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如影随形，互相适应。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掌控了世界民主政治的话语权，将民主简化为选举，以“选举民主”为各国民主政治实践的圭臬，用有无竞选来评判其他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并满世界地进行所谓的“选举援助”，甚至不惜武力干涉别国内政。选举民主究竟有何魅力让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推崇备至呢？马克思深刻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从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只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在西方选举民主的表象下掩藏着资产阶级不能言说的真实意图。

　　真相一：西方选举民主造就“权钱交易”的政治市场，为资本俘获政治提供公开合法的制度性平台

　　资本是资产阶级征服世界最有力的武器。而资本发挥作用的舞台是市场，只有借助市场这个舞台，资本才能发挥它的威力，实现它的最终价值。在经济领域中，资本通过生产要素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商品市场，实现产品的增值，赚取利润。同理，资本要想在政治领域释放能量，显示威力，需要有一个政治市场，通过“权钱交易”实现收买权力、俘获政治的目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民主中，各大资本(利益)集团以选举捐助(政治献金)的形式，出钱支持自己选中的代理人(如议员或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代理人再用资本集团捐助的钱去争取选民手中的选票，争夺国家权力；选举获胜后，当选者再按选举捐助金额多寡论功行赏，对各捐助者或加官晋爵，或用手中权力制订有利于各捐助集团的政策予以回报，以确保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这样，选举民主实际上就成了各资本（利益）集团、政客与选民之间进行“权钱交易”的政治市场。

　　有了选举这一政治市场，资本在政治领域中便有了用武之地。选举这一政治市场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合法化平台——选举捐助制度。2010年和2014年，美国联邦法院分别作出裁定，取消集团直接捐助候选人禁令和个人捐助上限。从此，资本可以公开地自由驰骋选举沙场。有人戏谑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腐败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将腐败现象合法化。”选举捐助制度铸就了西方民主的金钱政治底色，为资本俘获政治提供了便利渠道。研究发现，从1964年到2014年，美国大选中的获胜方，几乎都是募集选举捐款最多一方。同时，获得权力方给予捐助者以巨额回报。据美国媒体披露，从2007年到2012年的5年时间内，美国200家企业在游说和竞选捐款方面共耗费58亿美元，却从联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了4.4万亿美元的回报。也就是说，在美国，企业在选举市场上投资的回报率高达1∶760。需要指出的是，选举捐助并不为美国独有，而是实行竞选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普遍现象。

　　真相二：西方选举民主既有民主属性更有权贵禀性，是资产阶级利用民主的形式来行使权贵统治的基本方式

　　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实行一人一票，同票同权，公开公平公正，所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应当承认，与封建世袭制比较，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民主的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也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指出：“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恩格斯提醒人们更应该注意，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具有亲精英的权贵禀性。列宁也一针见血指出：“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选举民主的权贵禀性体现在：其一，选举总是附带各种限制性条件的。在当代，虽然法律规定了人人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各种隐性的限制条件还大量存在，如选民登记要求提供详细身份证明文件，在投票地点和时间选择上设置障碍，等等。其二，选举是各类社会精英表演的舞台，选举过程是各类资源如金钱、出身、声誉、表演能力、口才、颜值等的大比拼，选举结果总是拥有丰富资源、良好形象、能言善辩的候选人胜出。其三，选举民主总是由实力雄厚的资本集团和名声显赫的政治家族把持和操纵的。美国号称是西方民主的典范，其总统选举却总是由几大显赫家族所操控，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特、哈里逊、罗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等大家族都是美国政坛呼风唤雨的政治势力。英、法、德、意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西方选举民主的权贵禀性源于以下因素：第一，群氓假设。西方资产阶级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共识，他们一致认为人民群众是无知、懦弱、盲动的乌合之众，不具备治国理政的学识和品行，所以应该通过选举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精英来行使。第二，精英政治的传统。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社会一直都是憎恶民主政治（多数人的统治），颂扬贵族共和，推崇贤人政治，实行精英统治，国家政权总是由各类经济政治精英执掌的。第三，代议共和政体的客观要求。出于对底层民众的恐惧，西方资产阶级历来都主张共和而反对真正的民主，所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多采用贵族共和政体，也就是精英代议制，需要选举代表，而选出来的代表都是那些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或者是有财富、有权势、有名望、有地位的各类社会精英。第四，国家治理的专业化、职业化。

　　选举民主的这种权贵禀性有助于实现资本统治，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推崇选举民主的重要原因。只要重温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选举的权贵禀性。如孟德斯鸠和卢梭认为，“以抽签来进行选举，乃是民主制的本性”，“在贵族制之下，……用投票的方法才是非常合宜的”。汉密尔顿是美国建国元勋之一，他曾劝慰美国上层阶级，请他们放心，每个阶级在政府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想，但在使人民自由投票的任何一种安排下，这种事情是决不会发生的。在这样安排的地方，代议制机关仍会由土地占有者、商人和知识界人士组成，极少有例外，因此不可能对政府风气发生任何影响。对此，列宁一针见血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利。”

　　真相三：西方选举民主有分散和诱导民众力量的功用，为资产阶级打压社会底层的广大普通民众提供了工具

　　在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他们笃信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穷人的统治必定会侵犯有产者的私产。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一步发挥，并创造了一个新词——“多数暴政”。这个词一经提出，即在西方知识精英中广为流传，表明整个西方精英阶层对真正民主心怀担忧与戒备：他们担心作为多数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阶级掌握政权，真的会均分作为少数的资产阶级的财产。所以，西方资产阶级精英为了保护少数有产者的财产，就去限制、改造、驯服真正的民主。

　　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共和政体才是驯服民主这匹烈马的缰绳。所谓共和政体，是指采用代议制的政体，也就是通过选举选出代表和代理人来表达公众意见，组织和管理政府。这种选举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是表达意愿、形成共识的方式，也可以成为扩大分歧、制造分裂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选举民主将人民变成了选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占人口大多数的、顺应历史发展和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其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具有集体性、革命性、先进性，是始终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而选民是一个国家中依法享有选举权利的公民，选民是有资格限制的，需要国家法律的确认，对国家来说选民是守法的公民；选民是分散的个体，分属于不同阶级的政党，散居在不同选区；选民不以发挥先进作用为标志。所以，人民变成选民不仅分散了人民力量，而且失去了人民的团结性、革命性、先进性。选举民主由政党通过竞争来运作，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操控，加剧了选举竞争。各政党为稳定自己选民队伍，必然要有“造盘”“护盘”行动，即将某些区域打造成本党稳定选票来源，人为地将人民划分成不同政党的政治拥趸。从某种意义上说，选举就是选择政策。各竞选政党通过政策主题操纵，让选民在不同甚至对立的政策中进行选择，从而在人民中制造政见分歧。此外，现代西方的选举越来越依赖商业媒体，而商业媒体为提高收视率或点击率，故意放大竞选双方的分歧，以负面新闻、花边新闻、爆料、曝光等来制造轰动效应，吸引人们的眼球。商业媒体的介入，扩大了选举的负面功能，加剧竞选双方对垒的氛围。

　　西方国家之所以钟爱选举民主，就是为了利用选举来分散人民力量，使之不能团结起来与自己进行对抗，从而达到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目的。

　　真相四：西方选举民主以形式民主取代实质民主，借选举授权之名禠夺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界精英和知识精英齐心协力，将选举包装打扮成为民主的标志。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步一步地扩大民众的选举权，顺势地将民主简化为选举。另一方面，西方理论界也完成了“选举即民主”的论证。194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民主的新定义，他指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从此，西方政治学界“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解，熊彼特的民主定义是民主的一种程序性定义，民主被看成是形成政治权威并使其负责的一种手段。选举成为民主的本质，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征都由选举产生。简单一句话，“选举等于民主”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的金科玉律。

　　选举变身民主，给民主带来一系列重要改变：一是将人民变成选民。二是将人民决定问题的权力放到第二位，而将选举挑选国家领导人放在了第一位，其实就是用选举的民主形式排除了人民决定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实质权利。三是变人民主权为人民授权。人民主权是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自己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利；人民授权则是人民把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让渡出来，然后委托给选举出来的代议者代为行使，实际上是人民权利的异化。四是将多数民众民主变为少数精英民主。

　　上述种种变化，实质上是以形式民主取代实质民主，不仅没有促进民主的发展，相反是对真正民主的背叛。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是选民经选举授予的。但实际上，选举只是统治精英利用选民投票形式，赋予自己行使领导和管理国家(当然包括选民)权力合法性的便捷途径。而选民收获的只是短暂的当家作主的心理体验，却要付出让渡亲身参与决定和管理国家事务权利的代价。对此，卢梭早就有过精彩的评论：“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那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是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也指出：资产阶级选举民主“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

　　从理论上说，选举是国家治权问题。而民主关注的是国家主权归属问题，实质上是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政权由谁来掌握的问题，表明国家的性质。一个国家的主权与治权可以统一行使，也可以分开行使；可由主权者亲自行使，也可以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民主的内容除民主选举外，还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显然，西方国家将民主仅限于选举，是片面的，是有预谋的：借选举授权之名，巧妙地将人民排除在国家治理之外，褫夺了人民参与决定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研究”[2016MZD006]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