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零差评”影片——《我不是药神》——上映了，极短时间内就斩获十几亿票房，圈粉无数，好评如潮。其实，在点映之后，网易、凤凰网、新浪、光明网等媒体就已经先声夺人对影片给予了山崩海啸般的极度赞美：“《我不是药神》以出色的题材，探讨了种种现实中的矛盾与困境：病人的生存困境，药贩子的道德困境，警察的法律困境，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刻画困境的同时，更让人思考困境。题材中蕴藏的温暖与希望，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让人感受到该片的人性力量。”（网易娱乐）；“《我不是药神》不仅象征着中国现实主义批判题材影片的重生，同时也彰显了我们电影的审查制度也在不断进步”（凤凰网娱乐）；“一部口碑炸裂的电影横空出世”（光明网）。这样不吝辞藻的赞美，对一部写实题材的影片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那么，《我不是药神》究竟是如何蕴藏“温暖”的“人性力量”，又是如何进行“现实主义批判”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走进影院。

　　影片中，徐峥饰演的“程勇”是一家陷入窘境的男性保健品店的小老板：婚姻已经“入土”，孩子需要养护，店铺无力交租，父亲急需手术，而生意却每况愈下，“程勇”的生活似乎走进了绝路。正在此时，白血病人“吕受益”（王传君饰）告诉他一套赚钱的“路子”——走私印度仿制的“格列宁”（治疗白血病的药）。刚开始，他拒绝了，但父亲紧急的病情迫使他不得不改变主意，铤而走险，开始走私印度“格列宁”。随着情节的发展，在违法成本和巨额利益的权衡中，“程勇”经过挣扎，最终放弃走私，选择了为父亲和孩子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如果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也就顶多不过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喜剧罢了。但是影片用 “吕受益”由于无钱购买高价药而死去的情节转折，彻底改变了“程勇”原来的想法，他决定再次走私印度“格列宁”，并开始了他的“药神”之路。自此，影片剧情逐渐向高潮发展。当“程勇”把进价500元一瓶的印度“格列宁”以同样的价格卖给患者时，当“程勇”把进价2000元一瓶的药仍然以500元卖给更多的患者时，“程勇”在观众的心里便完成了从市侩商贩向“药神”的华丽转身。的确，“药神程勇”是令人敬仰的，我也被感动得泪如雨下。但这还不是真正的高潮。随着法院对“程勇”作出宣判后，载着“程勇”的警车在羁押法警的示意下缓缓驶过人头攒动却寂静无声的街头，影片走向了最终的高潮（点题）：路边那一个个戴着口罩的脸和一双双包含着泪水的眼睛，似乎在无声地传达着愤怒和绝望。人群纷纷取下口罩，露出被口罩遮掩的嘴，婉约表达了对寂静憋闷的抗争和解脱，暗喻了言论自由和勇敢的反叛。

　　影片所展现的“人性力量”的确是够“温暖”：剧中，包括“牧师”、“彭浩”、“思慧”在内，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感人至深的情节，都有情有可原的地方。甚至连黑心的假药贩子“张长林”，哪怕他当初把500元一瓶的药以20，000元的价格卖给患者，影片都帮他设计了感人的情节：警察让他供出走私者时，他向警察要了一根烟。当警察（甚至包括一些观众）以为他接下来要说出走私者时，“张长林”却吐出一个烟圈，说出三个字，“不知道”。审讯的警察被气得吐血，但观众心中却是一块石头落地，乃至被“张长林”的“义举”感动的热泪盈眶，似乎看到了恶人身上“人性的力量”，尽管这种“人性的力量”多多少少仰赖于之前“程勇”给他三十万元“封口费”的金钱考量。

　　影片还着力（按照好莱坞大片的套路）刻画了办案民警“曹斌”的“温暖”和“人性”：曹斌不仅多次在“局长”面前替“程勇”求情，而且还在同事已经抓住“程勇”和购买加药的人的情况下，法外施恩，让手下放了他们。这“温暖”的“人性力量”在表现执法部门内部矛盾冲突的同时，烘托了作为政府执法机构代表的“公安局长”之不得人心、不近人情和冰冷僵硬。

　　尽管有如此众多“温暖”的人物和情节，但细心的观众仍然会发现，影片中有两个人是无法被原谅的：一个是“公安局长”，自始至终，“公安局长”都冷酷无情，坚持严查“程勇”。哪怕“曹斌”向他报告“走私药功效与正品一样，价格却是正品的十几分之一”，而“公安局长”却丝毫不为所动，冷冰冰地告诉“曹斌”：“这些年，法大于情的事情还少吗？”这句经典的台词，丢下一脸愕然的“曹斌”扬长而去。这里借着“公安局长”之口，狠狠鞭挞和批判了“法治”的不近人情。

　　另一个不能被原谅的人就是“法官”。当辩方律师向他陈述“程勇”购买药品不是为了盈利，甚至还倒贴大部分药款时，法院依然作出判处“程勇”有期徒刑5年的决定。在观众的心里，这样的“法官”（司法体系）难道不令人愤怒和憎恶吗？而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程勇”的原型并没有被法院判刑，而是免于起诉，司法体系在法与情之间找到了平衡。但是影片却对此置若罔闻，为了渲染情与法的矛盾，刻意设计了这样的煽情情节，为影片最后“送别”的高潮场面埋下伏笔。

　　影片除了通过描述和烘托芸芸患者对生的渴望和面对天价药的绝望和无奈，展现了除“公安局长”和“法院法官”之外的诸如“程勇”等一批普通人物“温暖”的“人性力量”，《我不是药神》还对现实的残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以此获得“批判现实主义”的美誉。可能最值得称道的，是影片通过对“医药代表”形象的刻画，揭露了资本的贪婪、残酷和血腥。为了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瑞士“格列宁”把每瓶药的价格定在四万元的天价水平，对芸芸众生求药不得的哀痛绝望置若罔闻。为了打击“非法”仿制和售卖具有同样药效的印度“格列宁”，维护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瑞士“格列宁”不仅在国际上通过国家力量对生产仿制药的印度生产商施加压力和影响，其在中国的“医药代表”还利用公安局和法院等执法机构，通缉和抓捕“非法”售卖印度“格列宁”的人，甚至参与到通缉抓捕的公安局办案会议旁听！这些情节描述可以说尖锐讽刺了执法机构被资本操控利用的现实。由此，资本暴利嗜血的形象多多少少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视野。

　　然而，影片中这种现实主义的批判只是点到即止，浮皮潦草。比如，影片并没有着力深挖产生天价药的根本原因——医疗市场化和资本化，而是剑走偏锋，通过瑞士“医药代表”之口为其暴利辩护：新药研发成本高，高药价是对研发成本合情合理的补偿。而如果不打击仿制药，正版药就没有研发的动力。影片在为“资本利润逻辑”找到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借口之后，并没有进一步把批判的笔锋指向“资本利润逻辑”，而是心满意足的原谅了资本的贪婪成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半遮半掩、不彻底的批判，在众多媒体笔下却成为影片批判现实主义的赞歌。某主流网站所谓的“高药价是对专利合理合法的保护”的观点让我们很难理解其中的逻辑，就像他们也很难理解屠呦呦们研发青蒿素时并不需要高药价来保护创新的动力一样。事实上，造成高药价的根本原因是医疗市场化。在医疗市场化的过程中，患者和家庭不堪承受的事实表象人人都看得到，关键问题是要找出表象背后的根本症结，并开出正确的药方来。可惜，《我不是药神》没有把主要矛头指向天价药和医疗市场化，反而更多地刻画了“公安局长”和“法官”（在影片中，公安局长和法官无疑代表着政府）的冷漠和无情。在影片精心构建的“现实”中，观众们被带着节奏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煽情。最后，大家痛苦地发现，政府对天价药近乎于无所作为，甚至助纣为虐，政府部门在资本面前俯首称臣，成为它驱使的执法队，使得陷入困境的患者们不得不面对天价药等死。人们在一次次失望直至绝望之后，只剩下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愤怒。当病患的自我救赎遭遇被资本绑架的执法时，患者的绝望和社会的怒火交织在一起，酝酿、发酵、爆发……此时，观众们恐怕都会像影片歌词中所唱的那样：愿为险而战……生命的火已点燃……

　　至此，《我不是药神》在博得喝彩和粉丝无数外，其若隐若现的抑扬取舍，不得不令人心生疑虑。客观地说，今天的中国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但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有目共睹，这与政府的主动作为是分不开的。尽管剧终以字幕形式向观众说明了政府把高价药列入医保的范围和其它医改的种种惠民政策，但总给人一种被逼着前进的感觉，而不是主动作为。事实是这样吗？显然不是。我们可以对政府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甚至批判，但是目的是解决问题，态度和姿势应该具有建设性，最关键是客观公正。任何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批判，其动机都难免使人不得不警惕；任何有意无意制造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对立，并无限度加以渲染的文艺作品，都难免使其客观公正和建设性意义大打折扣。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背后，我们呼唤的是建设性的力量，而不是解构社会、解构政府的力量。

　　在舆论多元化的今天，老百姓的合理诉求和某些别有用心的目的交织在一起，我们社会的情绪常常容易被某些人设定的话题引爆，政府的公信力也常常会遭到各种解构的挑战。但新中国近70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种解构注定会失败，而且会败得很惨。因为中国将会在革旧鼎新中纠正错误，砥砺前行，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就是我们的自信。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宏国智库理事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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