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科学院、工程院每一次的院士评选，几乎都是一场内耗严重、成本极大的造星运动。各个部门都要进行角力，都要分一杯羹。院士评选，已经从表面的争名，走向了实质化的谋利。

6月13日，据媒体报道，由袁隆平领衔的青岛“海水稻”研发团队，将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达成合作。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将加入农村淘宝发起的亩产一千美金计划（每亩地的产值超过1000美元），而农村淘宝也将加入袁隆平“海水稻”团队袁米农业科技领衔的中国稻米食味与品质研究院，双方将在电商脱贫领域展开全面合作。此次合作，也意味着互联网+农业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协同。

袁隆平希望，未来三年内在全国推广种植一亿亩杂交海水稻。每亩盐碱地按最低产量300公斤来计算，每年可以增产粮食300亿公斤，相当于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

“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杂交水稻之父”……这样一位给中国带来世界声誉、为中国乃至全球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人，竟数次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历经湖南省四次推荐，才得以艰难评上。然而，在美国，他却获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称号，收获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像袁隆平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屠呦呦，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原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这是为什么？

院士荣誉：越来越“异化”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贵族标识”

中国的学术制度是行政化制度，资源分配，利益均分，都由行政决定，导致知识分子无心学习，汲汲于仕途。伴随着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院士这个学术荣誉，也越来越“异化”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贵族标识”。

因为这些影响与诱惑，使得很多单位都斥巨资打造院士工程，进行公关、疏通和联络。红尘滚滚，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路大仙，各显神通。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每一次的院士评选，几乎都是一场内耗严重、成本极大的造星运动。各个部门都要进行角力，都要分一杯羹。院士评选，已经从表面的争名，走向了实质化的谋利。

一些当选院士的丑剧闹剧不断地上演，而那些真正沉浸下来搞科学研究的人，常常是不暇或者也不屑去做这样的勾当，如此看来，他们成为刀下之鬼，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界认为，只有当院士真正回归于学术，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院士选举的内耗与负效应。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风气才会形成。

否则连袁隆平这类人都不能当选，只能是我们院士评选机制的耻辱。

    “评选院士，得有人抬举，但关键的还是自己要识抬举。”

已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曾透露，在他有选举权的时候，送钱、送物的都有。还有更隐晦的，候选人所在单位以召开学术讨论会为由，邀请相关评审委员会的院士参加，好吃好喝，再送一笔不菲的会议费。

2013年，贪官张曙光在庭审中，把过去近十年对院士评审中的那些“无实据”指责，直接“落实”为2300万受贿款。

从某些方面来看，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更像是一个名利场。更让人心寒的是，这一切，局中人都心知肚明。

“评选院士，得有人抬举，但关键的还是自己要识抬举。二者缺一不可。”清华大学的一个老院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当选之后，这些付出沉重代价的院士，当然要进行成本回收。

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核算风波”，一些院士推波助澜，无耻至极。更有甚者，打着各种旗号，骗取国家科研经费，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亿元。

最后出现了“五同”现象——“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订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瓜分殆尽，同归于尽。”一些院士的剽窃、造假、学术腐败，让人触目惊心。

科学界元老周光召曾建议“取消院士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也曾在两会上提出“解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设想；

教育界某委员痛陈：“彻底反思我们的科研体制，现在都在大张旗鼓地搞科研、争项目，但95％的科研论文是垃圾！”

……

诚然，两院院士中也不乏诸如袁隆平、屠呦呦一类默默奉献的科学家，但既然有有志之士提出这样的建议，足以说明目前中国两院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倘若不经必要的机制改革，不正之风就会蔓延，袁隆平式的遭遇就不会绝迹，而事关国家的这些丑闻也会越演越烈。

（来源：全球创新论坛）