为什么？因为第一拨他们那些人都不敢上，现在全上来了，还站在前面。韩先楚说：“老邓啊，照相吧，都胜利了大家都好，照照。” 韩先楚不计较这些问题，胜利了大家都好，过去的事不计较。4月16日，海南岛战役开始，登船的时候，我们有的团的主官说，“哎哟，我有东西忘带了，我下去先看看”，上个厕所，就跑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仅仅是靠上级的英明指示获得的完全胜利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总结：军委领导正确，前方部署得当，部队作战英勇。里面的精彩点在哪里？胜败的转折点在哪里？人的作用在哪里？主官的作用在哪里？主官的意志在哪里？就是林--彪讲的那句话：战术有千百条，头一条就是肯打，离开了肯打，其他的全是白扯。理论玩得非常漂亮，天花乱坠，离开了肯打，一切皆空。

韩先楚最大的特点就是肯打。就是林--彪所讲的：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心。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一名将军，若是没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心，只有我强烈的要求提升的企图心，这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将军的条件。

1946年5月，东北战场最困难的时候，发起鞍海战役，开创东北歼敌一个师战场起义先例。

1946年10月，新开岭战役，开创东北战场一仗全歼一个师。当时韩先楚是纵队副司令，纵队司令都说：撤。他说：“要撤，你们撤。”现在是把敌军25师包围了，敌人又把我们包围了，不迅速把敌人吃掉，我们就完了。这时候，大家都觉得不行了，韩先楚说：“要走，你们走。”他这时候是副司令，把司令的家都当了。

1947年3月，四保临江，开创一仗全歼敌一个精锐师又一个团。

1947年冬季，奇袭威沿铺。奇袭威沿铺，到现在都是我们保留的攻势作战的战役战例。

1948-1949年，参加平津、辽沈、两广战役。1950年，推动海南岛战役，提前发动、率先登岛。

1951年1月，指挥志愿军3个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

手机微信有个段子就是描绘他的，说一个老同志到了汉城，“你怎么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怎么来的汉城？”回答说：“老子以前就来过，是开坦克来的。”那次，韩先楚是开坦克去的。美第八军军长沃克中将，美军著名的将领，欧洲战场第四装甲军军长，以迅猛强悍出名，有“猛狗”的称号。1950年12月23日，在韩先楚指挥的38军追击下，翻车身亡。朝鲜人民军说，我们把沃克打死的。美国人回忆，志愿军追得太紧了，逃跑的时候吉普车翻沟里去了，摔死的。我经常讲，韩先楚是杰出的将领。后来很多人采访他，请他讲作战要能、作战技能、致胜要点。韩先楚认识的字都不是很多，我觉得正因为这样韩先楚没有任何的理论的羁绊，他讲的话非常实在、非常直接，就是一句话，“对手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今天，我们的将军千万不能造成对手不知道我的温柔，对手不知道我的和谐，对手不知道我的顾全大局。这不是将军。韩先楚，“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这一类人物，就非常像汉高祖刘邦当年讲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里的猛士。

朝鲜战场回来，毛主席下令：韩先楚到福州军区当司令。他不想去，因为福州军区都是三野的部队。毛主席说，不想去也要去，一定要把一个解放海南岛的人放在福州当司令，让台湾看看，打下海南岛的人，现在到福州当司令了。领袖用人的方略，威慑是仅仅是东风31、巨浪2、东风21丁这些兵器吗？毛主席把韩先楚放在福州就是威慑，这是指挥员达到的最大效能。

战争年代韩先楚这样的将领在我军比比皆是，那是一批杰出的将领。南京的作家朱苏军讲过一句话，“就是这批人，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别无选择而后成大器。”这句话多好啊。今天我们的选择太多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难成大器。他们背水一战，他们一意孤行，他们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他们终成大器。他们是为求生，而不是出世为将坦然从容的。这就是他们戎马生涯带有以命相搏的彻底性。他们身上浓浓地凝聚着东方的、民族的、党性的、血缘的精神内涵。必须深刻地理解他们，研究他们，信仰他们，然后才可能正确地继承他们。

为了应对强大的对手、实现伟大的目标，必须解决将军的差距

我们一方面讲军事教育、军事训练，我们过去有多少财富，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冲杀出来的？这是我们今后取之不尽的财富，是我们的军事教育取之不尽的财富。尤其今天，我们和过去再也不一样了。中国国家领导人讲，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现在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十万亿美元的国家只有两个，第一，美国，17万亿；第二，中国，13万亿。全世界国防开支超过一千亿美元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5900亿美元，另一个是我国1500亿美元。我们应当非常欣慰有这么强大的对手。我的前任跟我讲他跟美国打了40年交道，最后退休之前说了这句话：“不经过一次严重的较量，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中国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也可能我们做好了准备，他知难而退，但这个较量一定要来到。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就知隐而进。南海、东海，尤其是南海，较量已经开始了，不是说接触一下就完了。

今天我们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定要弥补我们的差距。我们的差距是什么？2012年，军-委-领-导在国防大学讲：“我们今天关键是人的差距，关键是领导干部的差距，关键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差距，关键是将军的差距。”

解决这些差距方面，国防大学责无旁贷。我们的军官能否具有大国军官的历练、素质、胸怀，这一代军人必须迈过去。这不仅仅是我抓多少钱、控制多少地皮、找了多少人、多少人听我的话、多少人是我提拔的，绝不是这个。我们有前卫军人，我们也有很好的榜样，像空15军军长李良辉，充满了缺点的军人，走到哪，哪掀起战备训练的高潮，到15军，15军这样；到宁夏军区，宁夏军区也这样。

李良辉

再如，南海舰队502编队指挥员陈伟文，1988年“3·14”海战，积极主动创造性地登陆到南海，挽回被动局面。今天的南海，他有重大贡献。打了这场仗，他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他指挥海战的时候是副军，退休的时候他还是副军，他不是按照军衔，而是业绩来完成。

二炮司令李旭阁，对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做出了重大贡献。80年代中期和末期，军队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军委领导、中央领导都对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很大的质疑，花那么多钱搞这个建设，对不对？是李旭阁他们保证我们战略导弹没有断代。如果当时我们断代了，今天会非常被动。回想起来，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做出杰出贡献的军人。海军副司令员张永义，航母舰载机训练的总指挥，退休前两个月，“辽宁”号航母完成舰载机着舰，整个期间全力以赴，锋芒毕露，得罪了不少领导，总部领导对他也不屑一顾，但是他对我军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