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资本关在笼子里

孔丹

（2018年6月23日在国浩法治论坛上）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法律工作者：

　　大家好！

　　为切合今天论坛的主题，我想通过几个案例，简单剖析下中国改革开放与金融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次危机。

　　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说起始于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会议结束后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志约请了当时民族工商界的“五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希望他们为改革开放做贡献，并特别指定荣毅仁先生筹备组建成立一家公司，自主经营，包括对外合作事宜，意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拓出一条道路。荣毅仁先生受命成立了中信集团公司，即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有三个要素，一个是国际，一个是信托，一个是投资。这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是个创举。那时的信托与我们现在理解的信托不一样，它相当于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可以把信托来的钱拿出去直接投资，这对于开启改革开放的征程具有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之后，全国陆陆续续成立了很多类似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比如广东、大连都成立了许多在当时很有名的地方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面通过几个案例来看看金融业发展中出现的几次危机是如何解决的。

　　案例一：90年代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危机

　　中信集团成立后不久，光大集团及其下属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随之成立。从1991年到1994年，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很快就从几个亿发展到140个亿的规模。但据我了解，他们当时已经亏损了8000万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8000万美元是一个巨额数字，那一百多亿资金大多是他们通过高息揽存来的。

　　那时候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还不是很全面，融资的渠道非常有限，资本市场还没能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业态对于当时的经济及各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金融方式却走向了极端。我们在调查时发现，其内部账目是有问题的，表面上每年盈利，实际上并没有收益，且每年成本在25-30亿之间。这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问题该如何解决？大家会问，难道就没有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吗？事实是当时没有，我们的法律还不够完善，这个问题是中央直接处理的。我当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债转股，把债权人的债权转为股权。但最后没做下去，而是通过借款来予以偿付，这就变成光大集团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

　　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曾向央行领导提出，光大国际信托事件不是孤立的，其他的国际信托公司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高息揽存和资产状况恶劣的情况，希望加以注意。1999年，有三百多亿规模之大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破产了，破产程序直至2003年才完成。此后，大连国投也进入了破产程序。只有中信坚持信用偿付，而没有走高息揽存的道路。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会付出代价。在当时创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几乎成了一花独放，直到问题频出而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革，并最终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案例。

　　案例二：21世纪初中信银行的危机

　　第二个是中信银行整合的案例。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形式出现问题没多久之后，1999年中央剥离的不良资产体量将近14000多亿，在当时可谓是巨额资产，但都还未形成系统性危机。2000年我调到中信，通过摸底发现，中信银行从1987年成立到2003年形成了300亿不良资产，需要拨备和核销坏账的有200亿，当年的净资产差不多60亿。这样危机就来了。当时我发现其他银行都普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这是非常严重的挑战。后来我们通过发债、补足资本金、补足净资产等手段，使其于2006年成功上市。这是我参与处理的第二次危机。

　　案例三：2008年中信泰富外汇期货事件

　　2007年中信银行上市后，发展得较为健康，但在2008年美国出现罗曼兄弟事件后，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机构也出现了问题，这就是中信泰富“累积外汇期货”事件。当时中信泰富的财务人员没有遵守风险政策，导致153亿港元的合约损失，这在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足以搞垮一个企业。但我们补救得不错，对中信泰富做了增资，并由中信集团承担了一部分外汇合约。如果采取壮士断臂的方式来处理，就会引起交叉违约，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听到很多人议论“孔丹就是中国的雷曼兄弟，他们快完了”，但我们利用各种手段处理好了这个事件。这个阶段过去之后我们还盈利了。

　　美国是老师，我们是学生，现在学生被老师坑苦了。我们要学习，但怎么学？事实上，严格的监管、基于历史经验建立起的风险控制架构我们没有学好，却学会了金融“脱实向虚”、搞衍生产品。后来我发现，中国各大金融机构都陷入其中，他们利用客户的投机心理，不同程度地向客户推销衍生产品，以追求高回报，不仅损害了很多客户的利益，也损害了许多金融机构的信用。

　　把资本关在笼子里

　　今天让我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和金融改革发展，我有这样一个感受——我们的发展，应该说方向是非常对的。金融对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风险非常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第一个攻坚战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在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只看到一些设计的正面效果，但也要看到它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困难，我们要早做准备，早做防范。资本是逐利的，如果为追逐资本的最大利益而无序发展，其负面作用就可能超过正面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和管控，把资本也关在笼子里。

　　谢谢大家。

　　主办方代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教授向孔丹董事长颁发演讲纪念圆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