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 魂
习近平同志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91周年纪念日。91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全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
“军魂”就是军队的“灵魂”,现在很少有人讲“灵魂”这个词了。“灵魂”不是迷信中的鬼魂,而是指人们的“信仰”和“精神”。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不是有些影视片中宣扬的传统“侠义”精神,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毛泽东思想具体体现是在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所写的各类文章、诗词和所有讲话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原著,这些原著就是毛泽东同志一生在革命实践中用心血所凝结的“毛泽东思想”。
一、“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要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我们可以从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北伐军为什么能够势如破竹地取得胜利,从当时的一首歌词中唱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就足以证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孙中山先生当时最伟大的决策不是他的老“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是他后来提出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植于人民。1927年8月1日,南昌“八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起义军几经挫折,后来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支起义部队最早打出“中国工农革命军(即红军)这面旗帜,建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南昌“八一起义”的部队和“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5月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8月25日红军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7年9月11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活动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1937年10月2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解放区各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等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编成了五大野战军。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这是全军性改称“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从创建红军开始就能够不断地壮大和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替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根植于人民之中,人民子弟兵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所以叫做人民子弟兵。人民军队始终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军魂”。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1]
“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
人民子弟兵始终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服务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所唱:“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因此,每一个人民军队的军人都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战士。
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红军)为什么一开始就是人民的军队?因为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和在国内的代理人,他们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活动,提出中国“军队国家化”。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因为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就等于放弃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习近平同志新时代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军魂”,习近平同志说: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习近平同志对军队建设还说: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带头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军委权威,不能有半点含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早在三湾改编时就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支部建在连上”,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一定能够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47年10月,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强调: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3]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一建军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
三、“人民战争”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5]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日本岛国能够欺侮我们?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清晰地告诉我们: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6] 并且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
面对帝国主义者的欺侮,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各种条件非常落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7]
为什么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从现在看过的电影电视剧中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怎样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热爱的。无论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为红军做军鞋,送军粮,还是抗日战争中的象沂蒙山区的《红嫂》类的光荣事迹中,人民群众都是把人民子弟兵当做自己的亲人。有的为了保护好人民战士的后代,宁愿牺牲自己的孩子。
在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三大战役“中,最能说明人民战争威力的是《淮海战役》这一仗。
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六个师,共约八十万人,出动飞机高达2957架次。解放军参战部队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连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六十万人。
六十万人对八十万人,在兵力上国民党军队占了优势,而且他们还有飞机和美式现代化武器,在兵员和武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能够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陈毅同志在1951年2月1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概括说明决战胜利的原因,其中“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成为五百万对八十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
在淮海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 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 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也真正是人民的胜利。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又一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8]
忽视了政治工作必然会导致所有工作的失误,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
政治工作是什么?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阵营。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外实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敌人。对内就是政治宣传教育,实行民主政治管理。“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9]
早在井冈山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纠正了当时“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的错误思想。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0]
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11]
“忆苦思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成功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之一,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应该有深切的体会。在革命战争时期,通过“忆苦思甜”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更加有效。
邱少云同志原先是国民党军队抓的壮丁,参加解放军后,通过人民军队的“忆苦思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忆国民党军队当兵遭到打骂的苦,思参加解放军后实行民主的甜,两相比较,使邱少云同志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最后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之一。
“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12]
“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是培养缺点政治军事人才的地方,从“抗大”走出来的同志政治觉悟非常高。“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从事学习的。”[13]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必须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的好坏是与党内、军内的政治工作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4]
习近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工作精神,200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同志于31日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奋斗。习近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说,“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阐明了新形势下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揭示了强军兴军必须强政治、铸军魂的内在要求,指明了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的最有效的措施。只有加强政治教育,才能使每一个战士清楚军歌中“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的真正含义
军队不抓政治教育,战士就不清楚为谁打仗,就不会明白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就不能称之为人民的军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铸造的“军魂”。
五、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革命英雄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不同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突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勇斗志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榜样。个人英雄主义是一种缺乏组织纪律性的个人行为,不值得提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侠义精神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
毛泽东同志对人民军队的评价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15]
无论是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岁月还是在抗日战争的刀光剑影中,无论是抗美援朝战争的飞机大炮轰炸下还是保卫祖国的各个战场上,人民战士都能够遵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16] 他们始终“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会被敌人所屈服。”
当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人民举起了屠刀,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革命的事业牺牲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17]
在井冈山和反“围剿”斗争中,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各个革命战场上,无数红军指战员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有卢德铭、方志敏、王尔琢、毛泽覃、刘志丹、……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支撑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抗联队伍中,出现了左权、杨靖宇、彭雪枫、马本斋、琅琊山五壮士、赵一曼、冷云(八女)等无数为了抗击日本侵略都而牺牲的优秀的人民战士。
在解放战争中,有永生战士董存瑞,侦察英雄杨子荣、苟福荣、齐进虎,孤胆英雄陈树棠、赵文才、梁士英、梁振江,拼刺英雄刘四虎……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毛岸英、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就是因为具有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能在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与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部队作战,最后战胜敌人,保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和平。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人民军队中涌现出了许多象雷锋、王杰、欧阳海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防洪抢险中牺牲和没有牺牲的人民子弟兵……
从人民军队诞生之日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战士一直继承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为了国家复兴、民族解放和人民利益而付出自己生命的英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8]
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唱道:“从无畏惧 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在强大的苏修和美帝两霸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政治打压和经济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同志敢于与之进行坚强的斗争。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5.20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并一针见血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
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就会回到晚清和民国时期那样任人宰割,中国的军队也就会变得象国民党军队一样对外(侵略者)奴颜屈膝,对内巧取豪夺,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摒弃了毛泽东思想,革命英雄就会遭到诋毁甚至造谣诬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定会被人嘲弄。
革命英雄主义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革命精神,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军魂”。
六、“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人民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除了具有以上的“军魂”外,还必须具备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同志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军队的组织纪律,早在1927年9月底,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途经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在这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
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时不但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提出了成立“士兵委员会”,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加强军队纪律建设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视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严密的纪律性,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革命斗争中作过一些修改,直到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才正式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每一个军人都必须执行的纪律制度,并谱写成了人民军队行军的《进行曲》。
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建了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保持人民军队革命性、政治性、人民性和战斗性的本质,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
注 释:
[1]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1页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四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7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9页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1页
[4]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
[5]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1页
[6]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958年9月29日),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7]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8页
[8]毛泽东:《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5页
[9]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5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0]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404页)
[11]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3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92页
[12]毛泽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页
[13]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1日),1939年5月10日《新中华报》
[1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9页
[15]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7页
[1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
[17]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1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6页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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